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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泽尔·堪特考特是在庭讯继续开始后第一个被控方传讯的证人。在被追问他是否告诉温普先生他曾经听到过被告指责康斯坦特先生时，他无法作答。他没有亲耳听到被告的指责；他可能给了温普先生一个错误的印象，而温普先生是那么缺乏想象力地照搬字面意思。（笑声）是克劳先生告诉他这些事的。辩方盘问时，他说杰茜·戴蒙德是个罕见的精灵，她总让他想起圣女贞德。
克劳先生在被传讯时显得非常不安。他拒绝宣誓，并对法庭说圣经是一种不良嗜好。他不能以这样自相矛盾的东西发誓。他能证明。他无法否认——尽管他很希望能否认——被告一开始对康斯坦特先生是不信任的，但他确定这种感觉很快逝去了。是的，他是一个被告的好朋友，但他看不出这为什么会使他的证词无效，特别是他并没有宣誓。当然他在假日看到被告时发现他情绪低落，但这是由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废止不良嗜好而过度劳累的结果。
还有几个被告的熟人多少有些不情愿地作证说他有时是对业余的劳工领袖竞争对手有偏见。他对于这种不满的表述总是比较激烈的。控方还拿出了一张海报说被告原定在12月4日出席一个重要的职员会议。他既没有出现也没有送去任何解释。最后，还有最初在码头上因他行动可疑而逮捕他的侦探们的证词。以上就是控方的全部论点。
查尔斯·布朗…哈兰德先生神气地站起来，他的丝绸礼服沙沙作响。他开始给出辩方的论点。
他说他不打算传唤太多的证人。控方的假设是从根本上的幼稚与不合理，仅仅倚赖于一些相互依赖的可能性，实在是一碰就倒。
被告的人格正直而毫无污点，他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亮相是和格兰斯通先生在同一个讲台上，他的诚实和高风亮节得到了最高档次的政治家们的担保。他的行动每个小时都有据可查——而控方对他的指控则毫无明确的证据。他也没有表现出控方所说的超人天才和恶魔般狡诈的任何征兆。
假设建立在假设上面，就像是东方的古老传说，世界是在龟上面大象上面的大象身上。可能还有必要指出康斯坦特先生的死亡至少很可能不是在7点以前，而被告在早上7点15分乘车从新门车站乘车去利物浦；他就不可能来得及从弓区赶到那儿。而且被告被证实在早上5点25分在新门车站，他不太可能在短短不到两小时内往返格罗弗街并进行谋杀。
“真正的事实，” 查尔斯先生令人印象深刻地说，“是很简单的。被告，部分是出于工作的压力，部分（他并不打算隐瞒）是出于尘世的雄心，开始忽视曾与其订婚的戴蒙德小姐。他也是凡人，他的头脑被他日渐提升的重要性所冲昏。不管怎么说，在他心里他还是爱着戴蒙德小姐。而她似乎得出了他已经不再爱她的结论，因为她配不上他，她受的教育不适合和他一起站到他正在攀登的新阶层上——简而言之，她是他事业的累赘。作为一个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很坚强有意志力的女孩，她决定通过离开伦敦来解决问题，以避免她的未婚夫因为良心发泄而为她牺牲自己。同时可能还出于对她自己弱点的恐惧，她使这次分手非常彻底，她现在的庇护所还是一个谜。
控方的理论把一个名誉的名字拖入泥潭，这是一个过于肤浅，我都不想直接提的理论。说亚瑟·康斯坦特会引诱他朋友的未婚妻，或者和她有不正当关系，这样的假设能被双方的生活证明为谎言。在离开伦敦——或者英国——前戴蒙德小姐写信给她在达温波特的阿姨——她在这个国家唯一的亲人——请她在收信两个星期后替她寄一封信给被告。她阿姨完全照做了。这就是那封在12月3日晚上让被告宛如五雷轰顶的信。
他旧时的爱意全回来了——他充满了自责和对可怜女孩的歉意。信里有不祥的气息。可能她会去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第一个想法就是跑去向他的朋友，康斯坦特，寻求建议。可能康斯坦特对这件事知道一些。被告知道他们俩有一些交流。可能——法官阁下和陪审团的先生们，我不想像控方一样把理论和事实混为一谈，所以我说可能——康斯坦特先生给了她125磅以供她离开这个国家。
他就像是她的兄长一样，可能鲁莽地去拜访她，但双方都没有任何的邪念。可能他鼓励了她的自我放弃和自我牺牲的想法，而并不知道这些想法的真实意义，他不是在他最后的信中提到了他所遇到的很优秀的女性以及他对个别人的有益影响吗？当然，我们现在再也无法知道，除非死人也能讲话，或者失踪者能回来。戴蒙德小姐为了慈善事业而信贷了125磅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回到确定的事上。被害者向康斯坦特先生咨询了有关信上的事。他接着跑去戴蒙德小姐在斯特尼格林租的房子，尽管他知道那会是徒劳无功的。
信上有达温波特的邮戳。他知道她在那儿有个阿姨；可能她去投靠她了。他不能写电报去，因为他不知道地址。他查了他的列车时刻表，决定在早上5点半从帕丁顿出发，并这样告诉了他的房东太太。他把信夹在列车时刻表里，最终掉进沙发底下的一堆文件里，因此他得去再找一份。他是很粗心而杂乱的，温普先生在他沙发里找到并荒谬地认为是在凶案后被藏在那里的钥匙，可能是在他住在后来成为康斯坦特先生卧室的时候丢的，在那里已经有好几年了。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沙发，是从那个房间移过来的，而沙发里容易吸入东西这点也是众所周知的。
因为怕错过火车，他在那个痛苦的晚上衣服都没脱。同时，他想起杰茜是个太聪明的女孩，不会留下这样明显的线索，他得出结论是她应该是去美国到她已婚的兄弟那儿去了，她到达温波特只是去向她的阿姨告别。他决定不浪费时间去达温波特，直接去利物浦去进行调查。因为他没察觉这封信是延期送出的，他觉得可能还可以在码头或是交通船上拦住她。不幸的是他的马车在大雾中走得太慢，他错过了第一班车，他雾中边散步边忧伤地沉思直到第二班车出发。在利物浦他的可疑激动的举止使他暂时被捕。那个时候，失去那个女孩的痛苦萦绕着他，令他意志消沉。这就是整个充分而普通的事实。”
对辩方有用的证人，实际上很少。因为很难去证明一个反面。那儿有杰茜的阿姨，她支持了辩方律师的说法。那儿有看到他上了7点一刻去利物浦的火车，以及错过了5点15分的那一班的搬运工；还有载他去新门的车夫（2138号），他（证人）觉得，正好能赶上早上5点一刻的那班车。在控方盘问下，车夫开始有点混乱了；他被问道如果他真的4点半在弓区火车站接了死者，他是否能赶上新门的第一班车。他说雾让他赶得比较慢，但又承认有足够的能见度让他全速前进。他同时承认是一个坚定的工会会员，史彼高特富有技巧性地引证人承认这一点，就好像这是相当重要的一样。最后，那里还有很多证人——各种各样的人——去证实被告的高尚人格，以及亚瑟·康斯坦特无暇而名誉的一生。
在他庭讯第三天的结案陈词中，查尔斯先生彻底而令人信服地指出控方的论证中的薄弱之处，涉及的假设的数量，和他们间的相互依赖性。达顿普太太这样的证人的证词接受起来必须非常谨慎。陪审团应该记住她无法将她所看到的和她所推论的分开，她仅仅是因为被告和康斯坦特先生比较激动就以为他们在吵架。
他仔细剖析了她的证词，显示它事实上完全是支持了辩方的观点。他请求陪审团去牢记没有任何正面证据（不论是车夫还是其他人）显示被告在12月4日早上5点25分到7点15分之间进行了任何多变而复杂的行动。而对控方理论来说最为重要的证人——他当然是指戴蒙德小姐——并没有能作证。哪怕她死了，并且发现了她的尸体，也无法给控方的理论以任何支持，因为相信她的恋人抛弃了她这点已足以让解释她的自杀了。除了含混不清的信件以外，没有一点她不名誉的证据——控方的指控很大程度上基于这一点——能够被举出。而至于政治上的嫉妒的动机，那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云烟。两个人变成了很好的朋友。
关于凶案的情况，医学证据总体上是倾向于死亡时间是比较晚的；而被告在7点一刻就离开了伦敦。下药的理论是荒谬的，而对于过分天才的关于闩和锁的理论，格罗德曼先生，一个训练有素的科学的观察者，对它们嗤之以鼻。他庄严地告诫陪审团要记住如果他们宣判被告有罪，他们不仅会令一个无辜的人因最薄弱的间接证据遭受可耻的死刑，还会使全国的工人们失去一个他们最真挚的朋友和最好的领袖。
查尔斯先生有力的陈词的结尾得到了抑止不住的掌声。
史彼高特先生在做控方的结案陈词时，请求陪审团因被告犯下了如此邪恶而且经过精心准备的在任何文明国家里闻所未闻罪行而裁定他有罪。他的智慧和知识被用在了邪恶的方面，而他的声望则被拿来作为伪装。所有证据都强烈地指出被告是有罪的。在收到了戴蒙德小姐的信后他很快上楼去指责康斯坦特，信中声明了她的羞辱以及她（可能）要自杀。接下来他去了女孩租住的地方，并证实了他最大的担心，他立刻计划了魔鬼般天才的报复计划。他告诉房东太太他要去达温波特，所以如果他失败了，警方就会暂时找不到他。他真正的目的地是利物浦，因为他打算离开这个国家。为了避免万一，他的计划在这里也无法顺利进行，他为自己安排了一个天才的不在场证明，他被载到新门去乘5点一刻的开往利物浦的车。车夫无法知道他并不打算乘那辆车，而是要回到格罗弗街11号，在那里犯下这丑恶的罪行，他可能给房东太太下药以驱除干扰。他到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