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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再次和国民党武装并肩作战。可是没想到“友军”的头儿戴笠竟那样坏，暗中勾结了日军，一支共产党员为主体的小队伍，被日本飞机炸了个死伤惨重。这使他对蒋介石的抗日诚意产生了根本的怀疑。
1939 年夏天，他奉组织之命到南京朱雀桥北堍开了个小百货店作掩护，接收在“中华联合通讯社”任首席记者的陈一峰送来的情报，处理后，送上海情报科联络员程和生上送。这是南京情报站的初建阶段。
张明达本来是个性格外向的人，习惯大规模群众运动。搞街头宣传，工人罢工游行，学生罢课请愿，他都走在前面。在人头攒动的大会上演说，举行飞行集会时，他带领群众在敌人的警察、特务包围中高呼口号，散传单，与敌人徒手搏斗；打反共的白俄报馆时，他怀里揣里铜板，蒙过警察检查线，一声令下，用铜板砸白俄报馆的印刷机。后来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和敌人明枪明刀相对，用机关枪手榴弹拼杀，他更展眉舒气。现在突然转到隐蔽的情报战线，他着实不习惯。
但是没办法，这是组织决定，他得服从。严格的纪律约束，使他不得不收敛一些锋芒。随时检点自己的一举一动，这就造成他性格的急剧变化，由外向转内向。办事先看三步棋，小心谨慎，不能多言多语。由于先天性格是明快爽朗的，受到这种压抑，使他在言行表现上常发出突然的爆发性，使周围人觉得他脾气火爆，甚至古怪。
每次，陈一峰送来情报，他得连夜处理。把原件烧掉，然后送到上海交给程和生。他很矛盾，一方面，他从看到的情报中得知了这些情报的重要内容，看到了这些情报的重要价值，也看到了他所从事的这项工作的伟大意义。然而，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总觉得憋得慌。但是，还是那句话，没办法，只得强制自己去习惯。后来，他又渐渐发现两大工作问题，其一，为送情报，陈一峰必须经常来光顾他这个不起眼的小店，一次来买条毛巾，再次来买包香烟，三次四次没完没了的来买些小零碎。这对于一位西装革履，经常活动在上层人物中间，进出高级机关、大饭店、跳舞厅的堂堂“中联社”首席记者的陈一峰，不是太不合身份了吗？容易露马脚的。其次，隔不了几天，他必须到上海去一趟。开始，可以对左邻盲舍放风说：“去进货”，“去兑付款项”，但是，次数多了，难免引起邻居们议论：“张老板怎么老往上海跑？”“有多大的买卖？进了多少货？”“有多大款项可兑付？”诸如此类的猜测，会引起更多怀疑。起码，“这位张老板真是靠这小买卖谋生度日的吗？”这又会引起更多的议论和猜测。中国人对邻居的观察和议论，比对他们自己的病体安危还要关心，这也算是一种传统吧。
缘于这两种考虑，他向组织上提出，经陈一峰活动，终于进了“中联社”。担任该社由南京到上海沿途各城市分社分发新闻稿、公函、资料的传递员，也称为“联络员”。他臂戴臂章，身穿制服，挎着“中联社”的大帆布公文包，上火车由“中联社”派摩托车送到站，走日伪军政机关高级官员专用的
通道，不受检查。沿途各站的“中联社”分社，则派专人按火车到站时刻进站接取新闻稿件等，到了上海，又有专用通道可走。日伪军警宪特没人过问，十分安全。
“中联社”雇有三个传递员，他是其中之一。三人轮流，每三天往返一次，休息一天。但是，任你怎样巧妙，天下没有绝对安全的对敌工作，现在他就碰上了“事儿”。
他前次从上海回到南京，第二天休息。他租房住在复兴路“中联社”南隔壁八条巷2 号院一家小房里，这里西斜对过是陈一峰等“中联社”高级职员的4 号院。往东北不远的小火瓦巷里，是情报站站长老李开的中医诊所，走动很方便。他按例定时要到老李的诊所去联络一趟。巧不巧？在街上碰见了一个人，穿伪军中校服，肩章金线熠熠，佩把金光闪闪的短剑，见了他，笑嘻嘻迎上来，紧拉住他的手，连声说：“啊呀，怎么在这碰上你！咱们多年没见了。”
他仔细一看，猛地想起，此人名叫段天柱。当年在上海职工教育社图书馆里，也是个热血青年，参加了共青团。日军占领上海后，他到苏南去搞武装，再没见到他。
“噢，噢，老段！”他忙陪出笑脸，也紧握他的手。“什么老段！嗨，我们都还年轻。你怎么在这儿？”段天柱颇诚恳地说着，上下打量他。“那你怎么在这儿呀？人是活的。”他努力用别后重逢的情绪笑着反问他。“对对，唉，真是两山碰不到一起，两人能碰到一起，怎么样？现在干什么呢？”“我能干什么？你想想看，中国这么个形势。”“是啊，我也是。嗨，走吧走吧，好久没见到一位老朋友了，今天我请客，走吧走吧。”“哪里去？我还有事呢。”“哎，什么要紧事？不给点面子？走走走。”从段天柱邀请的诚恳态度和语气里，他看出了他心里有某种不愿表达的私秘。也可说是他隐蔽着的一种和他的隔阂、距离，但毕竟又是老朋友，原是无话不谈的老朋友。
这是一种什么私秘呢？张明达一时还判断不出。共青团员们，都转成了共产党员。根据组织分配，大多转入各自的战线。也难说没有失去关系的，脱离组织的，走上各种道路的。汪伪军中校不值钱，可也不是随便可以拿到的军衔。没有重要关系，不送点够分量的礼，能当上中校？
段天柱是党组织派去的？从他见面后的一笑、一语、一握手的神态看，不像。张明达心里马上决定：不管他是党组织派去的还是为什么原因投靠了汪伪，眼前唯一要作的是赶紧脱离他。于是极为诚恳地道谢：“啊呀，谢谢谢谢，我确实有事。”“有事也得吃了再走。”段天柱紧拉着他的手，死拉硬拽地朝着一家饭馆走。这使张明达起疑。心中顿时暗想：他这样紧拉着不松手是什么用意？怕我跑吗？要把我拉到个饭馆蹲起我来他去报信？
“没那么便宜的。”他心中自明：“现在硬走，于情于理都不合适，说不定反会引起更难处置的局面，好，且看你把我怎样。”
他跟着段天柱进了饭馆，被堂信招呼在一张桌旁。直到这时，段天柱才松手放开他。两人对面落坐，段天柱便招呼堂倌，要现成的酒菜，要现成的米饭。他对堂倌说：“我们有事，要快。”
从进饭馆到堂信端来酒菜饭，段天柱始终没对他说一句话，只用手反来复去擦抹筷子碟子，转头转眼东看西看，偶而向张明达笑一下，看样子是想说几句什么话，却又找不出什么话来说。
张明达也随着他的眼光在厅堂内东扫西扫，见不多的餐桌上，没有几个人吃饭，从那些人的衣着举止看，不像是传说的蓝衣社之类的人物。相反，大家见这位中校上场，都敛声息气，吃罢饭便匆匆会账离去。张明达又在心中盘算，第一，不能让他离桌而去，他走到哪里，跟他到哪里，找机会脱身。第二，看他说什么，来初一，去十五，随他怎样，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即使他提到职教社图书馆的往事，也给他一团迷雾。第三，不问他现在何处，酒菜饭来了。段天柱挺挺胸膛，仍如旧友重会，说声“来吧，”动手给他斟酒。又给自己斟满，举起杯，对他照一照，先自一饮而尽。又斟满杯，举起筷子，像“蚂蚁戳大垛”那样吃起来了。
于是两人“闷头大发财”，猛吃快喝，转眼间，一餐饭吃完了。段天柱把两张军票放在桌上，对他说：“你不是有事吗？咱们各奔前程吧。”
张明达点点头：“好的。”
两人出门便分手。
张明达没有到小火瓦巷者李那里去，在街上左转右绕，直至确信没有跟踪的，才回去。
他没把此事向老李讲，这算什么了不得？不期而遇罢了。以后走路多长个眼就是了。
孰料，今天在火车站竟又碰上了他。张明达换了出差的行头，穿制服，戴臂章，挎大帆布包，走在专用道上，猛抬头见他和一群校尉军官簇围在月台上。躲避已经来不及，只得用眼光向他招呼，他竟像没看见。张明达便径自上了火车，隔窗望见他也和军官们上了后节车门。张明达盯着车厢后门，直到开车，又往前走过两节车厢，找个座位坐下。车到镇江站，他下车把新闻稿件等交给分社前来接站的。又故意送了送接站的，结果自然是按预想的漏乘了。在镇江站游荡一个钟头，换乘了下班车，到常州南戚墅堰，车停了，站上说：“到横林不通了，各位自己辛苦吧”。他便随乘客大流沿铁道走，总悬着一颗心，怕段天柱他们走得慢碰上，便故意又走在最后。边走边欣赏游击队员们的破路成绩，铁轨都搬走了，枕木一根也不见了，路基这儿那儿的都是大坑。人民的力量，在这里显示出来，不知段天柱和他的同伙们见此有何感想。反正他开心。在横林又上车，到了上海站，他先在站内各处观察一番，没见段天柱的影子，出了站便穿街过巷走过街门洞，直绕到天黑，两条腿也实在累了才回家。
所以程和生见面对他说：“我当你出事了呢。”他才自信得骄傲他说：“我出事？”他真想大笑一声。他现在担心的倒是老李叫他问程和生的那个口信：“听说东京出了事，如果是真的，我们采取什么对策？”
东京出了什么事？这消息是西里龙夫还是汪敬远得来的？怎么个底细，他都不知道。老李叫问，作为联络员，他便问；程和生怎么答，作为联络员，他回南京便怎么答。
当然，如果是真的，若牵连到南京情报站的话，不管是谁，都要百倍警惕。张明达一路都在想这个。南京站提出的问题，程和生作为联络员，直接回答张明达也是可以的。但是，也正因是联络员，他必须报告老吴。他去见老吴。说了南京的提问，随着问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