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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是，偏偏这时候，镇戍山东各地的鹰扬府军队全部去了辽东战场，各地郡县的镇戍力量非常薄弱，就算有郡兵，但因为郡兵都是本地人，根本没有镇压动力，于是起义军以燎原之势，在短短时间内席卷大河两岸，迅速蔓延到两淮和江左。
可以想像，这种形势下，皇帝和中枢决定在山东和江左征募壮勇、征调民夫，只会让国内形势愈发恶劣，只会让更多的山东人和江左人加入到起义军的行列，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然而，这一次，大部分世家权贵还是支持皇帝和中枢发动二次东征，因为他们需要军队，需要利用东征的机会招募壮勇，重建军队，重建武力，以便维护自身利益。至于国内紧张局势，至于造反的山东人和江左人，他们根本不屑一顾，在他们看来，只要二次东征胜利，大军掉头南下，马上就能扫平叛贼。
皇帝和中枢也是这么想的，他们不担心叛乱者，担心的是世家权贵在控制了新建军队后，再一次与中枢对抗，阻扰改革，另外，皇帝和中枢对这些世家权贵们失去了信心，同时也担心山东和江左平民士气不足，战斗力不足，假如到了战场上就逃，那就完了，所以毫不犹豫，果断决定扩张禁卫军，建骁果，乘着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方面控制更多军队，一方面削弱世家权贵对军队的控制，不顾一切也要拿到主动权。
皇帝和中枢向西北军要人，薛世雄也向西北军要人，就是基于当前这种局势。
伽蓝总算明白了，东征大败导致皇帝和中枢的威信降到了最低，现在国内局势又剧烈动荡，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居心叵测者都在伺机而动，此刻不要说政令畅通了，政令能不能传出禁中都是问题。
当初皇帝继承大统就遭到了太子一党的激烈反抗，皇帝不得不杀了废太子杨勇，贬谪了重臣柳述和元岩等一批太子党。接着汉王杨谅举兵造反，皇室手足相残，因此而受到连累或惨遭杀害和流放的人家多达二十多万户，由此可见反对皇帝的贵族官僚数量之多。继而皇帝又杀了高颎、贺若弼等功勋大臣，再加上皇帝变革了一系列制度，损害了世家权贵的利益，由此进一步导致他和中枢的威信不断下降，长安颁布的政令除了在京畿得到贯彻外，在其他地区尤其是山东地区很难得到有效执行。
大业五年皇帝劳师西征，开疆拓土，建立武功，某种程度上也是迫不得已，他必须去建立武功，否则无法慑服权贵，无法获得无上威信以逼迫地方官府执行他的敕令。随着变革的深入，各种矛盾越来越激烈，反对者越来越多，政令的贯彻越来越艰难，于是又有了东征。东征的目的还是要建立武功，还是为了赢取威信以慑服地方，推行他的变革制度，实现他的执政理念和富国强民的政治理想，所以他即便知道辽东战场是个陷阱，他也得去，也必须赤膊上阵。他的敌人不是高丽人，而是世家权贵，他必须与世家权贵一决胜负，必须进行一场豪赌。
这场豪赌本无悬念，皇帝的胜利唾手可得，然而，他输了，输得很惨很惨，两败俱伤，而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他失去了对国内局势的控制，对地方官府的控制，帝国在这场豪赌之后，毫无悬念地坠入了无底深渊。
薛世雄是深得皇帝信任的军中老帅，现在就连他都对皇帝的命令阳奉阴违甚至暗中掣肘，可见皇帝也正在失去对中枢的控制，这太可怕了。
伽蓝低头沉思，久久不语。
薛万均和薛万彻兄弟你一言我一语，娓娓述说，目的很明确，必须留下伽蓝和他的西北马军团。
“陛下何时抵达临朔宫？”伽蓝忽然问道。
薛万均迟疑了一下，说道，“还有三天的路程。”
“裴阁老随侍吗？”
薛万均微微颔首，眼里悄然掠过一丝失望。
第九十二章 自圆其说
伽蓝毕竟是裴世矩发现并一手提拔的西北锐士，裴世矩对伽蓝有知遇之恩，有提携之情，裴世矩可以抛弃伽蓝，但伽蓝绝不会背弃裴世矩。即便薛世雄、冯孝慈等西北军统帅都很欣赏和器重伽蓝，将其视为亲信部属，给予特殊礼遇，但不得不承认，假如伽蓝没有西北狼这个秘军身份，不是裴世矩安插在西土的直属秘使，仅仅是一个武力强悍才智超群的普通武将，那么伽蓝无论如何也不会赢得薛世雄、冯孝慈等军中统帅的重视，更不要说引为僚佐与其共商机密大事。
伽蓝在西土的实力来自裴世矩的信任，没有裴世矩这个“靠山”也就没有伽蓝的今天。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伽蓝若想在有生之年有所作为，就必须重新赢得裴世矩的认可，重新赢得裴世矩的信任。
伽蓝急切盼望着裴世矩的到来，期待着与裴世矩的见面，但自伊吾道一战后，裴世矩就与其断绝了联系，以他现在的身份，根本不可能见到帝国宰执，必须通过薛世雄。
薛氏兄弟的一番话，让伽蓝对中枢层面的隐秘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即将到来的大风暴充满了恐惧和无奈，他想做点什么，为芸芸苍生做点什么。
佛说，慈悲爱施，普渡众生，虽然以自己的能力根本不可能力挽狂澜，也无力去拯救天下苍生，但身处这个激流翻涌的大时代，面对即将灰飞烟灭的无辜生灵，必须做点什么，哪怕能拯救一个人，也是一场功德。
谁能帮助自己为天下苍生做点什么？唯有身居尚书都省的门下省副官长黄门侍郎裴世矩，唯有深得皇帝信任的近侍大臣。
本来自己把希望寄托在薛世雄身上，因为伊吾道一战，自己辜负了裴世矩的信任，让裴氏遭到对手的攻击，丢掉了老狼府的控制权，最终不得不把所属势力撤出了西土，自己把事情搞砸了，没脸再去拜求裴世矩，所以只能跟在薛世雄后面。
东征前薛世雄是右翊卫将军，皇帝身边的近臣。东征失败后，薛世雄一度除名为民，两个月后又被赦免，官复原职，不过出任的却是右候卫大将军。虽然同样都是卫府十二大将军之一，但两者的权势和地位却不可同日而语。
帝国的十二卫府来源于西魏和北周的禁兵系统和府兵系统，是两种禁卫军队制度的综合，存在着内外宿卫的区别。左右备身和左右监门就是内卫，四府不统府兵，各置郎将一人，直斋或直阁若干人。备身府掌左右侍卫，监门府掌门禁守卫。这四府是皇帝的亲兵，居于禁中大内，是禁卫军的核心成员。
左右翊卫掌宫掖禁御，督摄仗卫，相当于皇宫卫戍军，但有内外军之分。内军是左右翊卫府所领的亲卫、勋卫和翊卫三侍，有统一设置的鹰扬府，是内军鹰扬府，主掌内军宿卫，是禁卫军。正因为左右翊卫既掌禁兵，又掌府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左右翊卫大将军肯定都是皇帝的亲信大臣，随侍于皇帝左右，并做为主掌统兵权的军中元老级统帅，为皇帝提供军事谋略，帮助皇帝控制军队。
皇帝最为宠信的大臣许国公宇文述就长期担任左翊卫大将军一职，这一职务相当于帝国军中第一帅，位高权重。右翊卫大将军，军中第二帅，就是帝国元老级宿将燕国公于仲文。宇文氏和于氏都是鲜卑人，虏姓望族，宇文氏出自六镇武川，于氏出自六镇怀荒，于仲文的祖父于谨就是西魏八柱国之一。帝国第一帅和第二帅都是鲜卑人，帝国最大的统兵权都控制在鲜卑人手上，尤其于仲文，八柱国之家，三代都是军中统帅，部属无数，可以想像于氏在军中的庞大势力。
第一次东征，率军深入高丽国的九军大统帅就是宇文述和于仲文，失败后，承担所有罪责的就是于仲文。皇帝和中枢为什么把所有罪责推给于仲文，为什么一定要置于仲文于死地，其原因一目了然。
于仲文死后，由谁继任右翊卫大将军？江左宿将，皇帝亲信大臣，军中老帅来护儿。
第一次东征，荣国公来护儿是左骁卫大将军，平壤道行军总管，兼检校东莱郡太守，水军大统帅。来护儿到了平壤就发动了攻击，可惜骄傲自负，中了敌人的诱敌深入之计，首战告负。其后打算与宇文述所统的陆路大军夹击平壤，不料宇文述未战先退，导致夹击之策失败，最终不得不饮恨而走，渡海而归。
现在，军中第一帅和第二帅都是皇帝绝对亲信。建立骁果禁卫军，并将其纳入左右备身府，扩充内军数量，皇帝可以直接控制更多军队，一来可保禁中安全，二来也是皇帝的无奈之举，可见皇帝与军队的矛盾已经非常激烈，但此策违背了律法军制，如果没有军中宿将的支持，首先在中枢就难以通过。宇文述和来护儿及其所属派系将领的支持，是骁果军得以迅速组建的重要原因。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左右翊卫大将军的重要性，但现在薛世雄是右候卫大将军，姑且不论皇帝是否继续信任他，最起码目前薛世雄已经不能随侍左右，不能随时进言献计，那么伽蓝试图通过薛世雄来影响皇帝和中枢决策的可能性就没有了，必须重新联系上裴世矩并赢得他的信任才能做点什么力所能及的事情。
入暮之后，王辩从行宫归来。
皇帝御驾虽然还在途中，但台阁官僚已经先一步赶到临朔宫，尤其兵部更是提前一个月进驻临朔宫，筹划东征事宜。
王辩先向兵部报到。接着又到鸿胪寺报备康国三王子奉旨抵达蓟城一事。至于他何时去骁果军报到，又出任何职，目前一无所知。昭武屈术支又将在何时觐见皇帝，目前就连鸿胪寺也无法给出一个具体时间，只有耐心等待。
“兵部是否命令我们火速赶赴怀远镇？”伽蓝现在最关心的是马军团的命运。薛氏兄弟已经非常清晰地向他传递了一个讯息，薛世雄要留下这支西北马军，事情出现了不可预知的变化。
“骁果军的帅营就在北苑，目前正在积极组建中。”
王辩把他从兵部获得的消息告诉了伽蓝。
骁果军下设三个军，每军设正职正四品折冲郎将一人，副职从四品果毅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