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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底金字-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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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一个即将消逝的概念

    字书这个词,已经不常用了。它是就小人书而言的,也会随着小人书的消失而消失。但字书这样东西,还不会马上离开我们。    
    六七十年代,孩子长到三四年级,只要不是太笨,大多开始了接触字书的经历。当他们囫囵吞枣地看完《欧阳海之歌》或《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后,一定有一种类似拿到汽车驾照这样的掌握了一门技艺的快感。这个印象也一定终生不忘。倘报纸的读书版拿“我看的第一本小说”作怀旧征文,来稿也一定会丰富多彩、五花八门。    
    “毒草”还在泛滥    
    “文革”爆发后,几乎所有的长篇小说(大概仅《艳阳天》、《沸腾的群山》等个别作品例外),都被打成毒草,成为禁书。还不止是小说,像《外国名歌二百首》这样的文艺作品,像《十万个为什么》这样的科普读物,也跌入冷宫。报纸上是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作家和翻译家挨斗的挨斗,坐牢的坐牢,自杀的自杀;无数家庭的无数藏书抄走的抄走,毁掉的毁掉,封存的封存;出版社看家的书(如中国青年出版社的“ 三红一创”,即《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都被束之高阁;新华书店更是一派萧然的气氛……    
    茅盾的子女在《父亲茅盾的晚年生活》中,提到人大“三红”的红卫兵来抄家时的一个场面:    
    爸爸家中最多的是书,可是红卫兵倒不认真翻书,只有一个女红卫兵指着满屋子的书架问爸爸:“这些书你都看过吗?”拿军刀的头头说:“ 这些全是大毒草,看得越多中毒越深。我们只读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书一本顶一万本。”⑧    
    茅盾当时的处境,尽管也不怎么样,但与更多更不幸的作家相比,还算是幸运的,顶多属于靠边站的一类。毛泽东有指示,个别文化人不在批判之列,茅盾名列当中。他的作品(如《林家铺子》)尽管也不能幸免于横遭批判,但人似乎从未尝过“揪出来”的滋味,家里的书也未被抄走。但这段出自他家的对话,却反映了字书在“文革”初期的真实境遇。    
    一阵疾风暴雨过后,“毒草”们并没有被灭绝,时显“沉渣泛起”之势。漏网之鱼,还在游弋。有个住在军队院里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院大校楼一位留苏的九级干部家被抄后,家门洞开,他有一次去那里游荡,看见桌子上赫然摆着一套《静静的顿河》,顿起肃然之感。三十年以后,我也有过一回类似的经历:2000年的夏天,去哈尔滨开会,有人在车上和北师大教授汝企和闲聊,说起他的姓不多见。我随口答茬说:有个翻译家叫汝龙。汝教授说:他是我父亲。我听后也“顿感肃然”了一番,眼前闪过这位有名的翻译家以及和他相关的托尔斯泰、契柯夫乃至聂赫留朵夫的影子。那些年那些作品曾让无数的孩子大中其“毒”,当中也一定包括破“四旧”时杀在前面的红卫兵。所以说,矛盾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人生的方方面面,尽在变数当中,这也是生活的辩证法。    
    复课以后,学生靠分看家和吃饭的时代已经过去,有了不少闲工夫。一些孩子“飞”在外面瞎折腾,另一些孩子呆在家里大看借来的小说。那时学“毛著”的榜样门合,有“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的经验之谈。这样三句话似也可以用在一些孩子读小说的体会上,以至传看小说,成了在一部分孩子中风靡一时且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    
    他们看的,都是些传来传去的小说,有的是从图书馆流失出来的,盖着形形色色的单位公章。外国小说中,不少是竖排繁体字的那种,人名和地名用曲线或直线标出。因库存过久,纸张多已泛黄,散放着一股仓库中的霉气味。很多小说由于倒手次数过多,成了少头缺尾的残书。不知道过了多少道手,遇上看不过去的,包上马粪纸书皮,用钢笔写着《安娜·卡列尼娜》、《红色保险箱》、《上尉的女儿》、《三家巷》、《苦菜花》、《古城春色》、《莎菲女士的日记》……也有的干脆没头没尾到底,书看完了还人家时,还得现打听书名。那也看得如饥似渴,废寝忘食。我估计有些小说没头没尾是故意之举,至少是读者自我保护意识的一种体现,不然让“毒草”招摇于市,有点危险。一般来说,小说的传阅速度都是闪电式的,头天拿到手,便被叮嘱:“明天想着还我。”很多孩子的书包里总装着一两本没头没尾的小说。大街上也常见兜里揣着小说的孩子,路上碰见熟人,问:“干嘛去?”答:“还书去。”或者应了后来的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里的那句话:“你拿的是什么书?”回答当然不会是《歌曲集》。中间插一杠子,把书截走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而借书给他们的孩子,已经说不准是几道贩子了。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黄新原的读书生活

    黄新原是我的朋友,确切说,是高我一级的同学黄汉青的哥哥,多年前因一次工作上的合作(我给他写的一本书作编辑)而有了过往。论岁数,他应该是68届的,由于身体原因(不是成绩原因)蹲了一班。他父亲在玉泉路的政治学院和红山口的军事学院之间调来调去,他家也随之搬来搬去。他的身体比较糟糕,打小有哮喘的毛病,去年又安上了心脏支架,植物神经也不大正常,怕风,休息不好。但他精神尚健旺,聊天时,常能听他翻腾出小时候的旧事,很有一些是和孩子看书靠边的。    
    “文革”初期,他家在玉泉路政治学院。他这茬孩子成长到大看小说的时候,不分中外,几乎所有作品都成了“毒草”。孩子都有点逆反心态,越不让看,越得看。书借不出来但偷得出来。院里几个高玉宝式的孩子合谋在学院图书馆溜门撬锁,黄新原也在当中。好在那时图书馆管理松懈,已陷于瘫痪状态,经常是大门一锁,管理人员便没了踪影——多半“闹革命”去了。他们大得其手,拣自己喜欢的往家里运,然后换着看。    
    后来,他父亲受命给军委办事组(由黄吴叶李邱等人组成)讲《法兰西内战》和《反杜林论》这两本书,凭着一纸盖着总政公章的介绍信,可以在中国书店买旧书。他说,他父亲借机廉价买了大量的与两本马列经典不搭界的旧书,不下几百本,光《圣经》就有三种版本。他也跟着看。他父亲曾指着一本《曾文正公家书》对他说:“你可以看看这本书。”这在家长中,是做了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当时曾国藩的头上,顶着 “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的帽子,看他的书,无异于看蒋介石的书。没点见识的家长,躲之都惟恐不及,岂有放任孩子接触“封资修”甚而反动作品之理,更不用说推荐给孩子看了。    
    再后来,黄新原随着部队子女的大流,参了军,在老挝前线的一个山头上扎营一年。回来时,哮喘病犯了,住在天津的464医院里。那时他身份是大头兵,医院里有个年龄和他相仿的女大夫,已经是四个兜了,人也算长得漂亮,就是有点个性。有一回两人聊天,女医生问他:最喜欢看什么书?他大概说的是《三国演义》。对方抱以不屑的一笑,再问:外国的呢?答:《牛虻》,对方又抱以不屑的一笑。把黄新原问得只好反问她:“那你最喜欢看什么书?”女医生也用反问代替回答:“你看过《战争与和平》吗?”他还真没看过,一时张口结舌,有种“窝脖”的感觉。后来他借到一本《红字》,被女医生知道了,拐着弯找小护士来叫他。那天黄新原正洗着脚,以为是说病的事,没敢耽搁,趿拉着鞋就过去了。女医生表示也没什么事,意思是听说他有一本《红字》,想借来看看。黄新原一听就撺了,这回是正色地一口回绝,好像还说了些“ 别说书是借的,就是我自己的,你也甭想看”之类的话。书还了以后,女医生后来也许意识到那次说话有点伤人,一再道歉,表示没别的意思,就是想看这本书。到了她也没看上。新原说,现在想起来,当时年轻,有点意气用事。但他从此也明白了一个道理,读书和读书之间,是有高低之分的。为了不致再遭跌份的尴尬,他后来捏着鼻子狂看世界名著。那时就是这样,很多孩子读外国小说,出发点是虚荣心作祟,最终却堕入小说的风情、情节、人物心理活动之中,丰富和成就了他们自己的文化底蕴。    
    手抄本    
    读书是一种极具私人化和静态感的生活方式,黄新原的读书生活牵扯了不少孩子,可知当年的读书,有时候确是风行到了一种集体活动。这类经历并非孤证,50年代前后出生的孩子,和书相关的故事素材,是说不尽的。我的同事黄蔚琦也常提这些往事。他曾提到一位画家的儿子在钢铁学院讲《基督山恩仇记》,连着讲了三天三夜,是当年在那一带轰动一时的事情。还有一位名范与中的才子,根据英译本手译《基督山伯爵》,写了六大笔记本,在孩子中传抄。“文革”当中,开了手抄本先河的,也许就是这部翻译作品。后来才有了《一只绣花鞋》、《第二次握手》、《曼娜回忆录》、《绿色尸体》、《别墅魔影》、《第100张美人皮》等手抄本创作作品。我们上中学时,全校盛传一个笑话:某班课间休息时女生留在教室,男生到走廊活动,向来如此。某日有个孩子上课看手抄本小说《曼娜回忆录》(也叫《少女的心》),竟致下课后无法站起来出门,当了十分钟的“党代表”。那时,有孩子看了手抄本,便在院里添油加醋地开故事会。像重庆梅花党的故事,就在北京孩子当中口耳相告,流传甚广,夜里听着还挺得慌,把王光美也搁了进去。孩子手抄的不仅是小说,我们上大学时,听说中文系有个同学70年代抄过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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