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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问得好。一个具有批判性的问题。在许多方面１９８９年似乎是很普通的一年：苏联潜艇在挪威沉没；埃克斯·森瓦迪兹油轮事件；萨尔曼·拉希蒂被判处死刑；简·方达、迈克·泰森以及布鲁斯·斯普林司廷的离婚；美国新教圣公会雇用了一个女主教；波兰认可罢工联合会；航天者号飞越海王星；旧金山大地震把公路夷为平地；俄国、美国、法国和英国都在进行核试验。这一年跟以往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确切地说，危机这个词开始广泛使用是在１９８９年秋天。与柏林墙的倒塌时间如此巧合似乎让人不敢相信。柏林墙的倒塌是在那一年的十一月九日。”
霍夫曼再次陷入了沉默，意味深长地望着埃文斯。有点洋洋自得。
埃文斯说：“对不起，教授。我还是弄不明白。”
“我们也不明白。开始我们也认为这种联系非常牵强，但事实就是如此。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苏维埃帝国的解体，以及长达半个世纪的西方冷战的结束。”
又是一阵沉默。又是得意洋洋的眼神。
“对不起，”埃文斯最后说道，“那时候，我只有十三岁……”他耸了耸肩，“我不知道你要说什么。”
“彼得，我要说的是，社会控制的概念。每个主权国家都需要对其国人的行为进行控制。使其有序、理性和温顺。让他们开车时要走在路的右边——或者左边，看情况而定。还让他们纳税。当然，我们知道社会控制的最好办法是恐吓。”
“恐吓？”埃文斯说。
“没错。五十年来，西方国家一直将其国民置于一种不断的恐惧状态中。害怕敌对的一方。害怕核战争。铁幕政治。邪恶帝国。突然，在１９８９年的秋天，一切都完结了。远去了，消失了！完了！柏林墙的倒塌创造了一个令人害怕的真空。大自然厌恶真空。必须有东西来填充。”
埃文斯皱了皱眉：“你是说环境危机代替了冷战？”
“证据说明的就是这个问题。当然，现在我们还有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者和９．１１之后的恐怖主义让我们害怕。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引起恐惧的真正的原因，但这不是我要说的。我要说的是，恐惧总是有原因的。原因会随着时间而变化，但是恐惧却永远地伴随着我们。在恐怖主义以前，我们害怕的是有毒的环境。我要说的是，虽然恐惧的具体原因会因时而异，但我们会永远生活在恐惧之中。恐惧充斥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永远如此。”
他坐在水泥凳上，这时他转过身子，视线从那群人身上移开。
“你难道不觉得西方社会的文化很奇怪吗？工业化国家给其国民提供了空前安全、健康舒适的生活保障。上个世纪，人们的平均寿命延长了百分之五十。然而人们却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害怕陌生人、害怕疾病、害怕犯罪、害怕环境。他们害怕居住的房子、食用的食物、以及他们周围的各种技术。对那些看不见的东西，他们尤其恐慌——是惊慌有加——细菌、化学品、添加剂，还有污染物等。他们怯懦、紧张、烦躁、失望。更有甚者，他们相信整个地球的环境正在受到破坏。不可思议啊！如同巫术缠身，这是一种离奇的幻觉——与中世纪关于全世界的幻想如出一辙。世界末日就要来了，我们大家必须生活在恐惧之中。真是令人吃惊啊。这种世界观是怎么灌输给人们的呢？因为虽然我们认为我们生话在不同的国度——法国、德国、日本、美国——但事实上，我们生活在同一状态，恐惧状态。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呢？”
埃文斯什么也没说。他知道说什么也没有用。
“我告诉你们吧，”他说，“过去——彼得，在你出生之前——西方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是由一种被称作军事工业综合体所控制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艾森豪威尔就曾警告美国人要对此进行提防。两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人也清楚了这在他们自己国家意味着什么。但是现在，军事工业综合体不再是社会的主要驱动力。事实上，近五十年来我们处于一种全新的综合体的控制之下，和以前相比，这种控制力更强，范围更广。我们称之为政治－法律－媒体综合体，简称政－媒－法。这个综合体打着增加安全感的幌子，挖空心思地增加人们的恐惧感。”
“安全是重要的。”
“对不起。西方国家已经非常安全了。然而人们依然感觉不到，全是政治－法律－媒体惹的祸。因为政治－法律－媒体综合体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它非常强大，非常稳固，政客们需要制造恐惧来控制民众。法律需要有危险让他们有机会打官司，赚钱。媒体需要恐怖故事来吸引观众。这三者勾结在一起，沆瀣一气，无中生有，为所欲为。有些恐惧毫无根据，比如，硅胸移植就纯属子虚乌有。”
埃文斯叹了口气，摇了摇头：“硅胸移植？”
“对。你应该记得硅胸移植曾被宣布会引发癌症和自动免疫系统的疾病。尽管各种各样的统计数据证明这并不是真的，但是我们看到硅胸移植成了新闻、诉讼和政治听证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制造商道康宁公司在付出三十二亿美元之后，倒闭了。这场诉讼让原告和律师们赢了个钵满盆溢。
“四年以后，流行病学的研究表明，硅胸移植根本不会引发疾病。但是那个时候政治－法律－媒体综合体已经利用这个危机达到了目的。于是这台贪婪的机器又开始寻找新的引发恐惧的事物。我想告诉你的是，这就是现代社会——一个不断制造恐惧的社会。没有任何力量与之抗衡。没有相互制衡，没有对不断增加的恐惧的制约，因此，恐惧接踵而至……”
“因为我们拥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这就是政治－法律－媒体综合体的经典答复。过就是它们经久不衰的原因，”霍夫曼说，“可是你想想。如果在一个拥挤的剧院里乱叫‘救火啊！’是不对的，那为什么在《纽约客》的版面上叫嚣‘癌症！’就合适呢，而事实并不是那么回事？为了澄清骗人的电线引发癌症之说，我们已花了二百五十亿美元。你会说，‘那又怎么样？’你的表情告诉我。你在想，我们有钱，我们赔得起。不就是二百五十亿吗。但是有这样一个事实，二百五十亿美元是世界最穷的五十个国家一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世界上一半人口每人每天的生活费只有两美元。也就是说，二百五十亿美元足够支付二千四百万人一年的生活费用。或者用这些钱我们可以帮助非洲所有的艾滋病患者。相反，我们却把钱花在发表文章的幻想上，而读者们对这些幻想信以为真。相信我吧。这是一种对金钱巨大的浪费。对另一个世界来说，这是一种可耻的浪费。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又一次纽伦堡审判——这次审判的是西方国家无情地把钱花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量亚洲、非洲婴儿的死亡。”
他连停下来喘一口气的刚间都没有。“至少，我们在谈沦一种道德上的暴行。我们希望我们的宗教领袖和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站起来呼吁反对浪费和与之极不出调的不必要的死亡。可是宗教领袖出来说话了吗？没有。恰恰相反，他们加入了附和的行列。他们提出‘上帝会驱赶什么’的问题。好像他们忘了上帝会驱赶的是虚假的预言，还有教堂里散布恐惧心理的人。”
他变得慷慨激昂起来。
“我们谈论的是一种道德极其败坏的情形。如果人们知道了真相，他们会深恶痛绝。政治－法律－媒体综合体无视地球上最贫穷、最绝望的人们的处境，让大腹便便的政客们坐在办公室里，有钱的新闻人员到处发布消息，律师们坐在梅赛德斯－奔驰敲篷汽车里。喔，还有开着沃尔沃的大学教授们。让我们不要忘记他们。”
“是怎么回事，”埃文斯问，“这与大学教授有什么关系？”
“嗯，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能简单说一说吗？”埃文斯问。
“不好说啊。这就是大字标题并不是新闻的原因，彼得。我尽量长话短说吧，”他说，“我要说的是，近五十年来世界变了。我们现在生活在知识社会，或者说信息社会，无论你叫什么吧，它对我们的大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五十年以前，如果你想过一种那时所谓的‘脑力生活’，凭借你的智力成为一名知识分子，你就得在大学里工作。整个社会上没有你的位置。有那么几个报刊的记者可以被看作是在靠智力生活，但这是仅有的一个机会。大学把那些愿意放弃世俗的东西想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的知识分子吸引过来，他们把超越时空的价值观教给年轻一代。智力工作是大学的本职工作。
“可是今天，整个社会都靠脑力生活。现在智力工作是我们整个经济的基础。百分之三十六的工人是知识型工人。制造行业的这个比例还要高。教授们决定他们不再给年轻人授课，把这项任务交给他们所带的研究生。而这些研究生知道的东西没有他们老师的多，而且英语也讲得裉糟糕——这时，大学就陷入了危机。他们还有什么用呢，他们丧失了控制脑力生恬的独特领地。他们不再给年轻人上课。只是每年出版许多有关福柯符号学的纯理论性文章。我们的大学要变成什么？他们跟时代又有什么关系？”
好像这个问题使他活跃起来，他站了起来。接着突然地，又坐下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他继续说，“就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大学自身的转型。以前，大学是市侩作风世界里智力自由的堡垒，是性自由、性体验的渊薮，而现在则是现代社会受限制最多的地方。因为大学扮演着新的角色，变成了政治－法律－媒体综合体中制造新恐惧的始作俑者。今天的大学是制造恐惧的工厂。他们制造各种新的恐惧和新的社会不安，还有种种新的限制性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