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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纹身的囚犯奉令须向医疗所报告……“对囚犯们检查以后，其中刺得最好、最具有艺术价值的，就用注射毒药的办法将其杀死，然后将尸体送往病理学部门，把一片片符合要求的纹身人皮从尸体上剥下来，并作进一步处理。成品送给科赫夫人，做灯罩和其他家具上的饰品。
据说，科赫夫人最为喜爱的一片人皮上面刺着“汉斯和格丽特尔。”
在达豪集中营，人皮常常供不应求。一位名叫弗朗克·勃拉哈博士的捷克被囚医生说：
有时我们得不到足够的有着好皮的尸首，腊彻尔博士说“没关系，你们将会得到尸体的。”第二天，我们就会收到二三十具青年人的尸体。他们都是颈部中弹或是头部被击碎致死的，这样就可以不弄坏皮肤……这种人皮一定要从健康的囚犯身上剥下来，而且要完整。
勃拉哈博士提到的这个腊彻尔博士是残忍已极的医学试验负责人，他所进行的高空试验及冷冻试验可说是对囚犯的残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做高空实验时，腊彻尔博士亲自观察研究，亲自解剖，他用二百多名囚犯进行这种试验后，才结束了这项工作。而他所创造的囚犯惨死时的情况更令人咋舌：
第三个试验是试验人体在相当于二万九千四百英尺高空缺氧时的反应，受试验的是一个三十七岁的健康的犹太人。试验进行四分钟以后，受试验者开始出汗和扭动头颈，五分钟后，出现了痉挛状态；从第六分钟到第十分钟，呼吸急促，受试者失去了知觉；从第十一分钟到三十分钟，呼吸完全停止……停止呼吸后大约半个钟头开始解剖尸体。
……这些试验总是以试验者死去告终。
腊彻尔博士的冷冻实验是在达豪集中营进行的。他的冷冻试验有两种：第一种是观察一个人最大限度能忍受多冷的气温，超过这个极限才会冻死；第二种是找寻经受了极端寒冷而尚未冻死的人重新回暖的最好的办法。他选用两种冻死人的办法；把人浸在一桶冰水里，或者在冬天将人脱得精光，赤条条地放在雪地里过夜。集中营的囚犯瓦尔特·奈夫曾在腊彻尔手下担任护士，他作为外行人对腊彻尔博士的冰冻试验作了描述：
这是一次最残忍的试验。两个俄国军官从战俘营中被押解出来。腊彻尔把他们的衣服扒光，赤身浸入水桶。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过去了，这一次这两个人整整呆了两个半钟头还能应声答话，而一般的情况最多只能呆上六十分钟就失去知党。他们恳求腊彻尔给他们注射安眠剂，但怎么恳求也不答应。在快满第三个钟头时，一个俄国人向另一个说道：“同志，请你跟那个军官说，开枪把我们打死吧！”另一个回答说他不期望这个法西斯豺狼会发善心。然后，两人就握手道别，彼此说了一句“再见，同志”……一个波兰青年把这几句话翻译给腊彻尔听。腊彻尔走进他的办公室。那个波兰音年马上想给这两位受害者打麻药针，但腊彻尔立即又折回来，他用手枪威吓我们……试验至少延续了五小时，那两个受试验者才死去。
腊彻尔所做的冷冻试验，一次比一次残酷，一次比一次荒诞。在腊彻尔的试验中共有三百多人被用来进行约四百次“冷冻”试验，直接被冻死者有八九十人，有的发了疯，有极少数人因担心泄露试验内容而被杀死。
令人不解的是，虽然这些医学试验对人的迫害证据确凿，对囚犯所犯下的罪行万恶不赦，但有很多凶手，像想使干百万敌人丧失生殖能力的臭名昭著的医生波科尔尼却被宣判无罪。而更令人愤愤不平的是，在纽伦堡召开的一次德国科学会议上听腊彻尔宣讲《关于在海上和冬季紧急情况中的医学问题》的论文时，在场所有的人，包括医学界员著名的九十五名德国科学家，在毫无疑问地知道腊彻尔杀害了许多人的情况下，却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过任何抗议。难怪乎人们在纽伦堡审判结束时议论：整个德国医学界在新铁序运作期间都像人皮事件的刽子手那样疯了，而纽伦堡的审讯判决官们也疯了。
第六节 抵抗和暴动
集中营里的抵抗运动 比克瑙特别小队的暴动
残配的折磨和压迫，必定遇到强烈的报复和反抗。即使在戒备森严的奥斯威辛的囚犯，特别是战俘，而尤其是俄国战俘，自始至终都坚持着反抗和逃跑。在集中营中，犯人们组成政治活动小组，给集中营内的囚犯提供医药、食物和衣服。在当时恐怖的统治下，这样做是极其艰难且危险的，但这些人仍然于方百计与纳粹分子周旋，从毒气室里救出许多人，瞅准机会帮助可能逃跑出去的人逃跑。
在１９４３年以前，比克瑙还不存在建立地下组织的条件，有觉悟和思想进步的犯人太少。集中营周围地区的居民总是出卖试图逃跑的犯人，这又给地下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在集中营里，很长一个时期，笼骂着一种孤立无援的气氛，这种气氛使犯人们在精神上和体力上受到摧残。任何抵抗的想法都会被对叛变的恐惧、而主要是为大批犯人麻木不仁的俯首听命所断送。
实质性的变化是从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的胜利后开始的，这一胜利使人们对于有可能获得自由产生了一线希望。于是，各种抵抗小组建立起来了，加强了各营之间的联系，逃跑更加频繁了。
地处僻静角落里的钳工房成了抵抗运动各小组代表们活动的场所。表面上，犯人们要在比克瑙的各个营干种种钳工话，这些人干活总是快得使党卫队分子感到惊讶。但是，他们谁也想不出，犯人们用的是什么样的工具和材料。很快这些人就成了营中不可缺少的人，于是出现了一个为数不多的工作队。这个队的成员生活得要比其他的犯人好一些，而主要的是能够在比克瑙地区内自由来往。
因此，抵抗运动小组得以从毒气室救出了许多同志。他们把药品送给医院的人员，来治疗其他犯人。他们还和女营保持密切的联系，传递犯人们的信件和各种物品。
抵抗运动在女营中组织得更好。但是，那里所取得的成绩却没有能超出男营中地下工作的成果。这些工作是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进行的。人们生活在紧张状态之中，并时刻担心党卫队分子这些职业罪犯和叛变者会突然发现这些秘密。
在１９４３—１９４４年间，抵抗运动小组的活动有好几次超出了本营的范围，想方设法帮助了捷克家庭营中的人们。
从１９４４年３月起，抵抗运动小组加强了逃跑的准备工作，并且许多次逃跑都获得了成功。他们和在集中营周围地区活动的游击队员、在营区企业建筑工地上干活的一些雇佣人员建立了联系。
苏联战俘们从展览用的飞机上搞来了武器，他们还从那里把收音机带进了集中营。
１９４４年秋天，犯人们加强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准备工作由奥斯威辛１号营的抵抗运动中心领导，但起义并没有举行。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７日，奥斯威辛集中营一片混乱，射击声和汽笛的吼叫声撕破了秋日的宁静。一件新闻以闪电般的速度传遍了全营：特别小队的犯人们手执武器造反了，正在和党卫队分子战斗！
犯人们反对党卫队分子的武装行动在１０月７日前就开始准备了，特别小队的犯人中的主要政治组织者是集中营的监工、立陶宛人卡明斯基。卡明斯基获得党卫队分子的信任后，利用方便的条件到其他营去，并和秘密政治组织的成员建立了联系。
卡明斯基在１号焚尸场内藏了三十颗手榴弹。在卡明斯基的小队里，除了波兰犯人，还有二十五名苏联战俘。
但是，由于一个叛徒的出卖，卡明斯基被杀害了，愤怒的犯人们聚集在卡明斯基的遗体旁，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７日，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抵抗组织得知，在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４日可怕的屠杀之后活下来的特别小队的队员们要在最近几天被消灭掉。抵抗组织马上把这一情况通知了特别小队中的抵抗小组成员，他们迅速挖出了藏匿的武器，在打死威胁他们的集中营监工后，解除了党卫队分子的武装。一部分暴动人员放火烧了４号焚尸场，占据了焚尸场后小树林中的防御阵地。枪声、爆炸声和汽笛的吼叫声把集中营的全部驻军，计三干名装备良好的党卫队队员都动员了起来，将焚尸场团团围住，把主要力量集中在被暴动人员所占领的小树林。党卫队封锁了沿着通电铁丝网的小道，特别小队根本没有可能从焚尸场和集中营逃跑出去。只有一组暴动人员杀死了六名党卫队分子，向维斯拉河方向逃跑了。党卫队分子在离比克瑙十公里的赖斯科地区追上了他们。逃跑者在一座棚子里进行自卫。但是，纳粹分子放火烧棚子，并开枪打死了所有的犯人。
在这场争自由的英勇斗争中，有二百名犯人在战斗中牺牲，他们中有暴动的组织者格朗多夫斯基。在集中营地区抓到的暴动人员被枪杀在４号焚尸场的院子里和２号焚尸场的周围，只有几个人得以隐藏了起来。
焚尸场的暴动是奥斯威辛的犯人们唯一的一次武装行动，它有很大的精神力量和政治意义。暴动极大地提高了犯人们的觉悟和他们对于自己的力量以及战争终将取得胜利的信心。另一方面，它向党卫队分子表明，即使人数不多的犯人也能进行反对大批党卫队分于的英勇战斗。
第四章 谈虎色变的影子部队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
他给人以慈眉善目、谦谦君子的外表，实际上却是一个时而大发脾气、时而哭哭啼啼的歇斯底里症患者，他就是盖世大保之父——赫尔曼·戈林。
盖世太保（ＧＥＳＴＡＰＯ），这四个字使盟国乃至整个欧洲颤抖了整整十二年。在它的统治下，千百万人受尽了他们及其同伙党卫队的摧残而命丧黄泉，使欧洲大地血流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