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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洛！安吉洛！”弗兰克说。
“先生，什么？”我问他。
“喂，你想什么了？那个女人，当她喝酒时，她是个坏女人，不是吗？”
“是的，她是个坏女人。”
“我喜欢那样，我喜欢有狂热精神的女人！”弗兰克慢慢地，深思熟虑的说道。“动一下，我想和你睡在一张床上。”我移动了一下身子，弗兰克爬上床，无意中用鞋子踢了我一下。“啊，这是张好床，”他说。“太舒服了，正好睡两个人，你应该早点邀请我。我说过你有漂亮的乳房吗？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这样的它们很柔软，你比一些女人有更好的乳房。”
弗兰克的说妨碍了我睡觉，直到我明白他在说笑话。“是的，柔软的乳房在我家族中是遗传。你见过我母亲吗？她有好几个乳房。”
弗兰克笑着说：“不要再说笑话了！我想要不是拿坏话嘲笑你，我又要吐了。安吉洛，安吉洛，你认为塔玛拉危险吗？”
“是的。”
“我今天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就像小孩一样很脆弱，我们必须好好照看她。告诉我，你想她是从哪跑出来的？”
“每个人都有一个来历，”我说，“她是从她的过去跑出来。”
“啊，哲学家的屁话。你晚上总是放哲学家的屁话吗？假如是这样，我们应该经常睡在一起。但我一直在想，她也许是一个名声不好的避难者，也许她正在寻找政治避难，然后，嫁给一个巴拿马人，像英俊的弗兰克先生这样的一个巴拿马人。因此，她就能在中立国住下，对吗？欢迎你到弗兰克先生这里，欢迎你获得了自由！你想什么吗？你仍然在想她是一个碱？”
“是的。”
“我不这样想，”弗兰克说，“我相信自己，呸，伟大的哲学家，我了解贼。她太有活力了，才当了一个贼。懂吗？”
“不懂。”我说。
“啊，这很简单，你看，人类是领土的奴隶，他需要占有财产。如：房子、土地和活动空间。假如他占有一些东西，他就快乐了；他也高兴让别人占有一点，但窃贼们靠扰乱其他人，违背他们原有的本性，他们自己也不安宁，他们因而也就死在这上面。这是一个像你这样受过教育的，懂哲学的人应该知道的。”
“你不是一个狂暴主义者吧？”
“不，我不是一个狂暴主义者，”弗兰克说，“我不相信今天狂暴主义能在人类中行得通。我相信一个人必须自制，必须是自己的主人。但是狂暴主义者不让人们自制，他们夺去了人们工作的意识。我见过一个从布达佩斯来的人，他说他的父亲一直在一家工厂工作，后来工厂被监管起来，因为工人们想坐下来玩牌。政府派军队去强迫工人干活，但有些人还是拒绝了。他们相信会发给他们工资和食品。当机关枪顶在他们背上，他们还是在坐着玩牌。最后，部队对他们开枪了。电台说他们是判徒。这个人告诉我，尽管他的父亲被杀了，但他赢得了反对狂暴主义的胜利。他拒绝那样的死，认为还有第二条路，忍受内心的死亡，在其他人的统治下生活，拒绝你所需要的自由。”
弗兰克欣赏着他自己这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而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学医术，根本不懂政治。我表示敬意地沉默了一会，好像是在仔细地考虑他的话。“因此，你不说过你不相信这个女人是贼吗？”
“不，我认为她是一个脑子被移植的人。”
听了这些话，我坐起来，想了想，我的直觉告诉我他是对的。“你为什么要说那些呢？”
“我曾经看过一份文件。当他们把人们应征到靠机械维持生命的部队时，军官就把士兵放到静态平衡器中，直到期限到了，如果一个士兵想以后应征入伍，他就得选择使身体分块出售，然而，这是一个大的丑闻，因为，有时候一个士兵期限到了或想出售他的身体时，却发现他们已经在黑市上出售了。我讲的关于靠机械维持生命的人的事情使我想起这件事，并使我明白这就是塔玛拉怎么被列入一光年积极值班人，并且现在仍然在地球上。”
“你的意思是有人偷了她的身体？”
“我一直在想，会有人偷那无用的身体吗？不，我认为塔玛拉被应征，并且被出售了她的身体，而现在这个女人正利用和损耗它。”
我记起了塔玛拉梦中的美丽红发女人和睡在沙发上的细长而瘦弱，长着黑头发的人是多么不同啊。我意识到一个脑移植者能解释为什么她梦中的自己是如此的不同。我记起她在那顿晚饭上的托水方法，反映出她的脑子还没有习惯身体被改变了的她。“也许。”我说。
“也许？‘也许’是什么意思？这是我们问题的一个重要结论，如果我们的理论不是真的，它就应该是个脑移植者！”
“我们正在花很多钱，她为治疗只花一点钱，而更多的是需要我们的沉默。如果她必须忍受成为一个脑移植者去逃离追踪她的人，也许，我们的问题对她有危险。”
“你没早点告诉我她在危险中”弗兰克说。
我们走出卧室，塔玛拉在梦中动着身子，呻吟着。
“我不知道是否要早点相信她。”
我在床上躺了很长时间，我想着：如果这个女人已经是一个脑移植者，而且是最近移植的，这就能解释了为什么当她手拧掉时，她的抗体指标没有急剧上升，她仍然是抗体的抑制者，但我不能肯定。任何一个正统的外科医生都将会使用抗体抑制类药品，一个抑制者才能停止排斥抑制细胞的产生，这种细胞排斥移植器官。但塔玛拉的抗体降到了标准以下，这就意味着她已经被一个普通ＡＢ型的抑制者移植了。我以前给她注射的抗体起了作用，它刺激T细胞的生成，包括抑制细胞。如果我给她的药量太大，他们将对ＡＢ型抑制者失去效力。如果她的脑不与身体一致，塔玛拉的抑制细胞就把她的脑袋当做一个感染的生物体而毁掉它。
我走进屋里，看到塔玛拉正在不停地转动着身子，她在发烧，这是器官排斥的一种迹象。不幸的是，还有一种常见的感染迹象增加了我的混乱，我给她注射的荷尔蒙加速了她的新陈代谢，这就引起了发烧。她已抱怨过头痛，但一直到她抱怨肌肉痉挛、麻木、休克时，我还不能肯定她有危险，这应是再生合成。事实上，在正确的治疗下，她可能变得昏迷或没有任何前兆地死去。好几种设想在我脑子里像游泳一样反复出现。我找了一块湿布给她擦脸。她醒了，看了看我，“拿住……挽把枪。”她说，然后她眼睛亮起来，“你有那个晶体吗？”她问。我从口袋里掏出晶体给她看。她拿到手里，握住它，然后睡着了。
整整一夜，我不停地擦着她的脸，握着她的手。黎明时，我脑子里传来了通讯杆的声音，我打开通道，一个图象出现在我的脑子里：一个披着长长的黑发，宽鼻子的黑色男人坐在沙发，他穿着一身联合海军陆战队的制服。
“我是上将爱米尔·杰弗勒，”他说“我知道你有属于我的东西。”他的声音烦躁不成语调，缺乏节奏感。他的图象是计算机生成的。
我把手伸进口袋里摸着晶体，“我认为你搞错了。”我回答说。
“让我直说吧，”他说，“我想让那个女人回来。”他的话使我大吃一惊，我失控了。“我向你提个建议：派一个人去带回她，要花去我２０万元，如果你能亲自把她送还给我，这对我们俩都容易。我必须要她。接受２０万吧，把它作为我的酬谢。”
“你要对她怎么样？”我问。上将注视着我，没有回答。我感到这样问他显得我太傻了。
“她病了，”我说，“这几天搬动她是有危险的。”
“这几个月她让我做了徒劳的搜索，必须停止了，你要在日落之前把她带到克隆机场，你明白吗？”
“是的，我懂。”
他似乎审视了我一会，好像他能看到我。“你不会做出任何荒谬的事情吧，是吗？你不是想逃跑吧？”
“不。”我说。
“你知道吗，你是跑不了的。逃走不是办法。”
我说：“我明白。”我不能确定是否要相信他。
尽管他在情报机构工作，但联合地球海军陆战队在地球上活动是不合法的。但我知道这不能阻止他。作为靠机械维持生命的情报机构司令，他能左右军队的联合会，也有晶体脑的来源。这种晶体脑集聚了比一个生物脑能处理亿万次更多的信息。我没有其他方法使我的银行存款达到我需要的数目。打个电话吧，穿过边界，躲过警察的监视。
“好，”杰弗勒说。“我会善待她的，是为她好，我也是人类的一员。”
“我将不会跑的。”我说。杰弗勒切断了通话。我坐在沙发上，感到自己是封闭在盒子里。我仔细考虑着他的每一句话，研究每句话的含意。他最后的一句话还算带点感情。或者说，至少有点感情。我给塔玛拉擦脸上的汗，直到我筋疲力尽为止。
天亮两个小时了，弗兰克从屋里出来，“哎，安吉洛”，他说“可能黑天使来找我了。我拥抱了他。我经常希望我的祖父真的发明了一种酒，一种能让人醉而又没有危险！”
花个小钱而得到更大的欢乐。我随意地哼着过了时的歌曲。弗兰克坐在床上，我用手抚摩着塔玛拉的头发。寻找着受伤的地方——没有任何外部痕迹，她已经成了一个脑移植者。没有伤，并不是没有什么。一个好的芭蕾舞演员不会留下这样一个形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