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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596秘史-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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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特别小心。钱三强对运动之类的就很谨慎,不大说话。历史已经给了我们多次教训,人命关天,涉及到人的事可得慎重啊。
  说钱三强这时比较谨慎,不大说话,也许另有原由。白文治说,1958年原子能所一堆一器落成,发表公报时,原稿上写了一句在党中央关怀下,而没写在党中央领导下,部长当场就发了火,特别严厉地批评我和李毅。我当时一言未发,刘杰接过去说他自己党性不强。这其中的一个背景,其实就是在1957年一次党组会上,钱三强曾批评说某某人搞不出原子弹来。
  曾经做过钱三强秘书、后来查阅过钱三强全部档案的葛能全说,1958年2月,二机部党组集中批了钱三强三天,主要理由是说钱三强站在科学家一面,不站在党的一面,并且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某部长对事物本身性质没有很好理解,用行政办法领导科研工作,部里有衙门作风等等。隔了没几天,又着重对他的所谓一贯骄傲自大情绪批了两天。我跟了钱先生好多年,他就像科学院张劲夫说的,书生气太重,说话太直,有时脾气过于暴躁,不管是在科学家里头还是行政干部中,不管是一开始还是后来,都难免得罪人。1958年那次挨批后,他心中郁闷,无处排解,就对刘允斌讲了,这是在7月份的一天。刘允斌当时没有吭气,只是表情看上去显得有些意外。两个月后,可能因为刘允斌向刘少奇反映了几个问题,也不知道究竟反馈回来了些什么,9月23日二机部党组又开会批判钱三强的所谓心服口不服。到了1961年,甚至还把钱三强在部里的分工也做了调整,基本上不让他接触九所的武器研制工作。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在苏联专家撤走以后推荐中国自己的专家如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他们时,也推荐了何泽慧去九局,当时就被认为是搞非法组织,安插自己的人。“文革”中还有个别高层人士写大字报,说他妄图把持核武器研制的领导权,当时九院的人都看到了,如今那份大字报的抄件还在。再到后来,又有人说他当年托约里奥-居里帮助购买科学仪器和后来去苏联访问都有里通外国的特务嫌疑,他被挂黑牌子,抄家,关牛棚,这些他都悄悄承受下来了。说到特嫌,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钱三强在居里实验室期间,1939年约里奥小组证明了链式反应,因为特别担心有人会利用这种核反应制造原子武器残害人类,所以就将他的实验报告封存在法国科学院的保密柜里。到了1944年秋天,中共旅法支部的孟雨介绍钱三强认识了法籍苏联人盖兰夫人,她是从事微生物研究的。这位盖兰夫人在一次交谈中曾暗示,希望钱三强把约里奥-居里做的关于链式反应的实验资料弄到手,提供给苏联驻法使馆。钱三强拒绝了,说他不知道这些资料,自己只是一个搞科学的,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孟雨也认为他说得对。他后来在1955年、1967年和1972年都曾多次向组织上和有关领导人作了说明。但他没料到的是,这样一来他自己就不明不白卷入到了政治漩涡里,这件事情也就成为特务嫌疑的现成材料。所以后来细心一点的人就能看出来,原子弹爆炸前后那一阵子,钱三强竟然奇怪地淡出了。

  第51节:第十四章 不理他们这一套(1)

  第十四章
  不理他们这一套
  准备接受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40天造好仓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三次都没接到——周总理叫刘杰去看苏共中央来信——聂总说,他不给,我们自己干——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适当储备——抓紧向专家请教—— 一个月的任务三天完成
  1958年5月,李嘉尧从沈阳一机部的一个设计院调到了二机部。在北京报到后,和许多调动的人一样,具体到哪里去他并不知道。除了保密的原因,还因为当时二机部调进了大批各个行当的人,头绪多,许多人并不能得到及时恰当的分配。一开始,李嘉尧是准备去西北一家核工厂搞设计的,并且开始收拾行装,去苏联同专家一起搞初步设计,因为他原来在沈阳就是搞工厂设计的。但是,有一天二机部常务副部长刘杰突然找到李嘉尧,说你不用去苏联了,调你到九局,去担负新的任务。当时九局是个什么样的单位,具体是干什么的,李嘉尧都不清楚。
  李嘉尧说,我到二机部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接受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国防新技术协定里面都谈好的,苏联要给我们模型和资料。刘部长问我不去苏联搞设计有什么意见没有?我说去和不去都是组织安排的,我当然服从组织安排。九局比较保密,在部里那座大楼的最高一层。来到九局之后,吴际霖跟我说,你的任务是作为九局的代表,参加六局姜涛接受原子弹模型的小组。那时九局机关没多少人,姜涛是六局局长,搞物资供应的,我们什么都准备好了,只等苏联通知一到,就可以上路了。姜涛告诉我说,你先不要到我这儿来,你在九局呆着,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通知你,结果越等越不来。苏联专家说我们储存条件不够。这倒也是,那么尖端的东西,拿过来也还没一个合适的放处。专家要求盖仓库,仓库的图纸是保密专家画的,前边一个大厂房,有一个吊车一个坑,后边八间房子,这是他画的草图,设计院设计施工图,要求半个月盖起来。李觉找了万里,万里是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结果真用几十天抢建起来了。我那时候作为九局的代表,在工地负责这个事情。盖完之后请苏联保密专家来看,专家看了,又说这怎么行,仓库外面没有围墙。原来九所有个大围墙,大围墙里面有个小围墙,我们就按专家的要求,把仓库圈起来,再请他来看。他又说你这地面不行,你是土路怎么行呢,会把这东西给颠簸坏了。我们把地又重新改成水泥地。地改好之后叫他来,他说窗户也不行,普通窗户不行,保密条件不够,要装铁栏杆。等这些都做完了,他说专列快发过来了,那是1958年8月份,可到10月份了还不来。再问他,他说你等着吧,已经装车了,已经到满洲里了。
  那时要弄一个原子弹进来,虽然只不过是一个模型,但也是极其敏感的。李觉说,这个放原子弹样品的仓库准备建在铁道干校附近,运来的东西就不进城里了,这样有利于保密。我们在铁道干校的后面要了一块地,造了两幢楼,后来又向铁道干校要了一点房子。九所作为部里规划来说,并不在北京。当时为了保密不能和三机部挂上名字,叫做北京第九研究所。为什么搞九所,就是苏联人的资料在这儿放着,我们要研究和消化,需要搞这么个地方。这里保密要求很严,房子上要有电网,就这样保密,一家外国大使馆还偷听我们的电话。那么要找这样的地方,就需要和北京市说清楚,那时彭真是市长,万里是副市长,万里和我们很熟啊,他不是东平人吗?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一个分区,平汉战役的时候,他当副政委,我当参谋长。我去找他,他说你搞什么东西,我说我搞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我得向北京市负责。后来没有东西吃,我去找万里,他说给你们这些人吃,我们高兴。那时候很简单,不过是几桶罐头。
  建造存放原子弹模型的厂房,具体工作是让卢荣光负责办理的。卢荣光说,苏联说好要给我们一个原子弹模型,先要有一个合适的厂房,部里着急,限期一个月建成。首先找厂址,看到底建在哪里比较合适。我去找北京市规划局的李子山,他们问我干什么用,我说我请示了,可以给你们说,你们一定要保密,我说我们搞原子弹。他说好,那没问题。他就派了一个同志叫丰国光,他比我年轻,骑着摩托,找到太平庄铁道部一个什么学校,里面有一块儿空地,规划局就让铁道部把这块儿地给了我们。我们就赶快组织施工队,大概设计了十几天的样子,图纸就搞出来了。
  作为接收和消化苏联提供的有关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以及调集、培训技术人员的机构,新成立的北京第九研究所破土动工,李觉和吴际霖、郭英会兼任正、副所长。这里比较僻静,离西直门火车站很近,便于在苏联的原子弹样品运到时,不用经过北京城区而直接运到仓库,这对保密和安全都比较有利。

  第52节:第十四章 不理他们这一套(2)

  事实上,聂荣臻在莫斯科签订新技术协定时,苏联人已经答应给中国导弹和原子弹模型,用于初期的教学和训练。在核工业与核武器方面,苏联也确实按照协定,逐步提供相关设备和资料,派出人员给予指导。比如在协定签订之后,苏联就向二机部接连派了两批专家,第一批专家由吴际霖和郭英会配合,到四川、甘肃和青海一带踏勘核武器研制基地,最终选定了青海湖以东200公里的金银滩。几个核工厂与基地选定之后,紧接着就进行了中苏联合初步设计,然后就来了第二批专家。1958年7月,苏联核武器研究院的三位专家到了北京,负责人是37岁的叶夫盖尼?涅金,研究院第一副总设计师,后来晋升为中将。另外两名专家是同为40岁的马斯洛夫和加夫里洛夫。这三位专家最初来华的主要目的,就是察看中国原子弹模型及资料存放的条件是否具备,并帮助二机部规划核武器研究机构。三位专家个人能力都很强,在苏联国内也都是核武器方面的顶尖人物。
  刘杰说,1958年7月,苏联派来了以涅金为首的一个三人小组,我们知道这三个专家是他们核武器的主要负责人。为首的这个涅金态度非常随和,看起来也是非常精明的。在谈话当中我们问他许多问题,他答复得非常灵活。随后他了解了我们的一些情况。他估计我们把存放模型和资料的仓库建起来起码得半年时间,结果我们只用了40天就建起来了。然后我就收到了苏联原子能利用总局供应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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