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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他上证人席的时候再告诉他，”梅森说，“这不会有什么区别的。”
“不，我要现在告诉他。”
“告诉我什么？”马文·亚当斯从后面赶过来，一只胳膊搂着她问道。
“关于那只鸭子的事。”洛伊斯说。
一位副行政司法长官走上前来说：“约翰·威瑟斯庞想跟您谈谈，梅森先生，他还想见见他的女儿和——”说到这里，副行政司法长官咧着大嘴笑了，“他的新女婿。”
梅森对亚当斯说：“这可能是你去跟他把事情谈谈的好时机，告诉他我会尽量在下午开庭之前去见他的。”
梅森突然看到了保罗·德雷克，示意他过来。
“有没有能够发现有关那封信的什么情况，保罗？”梅森低声问道。
“哪封信？”
“我给你的那封——马文·亚当斯收到的那封，给他100美元，要他向写信人显示如何让鸭子沉水。”
德雷克说：“我什么也发现不了，佩里。就像你推测的，电话号码是一家大百货商店的。他们不知道有叫格里德利·莱希的人。”
“那封信怎样？”
“你绝对什么也查不出来，这是用普通的印有邮票的信封邮寄的，写在从记事簿上扯下来的纸上，这种记事簿在杂货店、文具店、小杂货店，那么多的地方都有卖的，根本不可能去查。我们把笔迹拿去验检了，就这，现在，这封信对我们没有太多用处。”
梅森说：“它以后可能会有用，保罗，你看看能否找到被雇作护士的那个女的——伯尔辞退的那个，好吗？她……”
“她刚才就在法庭这里，”德雷克打断说，“等等，佩里，我想我可能会找到她的。”
他大步穿过红木围栏内的转门，从慢慢向审判室外移动的人群中挤了过去。几分钟后，他带了一个相当有魅力的年轻女子回来了。“这是菲尔德小姐，”他说，“伯尔被害那天上午当班的护士。”
菲尔德小姐向梅森伸出手说：“我一直非常关注案情的发展。我想我不应该跟您交谈，因为我已被地方检察官传作证人了。”
“证实伯尔让威瑟斯庞给他拿鱼竿？”梅森问。
“是的，我想那就是他想要我做的事情。”
梅森问：“您钓鱼不钓，菲尔德小姐？”
“我没有时间。”
“您对鱼竿很了解吗？”
“不。”
“有没有可能，”梅森说，“任何一点儿的可能性，不管多么微小，就是伯尔那时可以下床？”
“一点儿也没有，除非割断绑住吊在他腿上那个重物的绳子。即使那样，我仍然怀疑他是否能下床。如果他能的话，他会把骨折的部位弄错位的。”
“绳子没有被乱动过吗？”
“没有。”
梅森说：“他不想让您碰他的包，是因为那才辞退您的吗？”
“麻烦就是从那儿开始的。他一直把包放在床边，并且总是从里边掏东西，拿书啊，做蛹饵的材料啊等等。我每一次走近床时都要绊住那个包。所以我后来就告诉他，我要把东西拿出来放到他可以看到的梳妆台上；他想要什么，就指给我，我会给他拿过去。”
“他不喜欢那样？”
“这好像使他十分恼火。”
“后来发生了什么？”
“当时没什么，但半个小时后，他想要东西，我又绊住了那个包。我弯腰把它掂了起来，他就抓住了我的胳膊，差点儿把它拧断了。我一般是可以跟病人很好地相处的，但有些事情我无法忍受。可是，要不是因为他命令我从房间出去，并且告诉我如果我要再进去，他就会拿东西砸我，我或许只是把这事报告给医生，仍然继续工作。他甚至企图用一根金属筒打我。”
“他从哪儿拿的金属筒？”梅森问。
“那是前一天晚上他让我给他拿的，里边有些文件和图纸，是那种放地图和图纸的金属筒。”
“在谋杀那天早上您见到过它吗？”
“见过。”
“在什么地方？”
“他把它放在床边，和那包在一起。”
“在他企图用它打您之后，他把它放哪儿了？”
“他把它放到——让我想想，我想他把它放到褥子下面了。那个时候，我真是吓坏了，所以没怎么注意——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发那么大的火。我们有时同病人也会有麻烦，但这是不一样的。实际上是他把我吓坏了，他好像是控制不住自己了。”
“您就给医生打电话了？”
“我给医生打电话，报告说他极端凶暴，并且一直坚持要一个新护士来护理；我告诉医生，我认为最好派一个新护士来。”
“但是医生并没有带另一个护士来，是吗？”
“是的，兰金医生觉得他用点儿外交手段就可以把这事处理好；他既没有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的严重性，也没有意识到病人有多么的凶暴。”
“那么，他在前一天告诉过您有人企图杀害他，是吗？”
她显得有些困窘地说：“我想如果不经地方检察官同意的话，我是不该跟您谈论这事的，梅森先生，您明白，我是本案的一个证人。”
“我不想去影响您的证词。”梅森说。
“那好，我想我也不该跟您谈论这事。”
梅森说：“我很欣赏您的态度，好吧，非常感谢您，菲尔德小姐。”
21
尽管夜晚还十分寒冷，季节仍是早春，但正午的太阳却是热气逼人，米汉法官坐在议事室里，脱去了外衣，嘴里嚼着烟草块，舒适而又无拘束地使自己放松一下。
梅森刚进来一小会儿，科普兰也到了，在一张杂乱的桌子后面，米汉法官坐在一把嘎吱作响的转椅里，来回地摆动着。他朝他俩点了点头，把一口带有烟草的口水吐到了破旧的铜痰盂里，然后说：“坐下吧，先生们，我们看看能不能把这事搞清楚。”
两位律师坐了下来。
米汉法官说：“我们不想丢弃任何证据，如果本案中有任何东西显示出地方检察官好像是弄错了的话，我们希望能查出来，对不对？”
地方检察官说：“我根本没有弄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们听到人们那么多的议论声。”
梅森朝地方检察官笑了笑。
米汉法官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梅森说：“大约20年前，马文·亚当斯的父亲因为他的生意合伙人，一个叫拉特威尔的被害而被处决；拉特威尔的遗孀同一个叫丹杰菲尔德的人结婚的；谋杀发生在温特堡城。亚当斯的父亲说拉特威尔告诉他，他要跟一个叫科琳·哈森的姑娘私奔，但当局发现拉特威尔的尸体被埋在制造厂地下室的水泥地板下。”
“那么，这就是那位科琳·哈森如何同案件牵连上的原因了？”米汉法官说。
“我从不知道她的名字，”地方检察官郑重地说，“我无法理解，当梅森先生提问有关科琳·哈森的问题时，他的意图是什么。”
“威瑟斯庞知道这件事吧？”米汉法官问，口中嚼动烟草的速度稍微加快了一些。
梅森说：“知道，他雇了洛杉矶的奥尔古德侦探事务所来调查此事。他们派了米尔特，后来因为他说得太多而解雇了他。”
米汉法官说：“当然，这些都是不得引用的，如果你们两个家伙要我回到那儿去坐下来听，我可以回去坐下来听，但是，那张纸条作为有价值的证据而具有任何意义的话——或者威瑟斯庞在这两桩谋杀案中是无罪的，而是别的人有罪，那么，我们在一起随意交谈交谈，集中一下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倒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我没什么可说的。”科普兰说。
梅森说：“米尔特是一个敲诈者，他到这里来是为了收取敲诈的钱财。证据表明，他告诉了他的妻子，他马上就要赚一大笔钱。那么，他当时是在敲诈谁呢？”
“当然是威瑟斯庞了。”地方检察官说。
梅森摇了摇头说：“首先，威瑟斯庞不是那种对敲诈会付钱的人；其次，米尔特没有向威瑟斯庞施加压力的手段。威瑟斯庞并不在乎有关那桩旧谋杀案的情况会不会泄露出去，他已准备好了要迫使他女儿取消订婚，要把这事一笔勾销。”
“那么威瑟斯庞的女儿呢？”米汉法官问，“她有钱吗？”
“她有。”
“那么，她怎么样？”
“如果米尔特去找她，把那事告诉了她的话，无论如何她都会跟马文结了婚。他当然不能对她说，‘听我说，威瑟斯庞小姐，关于你所爱的人，我知道一些你不愿听的事情，要是你给我几千美元的话，我就不告诉你。’”
“是的，”米汉法官说，“但那不是他所告诉她的。他会说，‘你给我几千美元，我就不告诉你父亲。’”
“洛伊斯不会付给他几千美元的，”梅森咧着嘴笑着说，“她连几分钱也不会给他，她会照他脸上来一记耳光，然后抓起马文·亚当斯的手臂，去尤马结婚，向世俗挑战。”
“要是那样，她会的。”米汉法官也咧着嘴笑了，表示赞同。
“那么，请注意，”梅森接着说，“米尔特打算捞一大笔钱。他告诉他的妻子，赚的钱足够他们到他们所想去的任何地方，那就是说，他掌握的东西要比普通的敲诈更大，更重要，这与他在调查那桩旧案件时所发现的某事有关，他要敲诈的人手头没有现成的现金支付，但在期待着得到这笔钱。”
“你怎么知道？”米汉法官问。
梅森说：“我现在在进行演绎。”
“这没有说服力。”科普兰反对道。
梅森说：“让我们暂且忘记我们是本案的对立方，依照客观的情理来看看这个问题，一个敲诈者掌握有情况，他自然地会尽力从这一情况里捞取尽可能多的钱。他一旦拿到钱，就会溜掉——等钱花光了，他又会再回来要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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