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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古怪之处又不尽相同，那些人都是些偏执狂、运动员、抽大麻的、玩乐队的，因为某种原因都喜欢跟她儿子玩在一起。贾斯汀比以前更受女孩子欢迎，尤其是那些聪明女孩；但他比高年级班里每一个人都小三岁的事实又使他在约会时受到限制。他有一种沉静的超凡魅力，足以使他在长大成人后成为一个明星，玛莎坚信这一点，他高中的同龄人没几个身上有这种气质的。
他会证明给他们看的，玛莎想。早晚有一天他会让他们瞧瞧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贾斯汀早已打开了别人送的生日礼物，绝大多数是书，这些书玛莎看不了三页就会昏昏欲睡。《米歇尔·福柯法国哲学家（1926—1984），他深受尼采和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提出的新理论挑战了人们传统的对监狱、警察、保险、精神病患看护、同性恋权利、福利等的论断。》是他最近痴迷的东西，玛莎还发现了一些翻得破破烂烂的精装书。贾斯汀和玛莎一样不喜欢平装本。他喜欢用两只手紧握着书，仿佛知识是从他的指间而不是从眼睛里流入。
“有些事你应该知道，”玛莎说，并示意贾斯汀下楼到沙发这儿来坐在她的身边。这样一来如果贾斯汀的胳膊开始挣扎玛莎能够抓得住，如果他要逃跑，玛莎也可以用胳膊肘圈住他的膝盖。然后玛莎把事情告诉了他，没有过多的前言，只简单解释说是因为遗传（玛莎知道他听得懂）以及亨廷顿病（这个病夺走了他外婆的生命，也许某一天也会夺走他妈妈的生命），并在最后说希望他不要因为这事儿而难过，因为如果自己自然受孕生出一个小孩就不会有他了，而他才是自己的宝贝，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那个人。
贾斯汀想知道过程是怎样的：在哪儿发生的，怎样发生的，还有谁知道？基斯医生知道吗？他问及捐献者的情况，玛莎解释说那人已经死了，生前住在东部，是一个好小伙，很年轻时就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去世了，但他的死给予了别人三件非常重要的礼物——“他把眼睛赠给一个盲人，把肝脏赠给一个肝病患者，还把一个单独的血细胞给了你父亲和我，使我们拥有了你。”
贾斯汀感觉到了玛莎的紧张，但他使玛莎冷静了下来。他没有难过。他为妈妈能告诉他这些而感到高兴。那爸爸知不知道妈妈今天告诉他这些呢？他知道？难怪他今天不想待在这儿。母子俩都笑了。玛莎有点想哭。“不要担心告诉我真相。”他对妈妈说。玛莎向他保证以后不会了，永远不会。
妈妈并没有说出所有真相，那时贾斯汀猜想妈妈和他一样，知道刚才的话是一个谎言。但不久他就会发现情况并不是这样，他会憎恨自己错把妈妈当成了共谋犯。即使现在，虽然不知道妈妈是不是对他有所隐瞒，他还是感谢她在他生日这天说了这件事——他在那些精美包装的书籍中一直搜寻的事情。
第二章
在纽约，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并不意味着在自己背后放一个靶子。
斯蒂芬·马利克一开始担任《芝加哥论坛报》的主编就知道出版商在利用他。在这个民主党占了大多数的小镇上，《芝加哥论坛报》长期以来一直是共和党的喉舌，他知道论坛报的社论版总是试图向郊区的保守派阵营布道，希望转化他们的政治观点。马利克还主要负责答复来自城区读者（他们是现任州长的支持者）的责问，他们批评报社的新闻部有右翼的倾向。马利克自由主义者的背景给了报社一些掩护。但马利克当然懂得，他的存在也给报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替罪羊——如果有任何闪失出现的话。
一切从六月开始……
最终大家撕破脸皮源于一则对德克森美国政治人物，曾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德克森大楼是联邦参议院大楼。联邦大楼前反克隆抗议的报道。那些抗议者——更确切地说，是那些倡导者——正在表示他们对《巴克莱赖斯反克隆法案》的支持。报道这一事件的记者年纪轻轻，大有前途，名叫斯科特·哈蒙。他在文章里对抗议人群的规模做了大体估计：大约有一百五十人左右。文章还详细描述了标语和他们所举的旗帜：“阻止来自巴西的男孩（1977年的一部小说《巴西的男孩》中，有九十四个小希特勒被复制。）。人类可以克隆一个身体但是只有上帝才能克隆出一个灵魂。克隆＝罪过。”同时，哈蒙引用了一小部分反对抗议者的话：“那些人不过是惧怕进步，”其中一人说道，此人名叫卡梅伦·斯特劳布，“他们是无知的。”另一个年轻人名叫丹尼·德赖弗斯，住在内珀维尔伊利诺伊州东北部城市，是芝加哥大都会区域的一部分。，他称自己就
是一个克隆人，同时也是一个天主教教徒：“我觉得（那些抗议者）是在否认我的人性，”他说，“这就像他们在说我不是人，就像我的存在是对上帝的公然不敬。”
一个居住在里格力维尔的自由专栏作家对第二则引证颇感兴趣。他的名字也叫丹尼·德赖弗斯，于是他开始着手撰写关于那个和他同名同姓的克隆人的专题故事。他想他可以把这个故事卖给《芝加哥》杂志，以前他在这上面发表过很多篇文章。
但还有个问题。他无法知道丹尼·德赖弗斯的确切地址。内珀维尔没有这个人，伊利诺伊州的其他地方也没有。他试着寻找卡梅伦·斯特劳布，心想这两人也许会是朋友，但他也找不到任何叫这个名字的人。
当斯蒂芬·马利克在办公桌前接收到德赖弗斯发出的电子询问邮件时，他感到背后泛起一阵寒意。他记起了那则报道，想起当初自己看过这个故事的初稿，那时他还疑惑写成这样的报道怎么通得过编辑审稿到了他的手里。初稿里没有一条来自克隆支持者的引证，他们中至少有一些人在那种规模的抗议中是说了话的。他得到的答复是哈蒙采访过一些支持者，但并不认为他们的话多么有力。“我不管，”马利克说，“无论如何这篇报道里要有另一方的观点。”于是，下一个版本里就出现了丹尼·德赖弗斯和卡梅伦·斯特劳布的话。
德赖弗斯想要看哈蒙写的关于那个故事的注记。凭借在这一行里待了二十多年的经验，马利克清楚地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
德赖弗斯的故事在《芝加哥读者》上刊登出来，其中也包括来自《芝加哥论坛报》新闻组未署名的不满者对马利克的恶劣评论。每个人都指责他试图通过在新闻故事中加入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个人意见来破坏报道者的客观意见。在那之前，斯科特·哈蒙因为编造例证而被解雇，他颇感不满，还在德赖弗斯的录音中讲了几句。“在我写文章的时候被人强加某种看法，某种自由主义观点，这让我感觉有压力，”哈蒙这样说，“可是马利克却从不曾抱怨过保守派的观点没有得到体现。”
其他人向《芝加哥读者》投诉（当然是以匿名的形式）马利克通过雇用在新闻界没有扎实背景的记者来尝试制造“多样性”，他野心勃勃的举动使得一些不合格的人在报社中得到了好职务。这说法是在隐射斯科特·哈蒙（在马利克读来是这样的），虽然哈蒙是一个拥有摄影学位的白人孩子，但他又是一个富有的广告人之子，雇用他是上面强加给马利克的。其实马利克为自己招纳入行的许多新人还是颇感自豪的。
萨莉·巴威克就是其中一个。她聪明、勤奋，是非洲裔美国人。她的文章言简意赅，而且几乎没有任何陈词滥调。如果非要挑她的刺的话，那就是她只专注于报道警界消息。在马利克看来，任何一个记者，特别是那么有前途的记者在同一个部门连续待的时间不应该超过十二个月。然而萨莉，一个原先做过私家侦探的人，用自己对警察、犯罪现场以及法庭的热情说服了他。同样，凭着聪明的管理经验，马利克坚信要让最好的记者保持愉快的工作心情。
马利克听说过她的爱好。实际上，从她被雇佣的那天起，编辑会议上就有人嘲笑她的爱好。德赖弗斯甚至在那篇《芝加哥读者》的报道中对此进行了暗讽，但没点出巴威克的真实姓名。马利克认为这真是可笑，成千上万的人在玩“影子世界”，玩这个游戏却仍像见不得人似的。《芝加哥论坛报》对这一现象做了无数次报道，他记得其中一则报道写道，五个说自己不玩这个游戏的人当中有一个事实上在玩，而半数以上承认自己玩的人又对自己在游戏中花费的时间有所隐瞒。如果这不影响巴威克的工作（到现在为止他能说这从未影响过），为何要在乎巴威克在闲暇时间做什么呢？报社里有一个体育版的记者还耍蛇呢，这可比玩视频游戏古怪多了。
“斯蒂芬，你找我？”巴威克问。
马利克招手让她进来，并示意她关上门。
“怎么了？”
“我只是想提前给你个信儿，我不知道还能在这个报社待多久。”
“你要辞职？”
马利克知道她的吃惊是伪装的——巴威克明白编辑部里的人情世故。她在楼道里，在街对面的“比利羊排酒馆”里，从其他报社饶舌的同行口中已经听说了。但马利克欣赏她的这种方式。“不完全是。”
“他们要把你逼走？因为那个德赖弗斯的疯话？”
他摇头，但并不令人信服。“还没到那个时候。这事儿可能还动不了我，但我从中懂得了不少东西。明年会出另一件事，后年还会发生又一起‘德赖弗斯事件’，总有一件事会记在我的账上。他们不会在拿不准的情况下支持我。”
萨莉坐在绿色沙发上，沙发靠垫像一块乱糟糟的地毯。“你不用担心我，”她说，“我会一直支持你的。”
“我知道，”别人听到这话也许会笑，但他没有。“这就是我想找你谈话的原因。有一天，他们可能要求你选择站在哪一边。当他们那样干时，我希望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