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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清晨，一声号角在上海吹响，迎来的不是周恩来和他的同志们期待的革命胜利，而是一个“头颅的筵席”。就在工人们手举旗帜，准备欢呼“国民革命军万岁”和“蒋总司令万岁”的时刻，蒋介石和他在黑社会的旧友们达成了一笔交易。法租界稽查局长、青帮头子黄（金荣）大麻子和他的帮徒开始行动了。帮徒们在闸北、南市、吴凇和浦东地区扑向工人，蒋指挥的北伐军却袖手旁观。大刀挥舞，机关枪呼啸。
死难者不下数千，有的被枪杀，有的被砍头，还有的被活活扔进了烈火熊熊的火车头锅炉里，蒋介石悬赏八万元取周恩来的首级。共产党指挥部设在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印刷厂的东方图书馆内。工会领导人顾顺章刚从楼里逃出来，过了一两分钟楼门就被砸开了。
多年来出版的各种书刊报道都说周恩来被国民党军队逮捕，但又逃脱了，可能是化装一个女人。安德烈·马尔罗在他描写上海惨案的小说《人的命运》中也讲到了这件事。但是，周恩来早在一九三六年就告诉埃德加·斯诺：“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实际情况是：大屠杀的次日，周恩来由六名卫兵和顾顺章陪同，来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师。二十六军军长是白崇禧将军。第二师的任务是“恢复治安”，它正在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周知道二师里有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军官。他和顾顺章到那里去是要对当时发生的镇压情况提出抗议。但他和卫兵们一到二师，就被缴了械，而且被关押起来了。
二师指挥官赵舒是国民党的党代表，同情共产党人，他的女儿是个共产党员。但赵当时不在。接待周思来的是副师长司列，原以为他的态度会比较友好。因为他的弟弟是地下党员，他本人在黄埔军校时当过周恩来的助手。
但是司列的态度很坏。他们争论得越来越激烈。显而易见，他根本不想放周恩来走。最后，赵舒赶来，把司列叫到隔壁房间。人们可以听见他们争得很厉害。过了一会儿，两人回来，向周恩来道歉，交还武器，把人全部放走了。周恩来向党的总部报告了事情的经过，然后秘密地到武汉去了。如果没有赵舒出来干预，周恩来恐怕会象他无数的党员同志一样，葬身在血泊之中了。
正是在这种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这位瘦瘦的身着灰色衣服、手提黑色皮包的年轻人，于一九二七年七月的最后一周悄悄地住进了南昌的江西大旅社二十五号房间。没人知道周思来登记时用的化名是什么。大旅社是南昌最好的旅馆，建于一九二二年。时至一九八四年，它依旧矗立在南昌繁华的商业中心，周围是些商店、办公楼、饭店和银行。当中，这个十字路口挤满了黄包车，车夫们拉着银行家去他们的办公室，拉着阔太小姐们到豪华店铺的漂亮试衣室去。
大旅社是外省中国式建筑的一个典型，中间有一个院子，两边是讲究的房间，后面是一个装饰辉煌的宴会厅。这里有穿着软底鞋、彬彬有礼的招待员，能干的厨师，考究的饭菜和一种富裕、幽雅和古色古香的气氛。
这个星期，周恩来并非是大旅社里唯一的稀客。其实，大旅社从顶楼到底层都被占满了，地方军官们租了房间作为专用。住在二十号房间的是国民党二十军军长贺龙，他是个脾气有点古怪的共产党同情者，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第二方面军将领叶挺住在二十 四号房间，他是正式党员。九号房间是刘伯承（他失去了一只眼，所以人称“独眼龙”），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军队指挥员。林彪没有开单独的房间，那时他资历很浅，只是一个排长，但他后来在中国的军事和政治事务中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朱德也没有在这里预定房间，他住在自己的司令部里。朱德是在德国由周恩来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的，不过对外是保密的。此时，他是南昌国民党省政府公安局局长和国民党军官教育团团长，这也是党中央选择南昌作为起义地点并派周恩来去领导起义的原因之一。
南昌起义一举成功的可能性似乎很大。周思来组织了二万人的部队支援这次起义，而忠于政府的军队只有一万人。
但是对革命者来说，没有一件事是轻而易举的。这时，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一位二十九岁的新代表刚刚抵达中国。他叫罗明纳兹，格鲁吉亚人，颇受斯大林的赏识。罗明纳兹对中国一无所知，可是斯大林却认为可以依靠他执行命令。他也确实带来了一项命令，这是斯大林的亲口信，断然下令停止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罗明纳兹宣布，如果坚持举行起义，共产国际将不允许它的顾问参加，（那时还有几名顾问隐藏在中国），也不允许把共产国际的资金用于这一行动。
这项命令是在行动开始前二十四小时下达给周恩来的，他断然拒绝执行这个命令，决定继续准备起义。
起义进行得非常顺利。那天天气晴朗。八月的南昌，天气炎热，无雨。他们把大金鱼缸倒空，里面装上开水送到干渴的队伍。士兵们都在院里露宿，那时的南昌是一个只有十二万人口的省会。到一九八四年，它已经是拥有一百多万人口的纷乱的大都市了。
天亮之前，城市被起义军攻占。国民党伤亡约八千人，共产党损失极小。不知道周恩来当初是否打算守住南昌，不过，南昌实际上是守不住的，因为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将军立即派兵进逼南昌，而起义者们还指望张发奎支持他们，即使不支持如果能保持中立也好。
三天之后，共产党人撤出南昌开始南下。到八月六日，南昌又回到了国民党手里。一起南下的朱德安慰部队说：“这就象一九零五年的俄国一样。”他指的是一九零五年俄国那次未遂的起义，列宁把这次起义称为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预演”。 ‘
不管其军事结局如何，南昌在中国革命中已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把一群杰出的人物聚集到一起，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刘伯承、叶挺、林彪、肖克和聂荣臻——都成了领导人物。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著名的“十大元帅”中有好几位都出自这些人。为纪念南昌起义，八月一日在中国被定为红军建军日。
中国没有一个省份象遥远的江西那样聚集过如此众多的共产党人。江西多山，一条大河——赣江从南向北纵贯全省，然后流往鄱阳湖，汇入长江。
江西地方偏远，赣南很多地区十分贫穷，当局很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这块山峦起伏的土地上，这里没有公路（到三十年代中国大部分地区还是如此），只有山间小径，人们把东西背在背上，人和马、骡成单线尾随而行。山路太窄了，连大车都难以通过。于是，江西成了造反者的避难所。赣江是江西的大交通干线，也是唯一的商业动脉。这里没有铁路。全省充斥着文盲、疾病、贫穷和愚昧。（江西省人口一九四三年是一千三百七十六万一千人，一九八零年增至三千三百一十万）。
毛泽东没有参加南昌起义，按照中央委员会的命令，他正忙于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这是一次以攻占长沙为目标的农村起义。毛出生于离长沙不远的韶山的一个富裕中农家庭。他早期的很多革命活动都是在长沙进行的。他熟悉农村，在那里他创造了自己的革命哲学——充分了解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哲学。这些使他常常和那些比较因循守旧的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由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说教者和由苏联训练、受苏联的熏陶的一群中国年轻人发生争执，他们中很多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毕业生，先是受卡尔。拉狄克和尼古拉·布哈林的影响，后来又受一位非常年轻但又极为固执的苏联人巴甫尔·米夫的影响。米夫对中国一窍不通，不久前还在乌克兰做党的工作，二十六岁就成了斯大林在中国事务上的重要代理人。
毛泽东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发动秋收起义，，使用一面他自己设计的旗帜——一颗红星中间有一柄锤子和一把镰刀。，起义结束了，九月十九日，毛泽东率领所剩的约一千人来到通往井冈山途中的文家市村。在文家市，他站在里仁学校泥泞的操场里临时搭起的讲台上高声问他的部下：“我们有没有胆量把革命进行下去？”人们答道：“有 ！”
井冈山是峻峭的岩层露头组成的山脉，海拔四千至五千英尺，是毛泽东的家乡湖南与江西的分界线。在中国，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偏僻了。井冈山位于两省交界处，向两边伸展，没有道路，森林茂密。千百年来，这里是亡命之徒出没的地方。没有任何一届政府认真地调查过井冈山一带的情况。
毛泽东了解井冈山，井冈山正好符合他当时的需要——在这里，可以聚集力量，可以检验他酝酿中的暴力革命理论，还可以用共产主义的实践来教育农民；用湖南人的话说，毛泽东是个“上通天文，下知地理”的人，也就是说，他通晓长沙地区的情况。井冈山这个名字对他并不陌生。政府鞭长莫及，整个地区由王、袁两股土匪控制着。袁自称大刀会，在茅坪周围活动，王的领地在山上。
近来，毛泽东听说王、袁表现出某些有觉悟的迹象。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他们允许一支共产党部队通过他们的领地到上海去参加北伐。一九二七年一月，他们参加攻打永新县城，帮助解救了关在永新监狱的共产党员。假如毛能把王、袁这些人争取过来，他们可以成为一支可观的力量。但如他们反对，准会使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