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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先生。”
“那个病人是谁？”
“爱德·代文浦。”
“您当时认识他吗？”
“不，先生。”
“爱德·代文浦的尸体在挖掘出来之后，验尸之前您见过吗？”
“是的，先生。”
“验尸的时候您在现场吗？”
“不，先生。”
“那具尸体是您12号治疗过的那个人的尸体吗？”
“是的，先生。”
“您在12号和被告交谈过吗？”
“是的，先生。”
“她看见了您正在治疗的那个男人吗？”
“是的，先生。”
“她有没有证明那个人的身份？”
“是的，先生。”
“她说那是谁？”
“她称他为爱德·代文浦，她的丈夫。”
“现在我想让您确切地陈述一下您根据代文浦先生的病情所进行的治疗。”
“好的，”雷诺特医生说，“如果法庭不允许我陈述病人对我所说的话，我想我说不清这件事。”
“我想，法官大人，”万德林说，“对这个谈话可能会有一些疑问。我查过权威著述，在此准备声明一下要点。死者当时说过的话属于案情的一部分，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不能把这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临终遗言，所以我请求接受医生的证词。”
“不反对，”梅森微笑着说，“请继续。”
万德林微笑着说：“看得出来，法官大人，辩方律师在玩聪明的游戏，他想让我们把自己的手塞得满满的。”
“我想了解事实。”梅森说。
“我想让事实被说出来，”万德林反驳道。
“那么就没有争辩的必要了。”法官责怪说，“律师应该控制这些私人感情的言行。让我们看一看此案中的事实，医生，请回答问题。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你可以告诉我们他对你说了些什么。”
雷诺特医生说：“他告诉我说他吃了一块巧克力，然后就病得非常厉害，他说他的妻子一直在试图谋杀他。”
“他说他什么时候吃的巧克力？”
“早晨大约7点钟。”
“你见到他是在什么时候？”
“8点到9点之间。”
“他是否把他的病和吃了那块巧克力联系起来？”
“是的。”
“他怎么对你说的？”
“他对我说他的妻子已经毒死了她的一个亲戚，为了从一个快要死的叔叔那里得到遗产。他说他最近发现了她投毒的证据所以她想除掉他，他有所防备，留下了一封信，这样万一他出了什么事儿警察能够知道事情的真相。”
“你做了什么？”
“开始我按照食物中毒对他进行治疗。我认为他的想法可能有些夸张。后来我意识到可能他真的被投毒了。总之，这个男人的状况不断恶化，在我看来病情如此严重所以我给他的妻子打了电话。她来了，还有她的一个亲戚。”
“你告诉她们代文浦快要死了？”
“我告诉她们他病得很严重。”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
“大约在两三点钟她们打电话找我，我冲到旅馆，当我走进房间的时候代文浦先生已经濒临死亡了。”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
“我给他诊脉，试着给他打了强心针但是他没有反应。他变得越来越虚弱，突然死亡了。”
“那么你做了些什么？”
“我告诉代文浦夫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能签署自然死亡证明，我必须设法保存证据。我锁上房门离开了。”
“然后你做了什么？”
“我通知了警察局。”
“然后呢？”
“当我和警察一起返回的时候尸体被搬走了。”
“请等一等，医生，”万德林说，“你是说尸体被搬走了？”
“正是，”雷诺特医生带着科学的严谨性回答说，“尸体被搬走了。”等了一会儿他又慢慢地重复了一遍，重读着每一个单词：“尸体被搬走了。”
“你为什么这么说，医生？”
“因为尸体是不会自己起床走掉的。”
“你认为代文浦先生已经死了？”
“我知道他死了，我看见他死亡的。”
“也有出现误诊的时候，把深度昏迷误认为死亡。”
“我想可能有吧，但我从未犯过这种错误。我想你应该知道，凡是出现这种错误判断的时候，病人都处于强直性昏厥状态，或者是呼吸暂时停止，这样医生就有可能误以为病人已经死了。也就是说，我认为如果一个医生就站在病人的身旁，亲眼目睹着死亡的发生，那么上述的这些误判就不会存在。”
“你离开多长时间？”万德林问，“就是说，从你向代文浦夫人宣布她的丈夫已经去世到你又返回现场之间经过多长时间？”
“我想大约一个小时吧。”
“那么你有把握说代文浦先生去世了——在几点钟，医生？”
“我有把握说他是在下午2点半到3点钟之间死的。我没有专门去看表，不过差不多就是那段时间。我绝对有把握说，在我一小时之后跟警察返回之前，某个人或者某些人把他的尸体从他去世的那个地方、也就是我停放尸体的地方搬走了。”
“我没有问题了。”万德林说。
梅森说：“医生，让我们直人主题吧，你是在上午八九点钟第一次看见代文浦先生的吗？”
“是这样。”
“他告诉你他早晨7点钟左右生病的？”
“是的，先生。”
“你开始对他进行治疗的时候他的症状是什么？”
“他极度虚弱，濒临崩溃。”
“当时有砷中毒的症状吗？”
“当时还没有。他告诉我他把吃的东西全吐出来了，他腹泻、呕吐，感到混身发冷，腹部痉挛。”
“这些是砷中毒的症状吗？”
“这么说吧，梅森先生，如果这个男人在早晨7点钟之前砷中毒，大剂量毒药几乎立即引起恶心，那么很有可能他已经把毒药都呕吐出来了，这样他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就会像我所发现的那样。”
“当时代文浦告诉你他怀疑妻子试图谋杀他？”
“是的。”
“他说他吃了一块他妻子放在他旅行包里的糖果盒里的糖，他确信就是那块糖使他中毒的？”
“是的，先生。”
“他是否告诉你为什么会在早晨7点钟左右吃一块糖？”
“是的，先生。他告诉我他有时喝酒很凶，有时候如果他非常想喝酒，他就吃大量的甜食，可以控制住酒瘾发作。”
“那么，”梅森说，“他一生病就马上怀疑那块糖了？”
“噢，他并没有说这么多，但是我把他的话联系起来大致就是这样。”
“你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休克了吗？”
“是的，先生。”
“有没有好转的迹象？”
“没有，先生。”
“你认为他可能有生命危险？”
“是的，先生。”
“由于虚弱、昏厥而不是由于砷中毒？”
“根据他总的身体状况来看是这样。”
“你熟悉氰化钾中毒的症状吗？”
“是的，先生。”
“那么现在，”梅森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医生，或者说，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实，如果这个男人在上午9点钟怀疑他吃过的第一块糖有毒，那么他在下午3点怎么会又吃了一块糖呢？”
“噢，请等一等，”万德林说，“这个问题有争议性。”
“我是在证实医生的观点。”梅森说。
赛乐法官似乎采取了一种相当消极的态度，他观望着两名律师，希望他们能自行解决这个争议。
“他没有。”雷诺特医生愤怒地说。
“没有什么？”梅森问。
“没有吃第二块糖。”
万德林微微耸了耸肩膀，摊了摊手，他坐下来，微笑着说：“好吧，请继续，医生似乎回答得很好哇。”
“你听见了霍克斯医生作证说那个男人死于氰化钾中毒？”
“是的，先生。”
“你对此有何不同见解吗？”
“我来作证并不包括和病理学家在做尸检时所发现的情况争辩是非。”
“好吧，”梅森说，“爱德·代文浦是死于氰化钾吗？你看见他死亡的，你知道症状，他是否表现出氰化钾中毒的症状？”
“不，先生。他没有。”
“他没有？”梅森问。
雷诺特医生绷紧下巴，说：“他没有。”
“那么你认为他不是中毒死亡的？”
“请等一等，梅森先生，那是另外一码事儿，我确实认为中毒导致了他的死亡。”
“但是你认为不是氰化钾中毒？”
“是的，先生，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他的死亡是由于砷中毒后大量呕吐所造成的极度虚弱而导致的。”
“等一等，”梅森说，“你是临床医生。你看见他死亡的。”
“是的，先生。”
“你认为他的死不是氰化钾中毒造成的？”
“不，先生。我认为不是。”
“现在，请等一等，法官大人，”万德林说，“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是我始料未及的，恐怕我不得不承认我没有就死因询问过雷诺特医生，因为我想当然地认为验尸时所发现的毒药足以回答有关死因的问题。”
“您还有机会重新审查，”梅森说，“我现在在问专门的问题，得到专门的回答，我希望这些回答都记录在案。”
“好的，它们是记录在案的。”万德林说。
“您反对我的提问吗？”梅森问。
万德林坐下来说：“不，请继续吧，让我们澄清事实，不管事实是什么。”
梅森说：“现在，我们把话说清楚吧，医生，你目睹这个男人死亡的？”
“是的，先生。”
“你熟悉氰化钾中毒的症状？”
“是的，先生。”
“你认为他不是死于这种毒药？”
“我非常肯定他不是，没有任何典型的症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