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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596秘史-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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锭,各种工作都在那儿进行。附近的那个兵工厂在攻关的时候我去过一次。说星期天去,那星期六的晚上就得把模具预热起来,到星期天清早,几辆卡车,带着各种器械,一大堆仪器材料,去了十几个人吧,对方只留一个人。进门的时候,都经过人家的检查。车进去,东西卸下来加工,地面都是铺的铝板,怕沾污了地面,就把它清扫干净,把铝板撤回来。我参加过一次,搞完以后还要打扫清洁,都弄干净了,再撤回来,回来就得下午了。
  徐基乾带上刘杰开出的一份介绍信,专门去找了五机部的相关局长,说我们原子弹上面缺一个部件,需要同你们这个坦克厂协作。局长一听,满口答应。但因为两家做的东西不一样,一个是放射性的,一个不是放射性的,就需要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坦克厂的技术负责人叫韩旭冶,正好和徐基乾认识。找了一处仓库作实验室,安了两个球面车床,一间放车床,一间放锻锤。
  锻造只能趁人家不干活的空当去,他们礼拜六晚上赶过去,折腾一宿,周围挡上铝板和幔布,把炉子预热好了,派一个班的警卫站上岗。平常加热有10分钟就够了,但安纯祥等人加热了45分钟还不放心。随后,由维修工段的老师傅林福善掌钳,郭振阳开锤。现场的人心情高度紧张,不知道这一锤子下去,会炸还是会飞。
  结果,16吨的锻锤一下去,由于高温,金属铀像豆腐一样,特别软,轻轻一压就出来了。

  第87节:第二十四章 锣鼓点越敲越紧了(1)

  第二十四章
  锣鼓点越敲越紧了
  困难太大,主张下马—— 刘少奇说,等调查清楚再定—— 陈老总说,我头发都等白了;没有原子弹,腰杆子就不硬—— 林彪说,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响了!——目标定在1964年—— 刘少奇提出中央要设专门委员会—— 毛主席的15字批示—— 强大的15人专委会—— 既是首长(手掌),又是脚掌
  中国原子弹研制最初比较具体的计划,是在1962年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但制定这一计划的背景比较特殊,时间是1957年,那时苏联答应给予全面援助,并且已经有了具体的实施行动。然而好景不长,后来苏联由暗中到公开停止援助期间,二机部于1959年8月向中央提出了制造原子弹的新的设想:3年突破,5年掌握,8年适当储备。其后在饥饿中经过三年左右的艰苦奋战,中国的原子弹计划在几个重要方面实现了一定突破,终于有了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
  但是,原子弹研制最需要加大投入的关口,也正是国家处境最艰难的时候。在国际上,同美国对抗,与苏联交恶,还和印度发生了边境战争;在国内,大跃进等极左思潮泛滥,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各种困难堆积如山。此时,国防尖端技术是上,是缓,还是下?在国防科技系统,甚至在最高决策层也引起了各种议论。
  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这两种意见尖锐对立,争论的温度不断升高。反对搞尖端技术的意见,主要是出于对国民经济建设的忧虑,他们认为研制原子弹困难太大,苏联的援助没有了,技术上有很多困难,国家经济困难,当前的整个经济形势不好,我们的工业基础薄弱,原材料无法保证,品种规格不全,新材料研究困难重重,搞两弹花钱太多,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影响了常规武器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应该暂时下马,等国家经济好转后再上。不能为了一头牛,而饿死一群羊。等等。这样的意见,因为分析得合情合理,也的确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
  7月下旬,主抓两弹的聂荣臻元帅也来到北戴河。当他了解到这样的情况,看出来一种对两弹研制怀疑犹豫的趋势正在扩大,深感不安。范济生当时任聂荣臻办公室主任,对那段时期聂荣臻的焦虑有所了解。范济生说,争论的背景就是,当时国家经济困难,中央各部定出一些条条来,有些需要调整,在这个情况下国防工业在北戴河开会,会上会外有些同志觉得两弹困难太多,集体主张下马。聂老总是7月中旬我和他一起去的,首先听刘西尧汇报,以后又找了其他一些同志汇报。老总越听越觉得这个问题严重,就又找一些人座谈,一是了解情况,一是做做思想工作。聂总在会上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发言,基本内容大体是这样的,第一是自力更生,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是中央确定的方针,不能动摇。争取三五年内突破尖端,这是历史的任务,困难是有的,但我们有能力克服。第二是两弹为主,并没有排除常规武器的发展,我们应该继续两条腿走路,既搞常规,又搞两弹。老总还提出一些措施,一个是缩短战线,他主要提的是科研战线,这样可以少花钱多办事。大家一同来攻关,我相信社会主义优越性就在这里。再一个就是我们困难多,应该理一理,先解决什么,后解决什么,我相信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林彪讲军队战时打仗,平时就是要搞装备,搞的话必须形成拳头。两弹为主,导弹第一是林彪提出来的。聂总还说:就是尖端武器不搞,在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技术力量分散的情况下,常规武器也上不去。那就只能搞步枪、轻机枪等等,如果这个也搞不出来,那只有靠梭镖了。
  毛泽东对这个会议很关心,也注意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之前,聂荣臻将一份日本军事工业发展情况的资料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时正在杭州,10天后,毛泽东让秘书从杭州打电话转告聂荣臻: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我们应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并说八月毛泽东要找贺龙、聂荣臻等谈一谈。聂荣臻事后说: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指示,成为解决这一争论的契机。

  第88节:第二十四章 锣鼓点越敲越紧了(2)

  刘杰说,1961年春夏的日子多难熬啊!毛主席、周总理的餐桌上几个月不见油水,连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吃不好饭了,这困难就太大了。在一些领导人的心中,疑问、忧虑随岁月的艰难而增长。不能说这些考虑以及下马的主张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在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的时候,少奇同志发言了,他说:原子能工业的现状究竟如何,是上好还是不上好,是否把情况摸清楚以后再定。按说当初搞原子弹是毛主席亲自拍板的,是毛主席的决策,但这个时候很特殊,很困难,他也要慎重。所以毛主席表示,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等调查清楚后再定。
  李旭阁说,不要认为主张下马的人就没有道理,那是不对的。当时我们国家老百姓饿死了多少人!饭都没的吃,搞经济的领导人主张等经济稍微恢复以后再上,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聂荣臻身处矛盾中心,十分担心导弹原子弹计划受到冲击。他当即召集出席会议的有关人员开会座谈,分析研究尖端技术的基本情况,认为近程地地导弹已仿制成功,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正在进行研制,原子弹也在探索性研究试验工作的基础上,开始了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的攻关。因此,只要齐心协力,加上政策、措施得当,经过艰苦的努力,争取三年或再长一些时间,突破两弹技术是完全可能的。8月20日,他向中央呈送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
  报告虽说送上去了,但聂荣臻心里还是不踏实。因为报告里有原子能工厂可争取于1962年至1964年先后投入生产,随后即可制造一般的原子弹这样一段对中央带有保证性的话,非同儿戏。究竟能不能落实?所以,这年10月,中央军委便指派张爱萍、刘西尧,和刘杰一起到二机部的厂、矿、院、所等建设与科研生产第一线进行实地调查。
  聂荣臻的秘书周均伦说,1961年7月20日前后,聂帅去了北戴河。8月23日,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从杭州打电话,说聂帅有关日本方面军事动向的报告,毛主席已经看了,对日本国内有关企图制造原子武器的争论比较重视,批示要几位老帅考虑,以后再议一下。这个报告是甘子玉起草的,甘子玉原先是中山大学的,1949年就已经在广州参加革命了,但由于长江有战事,过来不安全,就转道香港,再经台湾回到大陆。后来有人就这一点质疑甘子玉能不能做聂荣臻的秘书,聂帅说,主要看本人的表现。所以,这个报告送上去,毛主席批示过之后,聂帅看了,又分头让几位老帅看了。但是,虽然毛主席支持继续把原子弹搞下去,聂帅不是还有些不放心嘛,就派张爱萍他们下去调查,一个点一个点摸清情况。
  刘少奇提出现在不要争原子弹是上马还是下马,先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然后再来决定意见,政治局的成员们都表示同意。在中央军委会议上,陈毅和贺龙就让张爱萍牵头去调查。张爱萍有些犹豫,说我从来就只知道山药蛋,根本不知道什么原子弹。陈毅一摆手说,你不知道就学嘛。张爱萍心想,自己只读过初中,对很高深的科学技术懂得的很少,中央和军委既然已经这么决定了,除了坚决执行,没有别的办法。但要开展工作,总得有个人比自己的知识水平高一些的。张爱萍这时想起一个人来,叫刘西尧,读过大学,当时正好在国家科委当副主任,他就报请军委同意,和刘西尧一起去各地调查。
  调查组每到一个地方,单位领导就着手汇报。张爱萍不让他们讲别的,只说我们来是向你们学习的,想问一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之下你能把这个东西研究成功,你需要国家帮助你什么?你最早拿出这个东西在哪一年,什么时候?这些单位的领导一看,这倒好了,不用说空话讲大话了,于是就直截了当提出了自己面临的各种困难,将自己实在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交给上边。调查组在下面转了几个月之后,心里已经基本上有了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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