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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是毛泽东依据马恩关于“公社”的概念，并结合中共革命成功的若干经验①，在大跃进期间推出的一项“制度创新”。在他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政社合一”的基层组织，它有两大特点，“一曰大，二曰公。”所谓“大”，即“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可以办到”；至于“公”，“就是比合作化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搞掉。”①在毛的推动下，1958年下半年全国农村开始建立公社，但毛更希望全社会都实现公社化。毛泽东表示“搞人民公社，又是农村走在前头，城市还未搞，……将来城市也要搞，学校、工厂、街道都办成公社。不要几年工夫，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②
在毛泽东的主导下，中国兴起了组建人民公社的狂潮。一时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豪言壮语充斥于神州大地。大跃进“红旗省”之一的河南省，在率先完成农村人民公社化的同时，又“一鼓作气，在城市建立了人民公社。据河南省办公厅1958年10月1日报告，到9月底，全省9个省辖市共建立人民公社482个，……参加公社的人数占总人口的97％。每个城市公社平均规模为4950人。”③仅仅一年之间，“河南、河北、黑龙江等省多数城市，已经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国“城市公社人口近二千万人。”④
尽管如此，实现城市人民公社化只是几个“红旗省”的创造。人民公社运动的重点并不在城市，而是在农村。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冲天豪情中，人民公社“忽如一夜春风来”，然而所引发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十分严重。一时间围绕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运动，在党内和社会上都发生了争论。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因对“大跃进”有所批评，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宣布为“反党集团”。毛泽东认为大跃进中出现的困难只不过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在他看来，“提出反冒进，大泼其冷水，简直是罪恶。”⑤因为“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顺乎天理，应乎人情’”，⑥只能坚持，不能动摇。由此，1959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城乡又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倾”运动。经过几个月的整肃，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不满之辞从公开场合消失了。然而毛并不仅仅满足于此，他又酝酿掀起新的一轮跃进高潮，试图用“持续跃进”取得的成绩向国内外证明，他所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的方向。
1960年1月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吹响了“持续跃进”的号角。
上海会议认为196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提出“三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并要求在城市试办城市人民公社。随后的3月杭州会议更是号召加快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
1960年的“持续跃进”是由五大运动即技术革新运动、公共食堂运动、城市人民公社运动、城市支持农村运动和卫生工作运动组成，城市人民公社运动是其中的重点。它秉承农村人民公社运动而来，又是对农村人民公社运动的深化和发展。在巩固农村人民公社的同时，毛希望进一步实现城市的人民公社化，这样既能体现跃进在“持续”，又能证明人民公社确实“好得很”。
3月26日，刘少奇起草了关于城市人民公社的指示稿，⑦毛泽东对其略作修改后，将此文件发往全国各级党委和政府。毛指示全国除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和广州五个城市外，其他城市则应一律挂上公社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①毛并要求“今年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取得经验，下半年普遍推广。”②周恩来也积极拥护城市人民公社的建立，他“原来设想，城市人民公社暂不宣传，只是试点，不挂牌子”。③后来，周恩来改变了看法，他说：“现在看，城市人民公社势不可挡，要有计划，有领导地提倡，要办好。”④在中共核心层对此看法取得一致后，毛泽东将心中的“金桥”迅速从农村延伸至城市。
二
在一片“持续跃进”的欢呼声中，1960年3月江苏省委召开了六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对江苏省各级干部的动员会。专程赶至南京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号召与会干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没有底，干劲越鼓越足，上游越争越上，越多快好省，越来就越多快好省。”为了给各级干部“鼓干劲”，柯庆施更加语出惊人：“今年‘越’，明年再加上一个‘越’，是‘越越’，后年再加上一个‘越’，是‘越越越’。总路线为什么会万岁？就是因为年年有个‘越’字。”⑤听到了柯庆施的报告后，与会干部纷纷表示拥护。他们称赞道：柯的报告“既通俗，又深刻，是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化”，“亲切深刻，击中要害”，是一次‘大开寂’”。⑥这次会议结束后，江苏省的“持续跃进”果然出现了一个新高潮。
新高潮的重要标志之一即是在全省大规模地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在北京的指示下，专门成立了江苏省委城市人民公社办公室，以布署引导全省运动的进行。
与农村相比，城市中存在着多种阶层，社会结构比农村更为复杂。针对这种情况，江苏省委认为，快速实现城市人民公社的关键在于首先要坚持“政治挂帅”，做通居民的思想工作。在省委的指导下，江苏省的各种报纸、广播广泛地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在这类宣传报道中，对于不愿入社者，轻则称之为“落后分子”，重则冠之以“右倾分子”的帽子。在进行普遍宣传的同时，还重点就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问题举办大辩论，这类“大辩论”的主要内容就是批判各种对城市人民公社的“错误思想”和“反动言论”。密集的宣传终于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仅用一个多月，江苏省十个市，就“规划建立了45个城市人民公社。”⑦根据江苏省委城市人民公社办公室的调查，70％多的城市居民积极拥护公社的成立，其中主要是“工人、干部和劳动人民以及他们的家属”。⑧由于社员入社须将个人财产转为公有，而他们并无多少私人财产，入社不仅不会给自身的利益带来实际上的损害，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会因财产公有而使自己从中受益，因此他们对于公社的建立“欢欣鼓舞”，甚至有人还热情歌颂———“毛主席给我们办了许多好事，现在又给我们办人民公社，我们一定永远听您的话，永远跟您走。”⑨对参加城市人民公社抱消极态度的人群多为“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家属”。①各级干部动员他们捐出个人存款、房屋、家具，对公社企业进行投资……。在这种强制性的政策面前，他们只好采取变通方式———到市场上抢购如手表、收音机等物品———以尽可能地维护自己的财产。无独有偶，比邻江苏的上海也出现了类似现象：“上海一些人向银行提取大量存款，商店里的手表、金刚钻戒指迅速脱销”。②
对“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的批判推动了城市人民公社建立的步伐，各地党政领导都十分重视以国营工厂为支柱建构的城市人民公社。南通市即以国营工厂为中心建立了六个城市人民公社。文教单位也不甘人后。南京大学领导提出要建成“南京大学人民公社”，“实行全校师生吃饭不要钱，在三五年内建成共产主义大学。”③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则组织居民成立以街道为中心的人民公社。城市居民则“对号入座”，选择加入不同类型的人民公社。4、5两个月间，各地纷纷挂牌宣布成立区一级城市人民公社。
随着城市的人民公社化，城市开始了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在这一过程中，空想的乌托邦逐渐融于现实生活之中，整个社会都处于这种亢奋的“实现共产主义”的气氛之中。
这在以下四个方面显得尤为明显：
第一，在人民基本生活方面，城市人民公社实现了生活集体化。公共食堂、集体就餐最能突出说明这一点。公共食堂既是“巩固社会主义的阵地”，又被视为新生活的桥头堡。于是各种宣传工具奉命开足马力，反复告诫群众“食堂是干不干社会主义的分水岭”。公社领导则组织社员大办公共食堂。“至4月下旬，仅南京市玄武区办起各类食堂454个，平均每个居委会有两三个居委会食堂，四五个院落食堂，搭伙人数达52，927人，占应搭伙人数的72％。”④据统计，截止4月底，江苏十个城市共“建立了九千三百多个食堂。就餐人数一百七十一万五千多人。”⑤与农村农民公社一样，公共食堂成了城市人民公社的一大象征。
第二，在集体福利方面，为了显示共产主义是“人间天堂”，各个城市人民公社掀起了大办托儿所、幼儿园、服务站、敬老院的运动。然而并不是任何符合条件的社员都能从中获益的。因为集体福利的分派也要体现阶级优先与阶级差别的原则。南京市白下人民公社的敬老院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白下区建成白下人民公社后，将原先办的敬老院划归下属的分社管理。上级指示白下区人民公社，出身劳动人民的孤老可进敬老院养老；至于非劳动人民出身的孤老不应进敬老院，而应由公社组织教养院教养。⑥
第三，城市人民公社大力开展各种形式的工业生产组织。工业生产离不开工厂，建设工厂本非一朝一夕之功，但在一片跃进的火热形势下，什么人间奇迹都可创造。依靠“小土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