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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亨利？史密斯曾参与原子弹研制工作，他认为原子弹的应用前景事关重大，今后对这类事情的决策，如果只由少数人作出是极端危险的。为此，早在试验成功之前他就开始动笔，想从学术和研制计划实施两方面为原子弹写一部通史，等到原子弹面世之时即向公众公布。由于涉及军事秘密，军政各方围绕如何控制泄密的问题争论不休，最后，还是经杜鲁门总统批准，在指明不许透露与实际制造原子弹有关的任何内容的前提下，由五角大楼发布了一千份。吴大猷所负责组织翻译的那一份，正是由美国送给中国军政部的。
五个人中，李政道最年少，才19岁，朱光亚次之，21岁。两个人都是聪慧超常，且年纪相仿，天天一起切磋玩闹，交谊至深。
第3节：第一章 蒋介石派出去了八个人（3）
得知要拿着国民政府给的美元，去美国学习考察有关原子弹事宜的时候，朱光亚起初还有些不大情愿。从小他就感受到了山河破碎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避战乱，他和哥哥们颠沛流离，从武汉挤上船到了重庆，在那里的合川崇敬中学读书，后来又考进了沙坪坝南开中学——校长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允公允能”就是他定下来的校训。张伯苓力主抗战，时常激励学生发奋报国，再加上当时有许多进步人士四处宣传呼号，都给朱光亚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南开中学、西南联大和后来的密歇根大学都和朱光亚同学的佘守宪说，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就可以经常看到进步书籍，受苏俄和共产党思想的一些影响。那时候学校经常请一些名人去演讲，蒋介石和宋美龄也去，大家还喊蒋委员长万岁。周恩来也去讲过，讲的是抗战必胜的八个理由，我至今印象很深。
后来到了西南联大，这个素有民主堡垒之称的地方更是处处火热，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民族复兴、抗日救国已经成为师生们的共同心声。同时，大家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也都既痛又恨，对国家未来充满担忧。所以，朱光亚对于这次赴美机会自然就有了些疑虑。
临走前，朱光亚先去南京，和在国民党外交部当外交官的大哥见面。兄弟俩分别日久，一见之下，自然是倍感亲热。寒暄了一阵，朱光亚告诉大哥，说他很快就要去美国了，是为蒋介石政府考察原子弹研制的。
看到弟弟皱着眉头的样子，大哥想了想，劝他道：这也没什么关系嘛，你先不要考虑那么多了，因为这其实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再说了，各取所需么，先学的是技术，国家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怕什么。
1946年9月，华罗庚师徒几个人带着从国民政府军政部领取来的旅差费支票，在旧金山登岸，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没几天，吴大猷也绕道英国赶了过来，并立即去找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P。F。Bacher博士，与这位曾是同窗学友的美国科学家商谈关于协助中国建立研制原子弹机构的可能性。华罗庚则带着朱光亚等人，一边左顾右盼着这块陌生大陆的异国景致，一边走进普林斯顿大学，与先行而来的曾昭抡先生会合。
但是，从发现原子核裂变到真正制造出用于实战的原子弹，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此前，虽然法国、德国、英国，包括苏联都在这一领域做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和研究，但美国毕竟是抢先了一步。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的使用效果，更使美国认识到了其在战后世界新格局中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政府宣布，一切与研制原子弹有关的研究机构和工厂，都不准外国人进入。为了垄断这一高新技术领域，美国连自己最亲密的盟友英国都给予技术封锁，自然更不会在这方面给中国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了。
所以，曾昭抡跟他们一见面，就连连摇头：嗨，在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是不可能了，你们就各奔前程吧。
曾昭抡将他这些日子和美国人交涉联络的情况大致讲了一下，几个人一听也觉得十分无奈。美国人说话不算话，非常气人，可东西是人家的，不给你学你也没办法。
但是，人已经来了，下一步怎么办？总不能就这么空手而归吧？
大家都看到，美国根本不可能帮助中国搞什么原子弹，也没想到中国真的要来美国学这个。此外，由于国民党政府忙于反共打内战，腐败成风，政治局面和经济形势混乱不堪，许多重大的国事要务都无暇顾及，筹建国防科研机构的原定目标早就注定了是水月镜花。
议论了半天，曾昭抡对众人建议说：你们可以选择一下，分别到合适的大学教课，或者选择好的专业学习深造。
虽然断了原先定下的学习原子弹的路子，但好在他们这时还有国民政府资助，先不必为生计太多犯愁，所以，他们就商量好另辟蹊径，分头学习这里先进的科学技术。唐敖庆被推荐留在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李政道和朱光亚一起选择了老师吴大猷教授的母校密歇根大学，一边作为吴大猷先生的助手做课题，一边攻读博士学位，进行核物理实验的学习。
1946年6月30日，美国计划在太平洋上的比基尼岛上进行一次新的原子弹试验，邀请各个同盟国的有关人士参观，国民党政府派中央大学物理学教授赵忠尧以观察员的身份，会同驻美使馆武官乘坐美国潘敏挪号驱逐舰前往那里。
赵忠尧除了担任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还在中央研究院物理所从事核科学研究。很早的时候，他就觉得国家太穷，所以要工业救国，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后，他又去了英国的实验室，还在德国用仅有的一点钱买了一台铅芯机，回国后就和几个人一起搞了个三星铅笔厂，即后来的中华铅笔厂。后来在昆明西南联大教课，生活非常艰苦，常常自己做肥皂来贴补家用。在美国参观完原子弹爆炸之后，他进行了一些相应的考察，并参加了一些研究工作。他设法回到自己曾于1927年至1930年间攻读博士学位的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加速器设计和制造知识。回旋加速器的发明者劳伦斯是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他聘用了赵忠尧，给他提供条件，接触实验设备和有关图纸。在此期间，南京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和南京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秘密筹集了12。5万美元，交给赵忠尧，作为他购买实验设备及个人生活之用。赵忠尧仔细一核算，订购一台普通加速器的价格起码要40万美金，还不能拿到出口许可证，因为美国政府严禁此尖端技术出口。因此，他们商量的办法是赵忠尧到美国后自己设计一台加速器，购置材料和部件，回国再加工组装。
第4节：第一章 蒋介石派出去了八个人（4）
赵忠尧说，1946年夏，美国在太平洋的比基尼岛进行原子弹试验。国民党政府派两个代表前去参观。我受中央研究院的推荐，作为科学家的代表，那时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萨本栋先生筹了五万美金，托我在参观完毕以后，买回一些研究核物理用的器材。因为钱数实在太少，完成这项任务是很难的事。不过，有总比没有好。而且，核物理在那时是一门新兴的基础学科，国家总是需要它的，所以我就答应在指定的财务范围以内，以最经济的办法，购买一些对于学习原子核物理最有用的器材。就当时情况，经济的限制是压倒一切的。全部的财力只有准备用于购买核物理器材的五万美金和以后托管购买其他学科器材的经费七万美金。个人的生活费实报实销，谈不上薪给。由于经费紧张，我在吃住方面尽量节省，每年开支仅两千美金。这是很难与当时公派出国人员每年一万美金的生活水平相比的。此外，在个人控制下的就只有回国的航空旅费和头三个月出差费的余数了。开展核物理研究，至少需要一台加速器。而当时订购一台完整的二百万电子伏的静电加速器要四十万美金以上。很明显，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可能购买任何完整的设备。经与友人多次商讨，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自行设计一台加速器，购买国内难于买到的部件和其他少量的核物理器材。当然，这是条极为费力费时的路。照这个计划，我首先在麻省理工学院电机系静电加速器实验室学习静电加速器发电部分和加速管的制造。该实验室主任屈润普（Trump）热心而又和气，十分支持我的工作，为我想了好多办法。他让我利用他们的资料，还介绍给我另一位专家，帮我解决问题；又将实验室里准备拆去的一台旧的大气型静电加速器转给我作试验用。后来1986年我国原子能研究院从美国购买的串列式静电加速器就是屈润普教授他们公司供应的。
赵忠尧说，在麻省理工学院加速器实验室呆了半年以后，为了进一步学习离子源的技术，我转去华盛顿卡内基地磁研究所访问半年。那里有两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和一台回旋加速器在工作，学习的环境也很好。当时，毕德显先生正准备回国，我挽留他多呆半年，一起继续静电加速器的设计，并采购电子学及其他零星器材。毕德显先生为人极为忠厚，工作踏实，又有电子技术方面的实践经验，对加速器的设计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半年以后，为了寻觅厂家定制加速器部件，我重返麻省理工学院的宇宙线研究室。因为我对宇宙线研究有兴趣，该研究室主任罗西（B。Rossi）人又很和气，欢迎我在他那里工作。罗西教授是意大利人，他很了解我的工作。1952年他的第一本专著《高能粒子》中就引用了不少我拍的云雾室照片。我当时联系定做加速器的各种部件，需要打听情况，麻省理工学院附近有好多朋友可以帮忙。由于这些难得的有利因素，我决定暂时留在麻省理工学院，直到结束采购器材的任务。加速器上的机械设备，都是特种型号，每种用量不大，加工精度要求又高，好的工厂很忙，不愿接受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小交易。我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