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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埃斯特拉文毫无忠诚可言。我略带几分厌恶情绪说：“假如情况果真如你所说的，此人就很难伺候了。”
“我说不准自己是否伺候过国王，”国王的首相说。“我也说不准自己是否曾经想过要伺候他。我可不是任何人的仆人。做人要有独立的人格……”
伦米钟楼的钟正在敲响第六小时，午夜到了，我以此为借口向他告辞。当我在门厅里穿外衣的时候他说：“我暂时失去了机会，因为我想你就要离开厄亨兰了——”他为什么这样想呢？——“但是我想信总有一天我可以再向你请教问题的。我想明白的事太多了，尤其是你们的心灵语言，你还来不及给我讲解呢。”
他的好奇心似乎十分真诚。他具有当权者的厚颜无耻的德性。原先他许诺要帮助我，似乎也是真诚的。
我说，是的，当然罗，不管什么时候他喜欢都可以。
这一夜就这样结束了。他送我出来，走过花园的时候我见到当空挂着格森世界暗褐色的大月亮，花园覆盖着薄薄的一层雪。
我出门的时候冷得发颤，因为气温在零下好几度，他用惊讶的口气挺殷勤地说：“你觉得很冷吧？”对他来说，现在无疑是温暖宜人的春夜。
我又累又灰心丧气。我说：“自从我来到这个世界，我一直感到冷。”
“用你们的语言怎么称呼这个世界呢？”
“格森。”
“你们没有给它另起名字吗？”
“起过，第一批调查人员给它起过。他们叫它恒冬。”
我们在花园的围墙大门口停下脚步。外面，王宫的地面和屋顶错错落落呈现在黑暗中的白雪里，高高低低的金窗里射出灯光，映照着各处的雪地。我站在狭窄的拱门下，抬头望着拱门，心想那块拱顶石是否也是用骨粉和血涂抹接合的。埃斯特拉文向我告别，转身走了；他在问候和告别的时候从来不过分殷勤而使人生厌。我走了，穿过寂静的院落和王宫的小巷，我的靴子嘎扎嘎扎走在月光映照下薄薄的雪地上，我沿着城市纵深的街道走回家去。我很冷，没有信心，被背信弃义、孤独、恐惧搞得心烦意乱。
（郑秀玉 译）
问题和争议
几年来科幻小说引以自豪的是它能够而且愿意讨论有争议的问题，在这方面，还没有任何一种通俗小说来到可与科幻小说相比：种族、政治、宗教、习俗、性——都是些礼仪之邦禁忌的题目。科幻小说攻击过麦卡锡主义，提出过实施民主的另外方式，揭露了种族主义的悲剧，对宗教信仰提出过质疑，探索过新的婚姻安排和性的情况。
在当今无限的文学自由气氛中，这一切似乎不足为奇，而且现在总是很难想起当初情况到底如何。从目前占上风的观点看来，人们甚至觉得时髦的做法应是嘲笑科幻小说的矫饰做作，应如同某些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那样指出美国作家尽管确实批评过资本主义的缺陷和过度行为，但是他们总是设想一个资本主义的未来世界，或者应该引导人们注意杂志上反对肉体官能和性描写的禁忌，甚至禁忌自然的性，对越来越难下定义的东西就像对非自然的性一样持反对态度。但是，将熟悉的场面置入不同的环境：在过去，在将来，或者在某一个星球上，那么即便是这些禁忌也可以规避。
科幻小说不仅因为它是以思想为中心的一种文学而能够讨论有争议的问题，而且能够将热话题置入冷隔室，最大限度减少膝反射反应。抱着传教士态度的作者觉得，倘若他们在读者意识到他们的处境之前示明开车人对步行者的偏见，或者人对蝾螈的偏见，地球人对火星人的偏见，或者塞壬海妖对地球人的偏见，以此将读者塞入有争议的领域，那么作者就比较容易把读者的信念改变过来。刹那问读者不得不重新估计他们的处境，判定哪一３…是正确的，他或她站在哪一方，或者判定是否双方都错误。
然而有时候作家宁可勇敢地面对争议的问题而不采取规避的手段，弗雷德里克·布朗和麦克·雷诺兹发表于１９５１年一期《银河》上的《黑暗的穿插》就是这么做的：在现今搁浅的一名时间旅行者受到人人的喜爱，包括受到美国南方一个农村家庭女儿的喜爱，直到他讲明在他出发的未来世界所有的种族已经杂交，他的金色皮肤就是黑人某些基因的一个指征；他被私刑处死。
即便是禁忌题材也通过某种途径得以出版：菲利普．何塞。法默在１９５２年的《情人》中描写种族之问的爱情取得成功之后，他又描写了多种与外星种族相亲相爱的故事；特德·斯特金涉及的各种性关系太多了，结果它成了一种商标；早在１９３８年，莱斯特·德尔雷伊在《海兰·奥洛伊》之中就用浪漫的语言描写了一个男人和一个机器人之问的一段婚姻；《明日世界》登载了布赖恩·奥尔迪斯的《黑暗的光年》，故事中的一个外星种族对待排泄的态度与人对待吃喝的态度毫无二致。
当代科幻小说中最具爆炸性的问题一直是妇女的解放。某些作家用比较古老、较为转弯抹角的方式涉及这个问题，厄休拉·Ｋ·勒吉恩在《恶魔的左手》一文中就是这么做的。
但是这种微妙的做法往往被责骂为胆小怕事，因此目前的科幻小说比较直接地面对这一类问题。爱丽斯·谢尔登开始发表科幻小说的时候使用笔名小詹姆斯·蒂普特里，最近写了一些故事，使用笔名雷库娜·谢尔登，她已经发表了一系列反映妇女受压迫的故事，包括《男人看不见的妇女们》、《螺旋式飞行的解决办法》、《豪斯顿，豪斯顿，你听到吗？》和《你们的面孔，哦我的姐妹们！你们充满亮光的面孔！》。
或许对男性统治权最有力的抨击来自乔安娜·拉斯（１９３７－ ）。拉斯在布隆克斯出生并长大成人，在科内尔大学获得英语学士学位，在耶鲁戏剧学院获得剧本写作专业的美术硕士学位。在剧院工作之后，她试写科幻小说；她发表的第一篇故事《习俗也未过时》１９５９年刊登于《幻想小说和科幻小说》。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天堂上的野餐》（１９６８）塑造了一个诩诩如生的女性人物，名叫阿丽克斯，该书获星云奖提名；当年另一部带有女性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即亚历克塞·潘新的《迁居典礼》荣获星云奖。
拉斯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浑沌消失了》（１９７０）也获得星云奖提名。在这期间她在科内尔大学教英语和写作课，后来转到宾汉顿的纽约州立大学、科罗拉多大学和华盛顿大学任教。她的长篇小说《女性的男人》（１９７５）可能最有力地表现了她所关注的事物。
另一篇描写女性社会的小说《情况改变的时候》发表于《危险的幻想第二集》（１９７２），荣获星云奖。
《情况改变的时候》＇美＇ 乔安娜·拉斯 著
凯蒂开车像个狂人；我们一直在那些弯道上行驶，时速一定超过一百二十公里。不过，她善于开车，极其内行，我见到过她只花一天功夫就把整部车子拆开又重新组装起来。在我的出生地怀勒威，道路大多被农业机械霸占了，我不愿意以可怕的速度费力操作一个五档变速装置，因为我活到现在还干不了，但是即便在午夜，在这些弯道上，在只有我们地区才可能搞得这么糟的乡村道上，凯蒂那样开车我一点儿也不提心吊胆。不过，我的同性妻子有一件事倒是挺滑稽的：她不愿摆弄枪支。她甚至长途徒步旅行到北纬四十八度以上，一次外出几天，连枪都不带一支。这才真的叫我提心吊胆呢。
凯蒂和我共同生了三个孩子，一个她生的，两个我生的。我的大女儿尤丽科在车子的后座上睡觉，做着十二岁孩子应做的爱情和战争的梦：逃跑去出海，到北方去打猎，梦想着美妙地方美妙的人，都是些你刚满十二岁、各种腺体开始成熟的时候想得出的一些奇异的胡说八道。不久的一天，就像所有十二岁的孩子一样，她将连续几天消失得无影无踪，回来的时候既一本正经又豪情满怀，因为她已经亲手用刀子宰了第一头美洲狮，或者射杀了第一只熊，身后拖着某一种极其危险的死动物，倘若这种动物伤了我的女儿一根毫毛，我是绝不会饶恕它的。尤丽科说凯蒂开车总是让她昏昏入睡。
对于经历过三次决斗的人来说，我太害怕了，害怕得太过分了。我正在上年纪。我对妻子提到这件事。
“你三十四岁，”她说。这话言简意赅。她打开仪表盘上的灯——还有三公里路程，道路越来越糟。我们在乡间外面远处。艳绿的树木闪入前灯的亮光里，绕过了车子，我俯下身，把手伸到我们将运载板拴在门上的地方，拿起步枪小心翼翼地放到我的怀里。尤丽科在后面翻了翻身。除了凯蒂的眼睛，凯蒂的面孔，还有我的高度容易暴露在外。凯蒂说，车子发动机如此寂静无声，你都听得见后座上的呼吸声呢。原先电报传来的时候，尤基①独自一人在车子里，她热情洋溢地译出电码（把个宽频电报收发机安装在汽车内燃机旁边真是傻透，不过怀勒威大部分地方热气蒸腾）。她飞也似的从汽车里奔出来，瞧我那瘦得像个猢狲、衣着华丽而俗气的后代，她扯高嗓门把消息传开了，因此她现在当然也要跟着来。自从建立了殖民地，或者说自从放弃了殖民地，这是不同的概念，我们一直在为此作精心的准备。这太可怕了。
【① 尤基（Yuki）是尤丽科（Yurik０）的爱称或简称。】
“男人！”尤基当时尖声叫喊着从车门上跳将出来。“他们回来了！真正的地球男人回来了！”
我们在过去着陆地点附近那座农舍的厨房里接待他们：窗户敞开着，夜间的空气十分温暖宜人。我们在外面停车的时候经过了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蒸汽拖拉机、卡车、一辆内燃机平板拖车，甚至还有一辆自行车。本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