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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诸点，元宝藏有理由相信。李氏可能参与了这场兵变，而在与李密的交谈过程中，李密也隐晦地给予了这方面的暗示。元宝藏经过慎重考虑，还是坚持了自己的立场，那就是冷眼旁观。虽然武阳郡毗邻汲郡，贵乡城距离黎阳也不过三百余里。必然要被风暴所卷，但形势过于复杂，博弈双方阵营犬牙交错，胜负其实不在于实力高低而在于妥协大小。目前情况下。做出任何决策都有身死族灭的风险，而像元宝藏这样无论在家族还是在官场都不是处在顶尖决策层的权贵，唯一的选择只能是“以不变应万变。”
这是有前车之鉴的。同样的例子就是先帝受禅之前，尉迟迥、司马消难和王谦同时举兵发难，声势浩大，结果两个月内彻底败北，原因无他，不是实力不够。而是与各贵族集团的妥协太少。因为败得太快，很多贵族还没有做出选择。风暴就结束了，结果因此受益。
元宝藏态度上的“微妙”变化。给了李密信心。
此行最难的就是说服独孤震，即便不能说服独孤震与杨玄感联手，最起码也要让独孤震像元宝藏一样在心理上产生“微妙”变化，在决策上保持更长时间的“中立”，其实也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从而给杨玄感以更大的空间和时间在东都和西京两个战场上进行博弈，以最大程度的妥协来赢得更多贵族集团的支持。
独孤震在获知杨玄感的决策，聆听了杨玄感在皇统选择上的理由之后，悲郁的心情有所缓解，不过，这一决策，实际上大大增加了杨玄感攻占东都的难度，给兵变的未来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霾。
独孤震还是那句话，“西北人是个麻烦，尽快把西北人解决了。”
西北人肯定是个麻烦。
皇帝和裴世矩让西北人到黎阳，目的很明显，尽可能阻止和延缓风暴，但这一目标显然过高，西北人做不到，最现实的目标就是在风暴掀起之后，竭尽所能在风暴中“挣扎”，继而阻止和延缓更多的贵族势力被卷进风暴，给杨玄感攻占东都设置更多障碍，同时也给皇帝和裴世矩回师平叛赢得更多的时间和主动。
举旗之后，杨玄感渡河南下攻打东都，做为举旗之地的黎阳，做为与河北世家权贵保持紧密联系的重镇，做为与山东贵族集团进行利益妥协的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要害之地，必须守住，假如此地遭到西北人的猛烈攻击，甚至在某些只顾自己狭隘私利的义军首领的帮助下攻克了黎阳，那么必将对整个大局产生难以估量的甚至是致命的危害。
李密因此再入禁军军营，他代表杨玄感邀请伽蓝和禁军龙卫马上赶赴黎阳，一则治书侍御史游元和巡察使团在黎阳，而禁军龙卫负有护卫之责；二则太行贼刚刚在灵泉山击败了卫府军，偏偏此刻河北饥民又如潮水一般涌向黎阳仓就食，虽然杨玄感已经公开承诺开仓放粮，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紧张局势，但黎阳局势危机四伏却是不争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当初正是伽蓝在平原郡的安德城外振臂一呼，河北饥民才追随他赶赴黎阳仓就食，现在河北饥民都去黎阳了，你这个声名赫赫的“发起者”怎能不去？假如你不去，杨玄感以此为理由拖延开仓放粮的时间，让更多的饥民饿死，让几十万饥民愤怒，你岂不身败名裂？还有，黎阳局势紧张，游元和巡察使团的安全至关重要，黎阳仓的安全更重要，至于永济渠水道的安全更是重中之重，而你和实力强悍的禁军龙卫却视而不见，袖手旁观，请问你对帝国和皇帝的忠诚在哪？其三，西土诸国的进贡使团即将抵达黎阳，而禁军龙卫此趟的首要使命就是保护西土的进贡使团北上辽东，去行宫觐见皇帝。请问，你不去保护他们，谁去保护？
李密不出手则已，一出手便一击毙命，此刻黎阳即便是龙潭虎穴，伽蓝和西北人也不得不去了。西北人突然间彻底陷入被动，只能在风暴中无助挣扎。
第一百七十一章 李建成
李密在前面放火，独孤震则在后面“添柴”。
柴绍和魏征找到了伽蓝，因为太行贼“逃”进了崇山峻岭，河北饥民离开了魏郡境地，伽蓝又狂妄自大、骄恣枉法，与黎阳卫府军了发生激烈冲突，已经牵连到了独孤震本人，所以独孤震非常愤怒，下令中止对禁军龙卫的粮草供给，并停止开仓放粮。说白了就是一句话，要把西北人和河北饥民驱赶出境。
独孤震命令柴绍带着魏郡乡团即刻返回安阳，而元宝藏则命令魏征带着武阳、清河、信都等地的乡团急速返回洹水镇。
双方的“蜜月期”其实早已结束，独孤震和元宝藏，包括游元，之所以忍耐西北人的“胡作非为”，纯粹是想利用西北人，以西北人的“咄咄逼人”为“筹码”，胁迫黎阳妥协。现在黎阳妥协了，西北人的有利价值消耗殆尽，剩下的都是不利价值，理所当然要把他们彻底铲除。
魏征当然要以河北世家利益为重，而河北地方豪强更不想卷进风暴，成为帝国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关陇和山东两大贵族集团的激烈博弈中灰飞烟灭。他们和窦建德、郝孝德、刘黑闼、杨公卿等地方豪强不一样，他们还没有“揭竿而起”向帝国的既得利益贵族集团正式宣战，以暴力来赢取公平和正义，他们还紧紧攀附在既得利益贵族集团的周围，试图依靠大世家大权贵的“恩赐”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利益。这种政治理念导致他们在今日的政治风暴中，毫不犹豫地追随山东大世家，绝不会因为某些蝇头小利或者因为正义和良知的驱动而做出背离山东贵族集团整体利益的冲动。
苏邕苏定方父子在离开之前赶到禁军军营向伽蓝辞行。
双方之间的合作一直比较默契，“捧日”这个乡团称号还是源自伽蓝的提议，更重要的是，武邑苏氏这个地方豪强是依附于冀城刘氏而生存，现今刘氏声名显赫的山东第一通儒刘炫就寄身于伽蓝的帐下，虽然刘炫并不是冀城刘氏的家主，但他对河北刘氏的影响力无人可及。河北刘氏很长时间以来都生存在他的巨大阴影之下，即便今日刘氏家主及其族中优秀子弟施展出浑身解数，也无法摆脱对刘炫所建下的显赫声名的“依赖”，事实上就是因为他们不够杰出，若想维持冀城刘氏的崇高声望和庞大势力，就不得不继续仰刘炫之鼻息。
苏邕苏定方父子对此了然于胸。当然不会像其他河北地方豪强一样积极响应元宝藏和魏征的命令，而是首先考虑冀城刘氏的利益。所以他们马上赶到了禁军军营，名义上是拜辞伽蓝，实际上是向刘炫问策。
刘炫给出的答案非常简单，而且早在安德城外他就已经说出了答案，那就是借伽蓝之力与以裴世矩为首的帝国改革派势力建立联系。假如某些河北人能在这场风暴中给予改革派以助力，那么很显然，当皇帝论功行赏的时候，这些河北人必定大获其利。
这个答案的关键就是，皇帝和改革派势力能否在这场风暴中获胜？假如皇帝输了，这些河北人必将为自己的错误选择付出惨重的代价。
然而。从目前局势来看，尤其是当前黎阳大势来看，形势显然十分不利于皇帝和改革派势力，伽蓝和西北人更是危如累卵。这令苏邕苏定方父子心生惧意，不敢拿身家性命做一次豪赌。
好在刘炫可以影响的力量不仅仅只有苏邕苏定方父子，还有刘黑闼和曹旦，还有郝孝德、张金称和高开道，甚至还有杨公卿和王德仁。在同一个阶层面上，苏邕苏定方父子的利益诉求倾向于大世家大权贵，试图利用政治风暴来获利，而窦建德、刘黑闼等义军首领的利益诉求则倾向于普罗大众。利用普罗大众的力量进行暴力“革命”，用生命和鲜血来书写“正义”。来赢取自己的未来。
“如果你们无从抉择，那足以证明你们对未来没有信心。”刘炫微笑说道。“既然对未来没有信心，就没有必要勉强自己。”
当前局势不要说苏邕苏定方父子看不到未来，即便是皇帝和裴世矩也不敢拍着胸脯说，某一定能赢，因为这场政治风暴是既得利益贵族集团发动的，是对帝国改革持不同政见的两个贵族集团的一次猛烈碰撞，胜负不在于武力的强弱，而在于政治利益的妥协，谁能赢得大多数贵族势力的支持，谁就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刘炫对皇帝和改革派势力获胜的信心来自于他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政治经历。试想，皇帝突然从西土调来伽蓝和三百骠骑，目的何在？这神来一笔，足以说明皇帝和改革派大臣们对帝国的危机有着深刻而清晰的认识，并早有谋划和周密部署，唯独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就是，皇帝和改革派大臣在风暴掀起后，打算向既得利益贵族集团做出多大的妥协和让步？这个政治上的妥协程度，直接关系到了这场风暴对帝国的危害程度，妥协得越少，对帝国的危害就越大，同比，因此而死去的贵族和平民也就越多。
苏邕大汗淋漓，不是因为天气炎热，而是因为内心的惶恐和无助。
帐帘突然掀动，一身黄色戎装的伽蓝缓步而入。
苏邕和苏定方慌忙起身。
伽蓝神情严峻，目光如剑，从苏邕和苏定方的脸上一一扫过，然后正视苏邕，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如果定方愿意留下相助，某不胜感激。”
苏邕当即面露喜色，躬身相谢。苏邕随魏征离开，代表苏氏正式摆明了立场，而苏定方以个人名义留下，属于一腔热血的冲动行为，将来失败了，主要损失由其个人承担，但一旦他成了戡乱平叛的功臣，受益的却是整个苏氏。尤其重要的是，这给冀城刘氏有了一个交待，不论刘炫未来如何。苏氏都竭尽全力了，甚至可能要为此牺牲一个儿子。
这个计策苏邕不是没有想到，而是必须征得伽蓝的同意，假如伽蓝怨恨他们在关键时刻的“背叛”而拒绝给他“左右摇摆”的机会，那么苏定方便无法留下。
伽蓝转目望向刘炫，“先生对未来依旧有信心？”
“难道你没有？”刘炫抚须而笑。反问道。
此时此刻，若说对未来有绝对信心的人。便是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