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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得呆成一座木偶。
“醒亚，醒亚，”表嫂摇晃了两下我的肩膀，“真对不起，原谅我，我不能不把实情告诉你。也许你会怪我过于同情唐琪，而漠视了郑小姐；可是，你知道，无论如何，唐琪是我的亲表妹，郑小姐尽管多么美好，我们还始终没有见过面，再说唐琪和郑小姐比，当然唐琪的遭遇会叫人同情——不过，同情唐琪是一回事，祝福你和郑小姐又是一回事，这是不冲突的。我相信有一天郑小姐嫁到咱们家来，我会跟她处得很好。”
“唐琪现在住在哪儿？”我问。
“她不肯告诉我，”表嫂说，“她不要你去看她。我也曾问到她今后的生活与工作，她也摇头不答；不过她说了一句她要去看望一下贺大哥，我想她也许要跟随贺大哥做事。”
“大嫂，我一直想知道，唐琪她究竟怎么能救成贺大哥？”我忍不住追问。
“我们当然不知其详。”表嫂说，“我只知道，贺大哥胜利后告诉我们说：唐琪勇敢、机警、有智慧，她认识姓辛的一位大学教授，留学日本的经济学博士，对她很好，甚至向她求婚，唐琪居然大胆地，极恳地告诉他，她已订婚，未婚夫在南方求学，她不能悔婚，她说她敬爱他是一位学者，请求他发慈心善心，她必永远敬爱他如兄长，如家长，那位教授居然受了感动，认唐琪为义妹，且两人对天发誓永为兄妹——后来那辛教授突然去北平出任华北政府经济局局长，且娶了一个日本太太，听说华北头号汉奸王荫泰十分赏识他的才学，非拖他下水做有力的助手不可。唐琪因为她的义兄当了重要的汉奸，当然非常失望，可是就因他的关系，再发展其它关系，才能救出贺大哥。”
“那人难道也是政府的地下工作人吗？一我好奇地问。
“贺大哥说他与重庆应无关系，说他是汉奸，不过是天良未全泯灭的汉奸。”表嫂继续说，“贺大哥说他后来得知：那个辛局长从中学时代就喜欢演话剧，喜欢唱平剧，喜欢唱歌，所以他对唐琪这方面的才华深为赞赏，鼓励她多向这方面发展，早日离开歌台舞榭。一些无聊的人把唐琪‘选’为歌后舞后之后，她竟然一度洗尽铅华，拜一位白俄女声乐家为师，专心学唱中外艺术歌曲，报纸改口‘捧’她为‘歌唱家’、‘名媛’。她还与那辛局长同台演了一场‘慈善赈灾’的话剧。那辛局长，还有日本人，都要推荐唐琪去‘满州国满映公司’当电影明星，唐琪说她从小就有当明星的梦想，可是她不要去。后来，她曾告诉贺大哥她若去了满映，少不得要拍‘日满华亲善’电影，而进了那个圈子想跳出来还她自由身可就难了。最主要的，还是她要等待，贺大哥万一能够活着出来，好寻觅机会，能一起逃往南方找你——贺大哥出狱后，一段时间仍然被暗中监视，稍有动静，会有再被捕的可能。由于唐琪巧妙‘掩护’，且靠着唐琪的金钱资助，贺大哥仍能保密暗中领导一部分工作，一些同志与一心响应‘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青年，因唐琪的关系竟能得到经济局发的通行证南去，据说经济局在许多县市有经济站，常派人前往，他们的通行证是很‘吃得开’的。胜利消息传来，万众欢腾，趁着国军尚未到达，就在日本宣布正式投降的第二天，日本宪兵突然把那经济局长逮捕，特别押解到芦沟桥上，用军刀砍了他的头——”
我彻夜失眠。
翌日大清早，我就跑到贺大哥家。
我告诉贺大哥，自表姊、表嫂处我已获知若干关于唐琪的事，我请求他亲自更详为讲述。
贺大哥竟一再摇头。我再恳求。他欲言又止，终于启口：
“早该原原本本告诉你；可是又一再觉得多讲于事无益，无补。你已订婚，我不会也无权无意逼劝你解除婚约，唐琪也不会——
“好，就让我从头说起。其实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我的命是唐琪救的，也是你救的，她因为太爱你，才救我。
“上次在重庆与你分手，我回到北方，策划爆破工作，烧毁日军仓库成功之后，全心全力投入策反河南水冶一带皇协军的工作。当年是我与几位同志开辟的那条经过他们防地进入太行山的交通线，数次从那里过路，与他们的军头有了‘交情’。为有助于出入敌区，我曾在重庆参加帮会，我的师父是早年带领骑兵的一位极端爱国的老将军，他老人家是‘大’字辈，我是‘通’字辈，盘起道来那个军头是比我晚一代的‘悟’字辈，这当真增进了我和他的情义。几番游说，晓以大义；又刚好不多天前，发生了轰动当地的“军用犬事件”——四名皇协军去彰德城酒馆喝得几乎全醉，与邻座也喝得半醉的‘老百姓’酒客们口角对骂而互殴，被打伤的‘老百姓’中不料有敌伪衙门的‘狗腿子’，更不料有一个穿着中国服装会讲中国话的日本人，多半是个日本特务，日本兵赶来，把四名皇协军缴了械带回驻地，毒打一顿，更再叫‘军用犬’直扑胸膛活活咬死，还任民众围观。事后，军头被逼迫携大批礼物与给受伤日人的一笔医疗费，亲往日军那里赔罪，狠狠被训骂，受尽侮辱——四个死者两个是军头的亲信，两个是军头的内弟，我当然火上加油——军头就此下了决心，拉走人马投效邻近安阳的国军，被编入国军游击队一个支队。
“我与一同完成这任务的同志大喜一场，悄悄地北返，未想到一路被暗中‘钉梢’——凡是那几天由彰德搭火车北上南下的人，都被跟踪，严格检查、盘问。我们虽然化装成跑单帮的商人，且上火车后也不坐在一起，但仍被分别视为可疑份子。可能我俩都身材高大惹人注目。他们不马上动手，却一直‘钉’到天津。只因被暗中窥见那同志跟我同在一家小餐馆吃过饭，第二天，两人分别被捕。我俩早有誓约：不管是谁万一被捕，绝不承认有‘组织上’的关系，只是偶尔会碰面的同是‘跑单帮’的买卖人，当然死也不会彼此出卖。幸好在我家，没搜出什么，但不幸，藏在那同志家中的收发报机被搜出来，他受尽酷刑，就是坚不承认去蛊惑过皇协军叛变，更不肯供出一个‘同党’。日本人骗我说你的伙伴已经供出你来，我说请他当面对质，两天都不见他来，后来听说敌兵防卫周全怕他自杀，结果他用吃饭的筷子猛扎白己内耳而死。日本人又对我说他们俘掳有几名反叛皇军的皇协军可证明我的‘罪行’；感谢老天爷，竟然也没有一个‘俘虏’站出来指证，我知道他们都已一齐由安阳上了太行山——我只承认我曾两次花‘买路’钱经过那皇协军防地，为的是跑单帮做药材生意。
“我也备受各种酷刑，尽管坚不吐实，却仍然被判死刑。心想鬼子们常会‘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个’，我只有认命。可是鬼子又声称：如果我吐实，反可减为有期徒刑，我不为所动。没想到数月之后，我仍然活着。更没有想到，一天我母亲竟能来‘探监’，我难免吃惊，以为执行死刑前，鬼子们让母子见最后一面；更令我吃惊的是母亲频频安慰我不要焦虑，连连说：‘放心，放心，你绝对是冤枉的。’见到狱卒未在眼前，母亲又轻说了一句：‘有贵人相助——干女儿。’母亲走后我才猛然想起‘干女儿’是谁？又过了几个月，我被改判八年有期徒刑。
“坐满两年，我竟被释放。母亲告诉我，她曾被唐琪带去北平一个什么经济局长家陈情哭诉喊冤，以后就不知唐琪如何进行营救？我重见天日，唐琪逢人便说这是天大的冤案，终于还了我清白。私下，她则告诉了我：她原本也成了惊弓之鸟，后来遇到她早年读德国护士学校的一位女老师，对她真好，带她进教会，要她信基督，她这两年来不住地告，只要我在狱中未死，能挺下来，她一定要想尽办法营救。她连说感谢主，我居然能由滔天大罪蛊惑皇协军反叛嫌犯，改为贩卖货物走私资敌嫌犯，而改轻判八年，最后找不到任何直接罪证，囚满两年，便被放出。但不准离开天津，随时由地方警局‘看管行踪’。
“这时，我方始知道近两年来，唐琪已变成小富婆，她也已卸下歌舞衣衫，灌的唱盘收入好，又自己开了一家生意鼎盛的新型时麾仕女服装公司。义兄之外，她竟又认识了当年与他父亲八拜之交同是北洋政客，如今当了大汉奸的父执辈，那老家伙居然认她这位‘贤世侄女’——在这样的‘保护伞’下，唐琪更自信可能赢得这一场‘豪赌’——她使彼辈相信如果她知道贺某是抗日份子，一个女子那里会有这样的胆量去求情？那不是拿自己的性命做‘赌注’吗？事迹万一败露，两人必是同死呀！她请托有力人士，与向下面的汉奸、日本人大量行贿，双管齐下，唐琪是几乎倾其所有倾家荡产来干的。我出狱后发现她又快变成了穷人。她便跟她的声乐女老师远去哈尔滨，竟能设法筹到款子接济我们的工作经费。至于她的义兄，自始至终，尽心尽力相助，但没有拿过她一文钱。”
“那个义兄是不是地下抗日人员？”我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