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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土路及其质量、管理问题，在前送土路上组织运输的问题，都会充分暴露出来。不对土路进行必要的管理（大致如同对铁路的管理），就不能认为集团军后方的紧张工作得到了保障。上面列举的交通工具保障标准是否新奇和不切实际？我们算出一个突击集团军每40—50公里需要2000辆汽车。集团军前送100公里（汽车最大行驶里程），汽车数量就要增加到4000辆。如果有4—5个突击集团军，所需汽车数量就达20000辆。法国军队的汽车总数早在1918年就达10万辆，其中仅在统帅部预备队就留下了24000辆。这说明，我们计算的需要量并不过分。这是最低标准，不达到这个标准，现代机械化军队不能指望实施决定性的大纵深战役。
这样，根据前送条件（铁路修复速度、当前技术条件下汽车正常运行的距离），连续战役的纵深限于250公里，而且只有在集团军完全不缺汽车、能够为组织每个军的前送拨出运输量各为50吨的40个汽车运输连时，才有可能。如果缺乏足够的汽车，这些战役的纵深将要显著缩小。如果只依靠骡马运输，那么任何大纵深战役都谈不上。只有在宽大正面作战、拥有不少于3—4条前送道路的那些军，才能依靠骡马运输。在此情况下，距终点卸载站的最大距离不得超过75—100公里（1—2个集团军前送环节），也就是说，在采用骡马运输情况下，连续战役的总纵深可达135—150公里。不过，由此确定的战役纵深完全不足以实施决定性和毁灭性的突击。在那样的纵深（150—250公里），只能最终战胜占领大致与这一纵深相等的正面（即150—250公里）的敌人。在此情况下，如果进攻者的进攻速度不明显慢于退却速度，那就有可能包围、切断占领此种正面的敌军主力的退却道路，并且消灭他们。
对占领宽度达150—250公里以上正面（如苏波战区的乌克兰或白俄罗斯地段）的敌人作战，那样的纵深明显不足。防御者在此条件下较容易从突击下撤出自己的兵力，因为宽大的正面使他们拥有很多退却道路，进攻者却受到种种限制——不仅由于他们的推进速度比防御者的退却速度慢，而且由于他们的进攻会很快因前送保障欠佳而不得不猝然停止。
应该认为，为了实施强大的歼灭性突击，必须做到：第一，进攻者的推进速度不能慢于防御者主力的退却速度；第二，要使进攻者能够突人敌领土纵深，其深度与敌人被冲击正面的宽度相等。对占领350—400公里正面的敌人实施的连续战役，要求加速推进的纵深也不少于350—400公里。
当今铁路技术状况还无法保证达到这样的标准。但是现在就已能看到以下前景：铁路技术最近几年将保证战役法具有对敌人实施大纵深和歼灭性突击的能力。
在纵深为350—400公里的连续战役中，对人员损失进行补充的问题不会造成特别的困难。它只要求具备组建后备部队的特别体系。
实施初始战役造成的损失在这一战役结束后就可立即得到补充。为此，每个军都应有人数约达该军总员额20—25％的后备部队。该后备部队（若干后备团）在战役开始前就应编满经过训练的红军战士。战役期间，他们在该军后面、第二梯队师和第二梯队军前面行进，在需要的时间补充各师。为了对连续战役中可能遭到的损失进行补充，应在浅近后方（第二梯队各军配置线上）预置集团军第二批后备部队，其人数计算方法同上（集团军各战斗部队员额的20—25％）。这些部队的推进与军队的进攻同时进行，且只用行军方法（视进攻速度可在1—2日后开进）。将他们调到战线所需时间不超过2—3日。
补充兵员在各师撤至第二梯队时编进这些师。
突击集团的行动特点
尽管现代集团军明显增重，尽管现代条件下一系列连续战役的规模较小，尽管积极、大胆和歼灭性的突击使战事十分紧张、代价极为庞大，这些大纵深和歼灭性的突击，仍然是达成战争目的的最坚决的战略手段。
如果因为军事技术的发展导致实施大纵深（进攻）战役出现一些困难而陷入某种“战役机会主义”，那就犯下了无法补救的错误，因为这种机会主义否定积极和大纵深的突击，宣扬坐等和实施短距离突击的战术，这些行动被用“歼灭”这个时髦的字眼装扮起来。对现代战役法的这种观点没有深刻理解现代战争的特点，是悲观情绪的反映，是向困难投降的结果——这些困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压制兵器、步兵在战斗中的对抗手段及铁路和汽车运输工具暂时落后于组织大纵深突击的要求。
因此，不能认为“自愿”限制连续战役纵深的倾向、在计划战斗行动时自我限制的倾向、把短距离突击体系吹捧为军事思想最高成就的倾向以及“歼灭”倾向是战役法发展的正确道路。战役法发展的正确道路应该是充分利用一切可能性，迅速而可靠地给予敌人尽可能大的杀伤，对敌人实施尽可能沉重的突击。正确解决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求充分利用一切可能性，向军队体力和士气条件、道路修复和前送条件所能容许的最大纵深发展决定性的突击。当然，这种充分利用军队力量和后勤能力的完全必要的努力，不应导致军队体力和精神力量的过度紧张。
战略家和战役家的艺术，在于正确觉察到超常使用人力和物力的界限。超出这一界限，军队就可能出现不正常的紧张，这种紧张带来的不是胜利，而是失败。更准确地说，发展战役法的正确道路要求现在就要振兴军事技术的落后领域，消除武装力量建设中的空白，从质量和数量上改善压制兵器，把运输工具和技术（铁路运输和汽车运输）提高到应有的高度。所有这些，将为战役法更容易、更可靠地达成战争目的创造条件。
保持现代条件下决定连续战役规模的那种纵深，也能完成较大的击溃敌人的任务。
凡尔赛和约签订后欧洲的巴尔干化导致一系列小国家的建立，上面指出的距离（250公里）能绰绰有余地覆盖这些国家的国土纵深。
对较大的国家而言，这一距离差不多等于其全部国土纵深的一半。就是说，在艺术地实施战斗行动情况下，战役即便以这样的纵深也能差不多触及这些袖珍国家的全部武装力量，或触及较大国家的一半、至少三分之一的兵力。而这也意味着，一次突击就能平定袖珍国家；对较大的国家而言，通过一系列连续战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击溃其武装力量，这一战果与其他条件有利结合起来，可为实施真正的战略追击或至少大大削弱其军事实力创造前提。
大纵深和歼灭性的突击能够十分迅速地瘫痪整个国家机器。对大国而言，这些突击能够一部分一部分、大批大批地消灭其武装力量。这些突击是迅速消耗敌人力物力、为在敌国制造社会政治动荡创造有利条件的最可靠手段。
大纵深和歼灭性的突击可以造成与1920年波兰局势①相近的形势。按照毕苏斯基②本人的说法，在红军骑兵加里西亚大捷和红军在波列西耶以北不可阻挡的进攻影响下，“国家的职能开始瓦解，甚至在距离战线数百公里的地区也人心惶惶，最危险的内部阵线也开始成型。”①大纵深和歼灭性的突击仍然是使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的最可靠手段之一。
①指1920年5月起，苏维埃俄国以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的西方面军和叶戈罗夫指挥的西南方面军对波兰实施的反攻。参见本文开头译者的注释。——译者注
②毕苏斯基（1867—1935），波兰元帅（1926—1935）。1918—1922年曾任波兰实际上的领导人。1926年发动军事政变，任军事部长兼武装力量总监。1926—1928年和1930年出任总理。——译者注
①见毕苏斯基：《1920年》。——作者注
这就是现代战役法不能摈弃歼灭性的大纵深突击的原因。武装力量建设中正确和明智的政策，应该为以此种方法进行战争创造有利条件。
突击的样式对战役实施具有重大意义。
对于占领宽大正面、后方又四通八达的敌人（1913年的法军和1920年的波军），很难指望通过单面撞击、通过指向敌人一翼的突击获得“战役丰收”。在以现代兵器所能达到的速度去发展战斗行动的情况下，那样的撞击即便在正确选定的战役方向实施，也不可能产生大的战果。遭到那种突击的敌人主力如果认为这种条件下的战斗对自己不利，随时能够避开战斗，从突击下逃脱。当敌人仍然拥有四通八达的后方和不受限制的退却道路时，只在一个方向起作用的撞击，不能迫使他们以其主力在利于进攻者、不利于防御者的地点接受战斗。敌人可以放弃空间，躲开突击，可以加速移动，一昼夜走25—30—40公里，甚至利用铁路撤退军队，而进攻者却要被迫一边战斗一边前进，其进攻速度最多达到每昼夜8—12公里。德军在1914年、红军在1920年虽然都已深入敌人国土，却都未能彻底消灭敌有生力量，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单面撞击的这一特性来解释。每当进攻者出动自己的“撞击集团”对敌人主力实施突击时，敌人只要认为在那种条件下战斗不利，总能躲开突击并退却。
初始战役之后，“撞击集团”即便超越正面其余地段一翼，也不能指望取得决定性的战果：敌人还拥有不受限制的退却道路，因此不可能合围和消灭敌人哪怕一部兵力。实施这种样式的突击，只能在狭小的战术范围合围敌人的小部队。只有对受到狭小正面和不利的退却方向限制的敌人作战，才能取得大的战果。
对占领宽正面和拥有四通八达后方的敌人，只有在向交叉方向行动时才能取得较大的战果。这种突击样式如果以足够的兵力实施，那就能够取得最大的战绩：它即便在现代条件下也能导致完全合围敌人重兵。
当然，这种突击样式需要较多兵力。在这里，我们实际上要实施两个突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