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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章东征西讨
一
京津地区宣告解放，标志着北洋政权土崩瓦解。鉴于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员石铮适时调整了各野战军的战略任务：第一野战军南下北上，肃清华北、黄淮之间的广阔地区；王啸飞的第二野战军挥师东进，陈兵山海关下休整，预备出关解放东北三省；胡铁指挥的第三野战军沿陇海路向西北各省挺进，攻克兰州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插张掖，解放酒泉，兵临玉门关，直叩新疆大门；陈炯明的四野、蔡锷的五野就地完成整编后，继续清剿江淮流域的北洋残军。面对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攻势，各地敌军望风而降，接受革命整编。短短几个月内，解放军总兵力就已扩充至130余万人。全国解放在即，只有东北的满清朝廷和盘踞在新疆的地方军阀袁大化心存幻想，企图作垂死挣扎。
先说新疆问题。远在公元前的夏、商、周以及春秋、战国时期，在东起大兴安岭、西到阿勒泰山的大漠南北广大地区，生活着众多以游牧为生的人群。当时他们大部分还处在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阶段。汉文史籍中对此统称为“狄”或“北狄”，有时称为“胡”。到公元前后的秦、汉时期，这些众多的氏族部落除部分为兴起的匈奴统治外，大部分仍生活在天山以北、阿勒泰山东西，到贝加尔湖周围的广大地区，这一时期称他们为“丁零”。在其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多把他们称为“铁勒”、“敕勒”等。其实，“丁零”也好，“铁勒”、“敕勒”也好，都是“狄”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音译而已。还因为这些氏族部落的人多乘一种高大的两轮车，因此一些汉文史籍又形象地称他们为“高车”。在这些众多的氏族部落中，许多就是后来形成回纥、回鹘、畏兀儿乃至近代维吾尔族的重要最初来源。
由于新疆特殊的地理环境，这些氏族部落大多逐水草而居，游牧于阿勒泰山东西、大漠以北的广袤草原上。各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常常为争夺草场牲畜而互相攻伐抢掠，有时又为互通有无而友好结盟，政权起落频繁。随着各部族的分化融合，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回民文化。这起源于公元十世纪初，当时统治着新疆大部分地区的喀喇汗王朝，以萨图克为首的汗室成员接受了伊斯兰教，萨图克本人也改称萨图克布格拉汗，这标志着伊斯兰教在王朝已处于统治地位。以后，王朝的历任统治者们在对内对外战争中，便利用“圣战”旗帜，使伊斯兰教在王朝势力所到之处迅速发展，不但改变了回鹘及其它突厥语系诸部族的宗教信仰，而且逐渐取代了天山以南地区佛教长达数百年的统治地位，并迫使原在天山以南地区长期流行的袄教、摩尼教、景教等其它宗教也退出这一地区。这个巨大变化，不但使阿拉伯文化大量涌入今新疆地区，而且为这里的民族融合加入了粘合剂，对近代维吾尔族的最终形成和近代维吾尔族文化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到了公元13世纪，新疆地区落入了蒙古贵族及其后裔的控制，时间长达五百余年。直到满清入主中原后，因为内地人把伊斯兰教称为“回教”，而维吾尔族这时已是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因此多把维吾尔族称为“回”、“回子”或“回民”。满清经过百余年的经营，在18世纪中期强盛起来，决定出兵统一天山南北。
1755年（清高宗乾隆二十年），清朝出动五万大军，趁准噶尔蒙古内讧加剧之机，兵分两路直捣其统治中心伊犁。格登山一战，歼灭准噶尔军队主力，首领达瓦齐不久也被抓获，这不仅标志着强盛一时的准噶尔汗国的灭亡，也标志着蒙古贵族及其后裔在天山南北长达数百年的统治终结。其后清朝军队历经多次战斗平定了新疆各地的叛乱，统一了天山南北，在把天山南疆仍称为“西域”的同时，也开始把该区域称为“新疆”。清朝当时管辖的范围，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天山南北广大地区，结束了天山南北长期动荡不安的局势，不但为新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条件，而且也为维吾尔族本身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1759年（乾隆二十七年），清朝在伊犁设将军“总统”天山南北事务。在维吾尔族集中生活的地区“因俗而治”，对旧有的伯克制统治进行变革，实行政教分离，废除伯克世袭，减免农民赋税、组织鼓励生产等，不但使维吾尔地区的政局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而且使社会经济、文化，特别是农业生产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在清朝统治新疆的150余年中，维吾尔族人口从清朝统一新疆初年的约25万人增加到现今的150万人左右，同期维吾尔族地区的耕地面积也增加了数倍，不但使维吾尔族在人口总数上高居新疆各族人口中的第一位，达到历史上从末有的高水平，而且在整体经济实力上也得到很大增强，成为新疆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支柱。
1910年共和革命爆发后，清朝任命的新疆巡抚袁大化迫于形势，只得宣布拥护革命，自称共和国新疆督军；但一切旧制都没有改变，本人及其属下仍留着大辫子。袁世凯建立“大明朝廷”后，袁大化主动投靠称臣。在北洋集团的扶植下，袁大化迅速镇压了哈密、吐鲁番地区农民为反对当地封建“回王”统治而举行的起义，又镇压了革命党人和哥老会众，巩固了自己的封建统治地位。
解放大军重兵压境的消息传来，袁大化依仗手中握有八万多驻军，派出代表和解放军和谈。他提出了新疆民风彪悍、民族结构复杂等理由，要求中央政府准其实行终生自治，中央不得驻军派员，只有军政大权都由其一人独揽方肯归降。谁知这份条款刚送到解放军总部就遭到了断然拒绝。石铮电令胡铁，抛弃一切幻想，以果断之决心武力解决新疆问题。
胡铁受命后，第三野战军立即展开行动。十几万大军从古城酒泉出发，西出玉门关，北穿星星峡，数路齐头并发。在全体指战员共同努力和潜伏在当地的革命党大力支援下，先遣部队一举攻克迪化，为大军前进铺平了道路。其后第九军主力一路高歌猛进，先后攻陷南疆各重要城镇，于1912年8月25日解放伊黎；第十军攻陷吐鲁番后，挥军北上，分路进击北疆各地。至9月25日，解放军历时两个多月，行程六千余里，圆满完成了解放新疆的任务，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天山、阿尔泰山和帕米尔高原。痴梦破碎的袁大化率残军逃入中亚。
二
再说东北问题。三野进军大西北的时候，王啸飞的第二野战军已在山海关下作好了进军东三省的一切准备。此时的第二野战军经历了中原、华北几场大战，已扩编为7个军23个整编师，26万余人，总兵力仅次于第一野战军。
东三省涉及重大利益。早在解放徐州之时，首相大隈就已预料到北洋政权彻底垮台了，共和军的下一个目标毫无疑问将指向东北；然而虚弱的满清小朝廷绝不可能是共和军的对手。大隈首相第一时间召集了紧急内阁会议，与元老山县有朋、井上馨等人取得一致意见后，直接派外相加藤赴南京与中方交涉。
简单介绍一下的现状。自从十九世纪中叶起，沦为西方的半殖民地。不过，始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不仅唤起了民族的独立自主意识，而且成功反击了西方，基本实现了关税独立自主和法权上的独立平等。但克服半殖民地危机、实现民族独立自主的过程却又是军国主义产生、成长的过程。军阀当局制订了“大陆政策”，即向亚洲大陆扩张的政策。1895年甲午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都源于推行这一政策。日俄战争后；引入大量外资，工业生产迅速发展；但是；1907年经济危机后，生产并没有恢复真正的繁荣。重税、高额租佃、低工资、农民工人极端贫困，国内市场狭小，繁重的军费和殖民地统治费导致国家财政几乎破产。至1912年外债达成协议18亿8000万日元，超过同年税收的6倍，连利息都难以支付；贸易持续入超，导致硬通货现有数额连年减少，无法维持兑换制度。以这种经济情况为背景，民众打倒阀族、反对扩军、减税、停税的斗争冲击着官僚、军阀政府，已连续推翻了两代内阁，国内危机四伏。国际方面，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后，加深了与美英等国的对立，尤其和俄国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朝鲜民族的抗日斗争也广泛深入地开展着。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和革命打败了腐败专制的清朝和北洋，以新的生命力迅速成长，并且直接威胁到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处在这种国内外形势下，明治以来用冒险手段把帝国带到这种地步的元老和最高当权者很清楚地意识到，已几乎陷入绝境，如果再把东北和朝鲜丢了，后果不堪设想。
的应对计划分两方面同时进行。一方面由加藤外相在南京摆出极其强硬的态度，向中国外交部长梁启超当面呈交了一份政府备忘录，其中声称，如果解放军攻下东三省，中国政府必须继续承认在东北所享有的全部利益；否则政府不惜一切手段保护本国人民的合法权益。遭到中方断然拒绝。
另一方面，政府火速向大连方面增兵，使辽东半岛上的驻军由原先的二万迅速增加到五万六千人，朝鲜境内的驻军向鸭绿江南岸集结，联合舰队主力也北上旅顺，摆出一副誓死捍卫国家利益的姿态。
在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同时，国驻盛京沈阳大使野原武夫也接到命令，利用解放军大军压境的机会，逼迫光绪皇帝向天皇称臣，使清朝成为属国，这样双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组成联军，共同抵抗关内的解放军了。其目的是借此机会吞并清廷，使光绪皇帝成为实际控制下的傀儡皇帝。
鉴于东北问题的复杂性，共和国最高军事会议决定作和平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