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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断我生路，置我于死地。我当然要绝地反击，更何况今日中土已乱象纷呈。再加上历史、文化传统和深重的利益纠葛等一系列深层次原因，使得中土各阶层为了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都有意识地推动着中土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向混乱乃至分裂的方向“亡命狂奔”。
今日山东已经大乱，中原、河北、河南更是叛乱的“重灾区”，而帝国根基之地的关西也是叛乱迭起，扶风贼首李弘甚至举旗称王，而近期北疆西部延安郡的贼首刘伽论不但举兵造反，甚至还建元开国，以皇王自居。
这些乱象通过各种渠道传播于天下，也传播到了幽、燕、代等边陲疆域。幽、燕、代三地位于北疆前沿，边陲地带，因为屯有帝国卫府大军，且始终笼罩着南北战争之阴云，所以至今尚未有叛乱发生，但因受山东、关西等地叛乱逆潮的影响，再加上北虏始终觊觎中土而极尽阴谋之能事，使得边陲的一些野心勃勃者早已蠢蠢欲动，所缺者无非就是一个举旗契机，一个能够集三地势力、召三地豪雄共襄盛举的最佳机会。
今天，伽蓝把这个机会拱手相送。
率先举旗造反的便是涿郡第一豪望赵氏。
赵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到战国时为鼎盛。秦吞并六国一统中土后，赵氏衰微，宗族随即分为东西两家。数百年来西北天水赵氏最为知名，而东北涿郡的赵氏次之。北魏后期天水赵氏曾镇戍武川。西魏八柱国之一的赵贵便是起自武川，一直为武川系的中坚人物。涿郡赵氏则闻名于燕、代，扬名于北虏，近代史上其子弟先后效力于北魏、西魏和高齐，在南北战争中更是屡见功勋，其族群也随之分为涿郡赵氏和河间赵氏。随着中土的统一，涿郡赵氏、河间赵氏与整个山东贵族集团的命运一样，均受到关陇贵族集团的遏制和打击，权势渐微。
在燕北各种势力中，涿郡赵氏为汉人世家势力之首，横行于黑白两道，纵横于南北两地，只手遮天，然而随着伽蓝的到来，其势力遭到了致命打击，一夜间便从天堂掉到了地狱。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涿郡赵氏与各地、各种势力之间都有着紧密的利益联系，伽蓝即便是强龙过江，也无法将其一棍子打死，而没有将其彻底“打死“的恶果非常严重。就在伽蓝与燕北大军在长城外与北虏联军对峙之际，以赵郡赵氏为首的与伽蓝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燕北地方势力联手造反，在伽蓝和燕北大军的背后狠狠捅了一刀。
伽蓝已有预防，他在接到消息的第一时间便派遣冯翊和西行带着两千精骑悄悄返回长城以内，对叛乱者痛下杀手。
与此同时，伽蓝利用北虏联军对燕北所造成的威慑，成功借助北虏的力量钳制住了燕北大军内刚刚收编的地方武装，让他们即便在知道燕北爆发叛乱的消息后，也不敢有所动作，因为大军一旦内讧，分崩离析，必然会遭到北虏联军的猛烈攻杀，极有可能全军覆没，同归于尽。燕北地方势力不敢以身犯险，只能无奈地等待着局势的发展。
大雪纷飞之际，伽蓝屯重兵于长城以北威慑大漠，同时遣精骑于长城以内剿杀叛逆，其行险之策虽遭到部属们的担忧，但最终结果证明伽蓝的计策是正确的，帝国大军不但在长城以北扼杀了北虏以武力威胁中土试图维持南北私市回易的图谋，还在长城以内给了背叛者以沉重打击。
叛乱首领、涿郡赵氏的赵德言也同样做了两手准备。他选择叛乱的时机是恰当的，而叛乱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北虏的配合，只要阿史那咄捺和史蜀胡悉能顶住燕北大军给予他们的重压，并伺机发动攻击，牢牢牵制住伽蓝和燕北大军的主力，那么赵德言即便实力有限，也能借助燕北人对伽蓝的仇恨而掀起狂潮横扫燕北，继而把伽蓝和燕北主力困在长城北线，然后在严冬的帮助下置伽蓝和燕北主力于死地。然而，阿史那咄捺和史蜀胡悉却是有心无力，当联军内部众多诸种部落迫于帝国大军的威慑而撤回本部之后，联军也就解散了，根本无力牵制燕北大军，更无法配合赵德言占据燕北。
赵德言对形势的发展做出了错误的估计，好在他做了两手准备，当他意识到自己的计策失败后，遂为了保存实力，急速撤离了燕北，拉着队伍上了太行山，与盘驻于上谷飞狐陉一带的豪雄王须拔会合，并利用严冬之时机，积极与幽、燕、代、冀等大小势力合纵连横，打算集结更多力量在太行山南北掀起一场席卷整个北疆的狂风暴雨。在赵德言、王须拔等帝国叛逆者看来，若能在北疆重演北魏末年的六镇大起义之惊天波澜，则必能动摇帝国之根基，摧毁中土统一之大业，为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创造一个空前的大机遇。
伽蓝殚精竭虑，耗竭心血，最终还是在隆冬时分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困境。
外有虎视眈眈的北虏诸种，内有野心勃勃的燕赵豪雄，再加上动荡不安的朝野政局，伽蓝即便有三头六臂也无法挽救加速颓败的帝国。
年底，裴世矩来信，授其分裂北虏之计，要求伽蓝把主要精力放在外事上，未来一段时间不要去分心平叛。在他看来，外患远远大于内忧，攘外更重于安内，帝国唯有解除或者遏制了北虏对中土的威胁，才能把主要精力用于平息国内的叛乱和稳定国内局势上，否则帝国只能在内外两条战线上苦苦挣扎。
伽蓝遵命执行，通过燕北胡商向阿史那咄捺发出了可以谈判的讯息。
第三百零一章 大业十一年的初春
大业十年的冬天，帝国内忧加重，虽然皇帝和中枢想尽办法扭转危局，但无奈政令出不了东都，中央和地方、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各地叛乱者有增无减、有恃无恐，不少贼首利用这个难得的机遇迅速扩展并形成了一定规模。
十一月下，晋中离石郡胡贼刘苗王集数万之众举兵叛乱，自称天子。河北邯郸贼帅杨公卿、汲郡贼帅王德仁、清河郡贼帅张金称、高鸡泊贼帅高士达和窦建德、豆子岗贼帅郝孝德、格谦、高开道等各自聚众数万，纵横河北，严重威胁着东都至涿郡的水陆粮道。河南贼帅更多，其中齐鲁贼帅孟让、左孝友和卢明月的发展势头最为强劲，他们横行于齐鲁江淮，攻城拔寨、烧杀掳掠，无所不为。
皇帝震怒，以剿贼不力之罪斩杀右骁卫将军、检校彭城太守董纯，并诏令江都留守王世充、齐郡通守张须陀不惜代价戡乱平叛。王世充遂率江淮军，张须陀遂率齐鲁军，倾尽全力剿杀叛军，经过艰苦作战，帝国大军终于在年底之前击败了孟让和卢明月诸贼，重创了叛军，遏制了叛军强劲的发展势头，同时也算勉强维护了东都的颜面，维护了中央的权威。
转眼就是新年，历史进入了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的初春。
这个冬天对北疆来说充满了苦涩和无奈。在外，以突厥人为首的北虏诸种已经形成联盟。并对中土虎视眈眈，虽然在帝国大军横扫高句丽的巨大威慑下有所隐忍，但兵胁燕北之举，还是清晰地暴露出其觊觎中土之野心。可以预见。只有给北虏一个机会，大漠数十万控弦之士必定席卷南下。在内，以上谷王须拔、河间魏刀儿、博陵甄翟儿、燕北赵德言、幽州杨仲绪为首的北方豪雄纷纷举旗，他们利用这个严寒迅速扩张和结盟，并在极短时间内形成了一个以北太行为中心的席卷幽、燕、代、晋、冀五大区域的庞大的义军势力。
此刻，整个北疆镇戍军都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困境，从幽燕的涿郡到代北的雁门，乃至灵朔的贺兰山畔。帝国镇戍军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外患直接影响到了中土之安全，而内忧则严重威胁到了镇戍之根本，一旦粮草武器等战争物资不能及时充足地运送到边陲，镇戍军拿什么抵御外虏的入侵？
鉴于国内日益严重的危机。帝国在新的一年里其战略是“安内”还是“攘外”？安内是必需的，是国祚存续之基础，而攘外则迫在眉睫，必需全力备战。帝国陷入两难困境，进退维谷。
帝国改革派势力当然知道“安内”的重要性。国内不稳，何谈改革？然而，帝国国内之所以陷入深重危机，正是因为帝国保守势力在背后推波助澜。当初保守势力混乱国内局势的目的是为了阻挠皇帝和改革派发起东征，如今这一危机却成为他们胁迫皇帝和改革派停止甚至放弃改革的最佳手段。
皇帝和改革派绝不妥协。妥协意味着政治上的失败，而政治上的失败不仅意味着他们将被废黜和赶离政治中枢。还意味着帝国将倒退回门阀士族政治，而门阀士族政治必将摧毁中土的统一大业，必将把中土再一次推向分裂之深渊。
何去何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制造国内危机，拿国内危机来胁迫我，我就拿外部危机来反制你，并以此为契机牢牢控制住军队。只要我掌控着军队，我就掌控了主动权，我就能始终压制住你。等到国内危机发展到一定地步，国内叛乱必然在严重损害皇帝和改革派利益的同时，也严重损害到了保守贵族集团的既得利益，到那时帝国的保守势力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取其祸，最终为了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向皇帝和改革派做出妥协，不得不向改革做出最大程度的让步。
于是，皇帝和改革派从这一思路出发，诏令北疆各路镇戍军，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北虏的防范上，并做好南北战争的准备，至于戡乱平叛，则交给各郡太守和地方军。
说白了皇帝和改革派的目的就是借外患来控制军队，我的军队我控制，我的实力我保全。而国内危机则因为源自帝国改革派和保守派之争，源自各贵族集团和各地方势力的放纵、怂恿和不作为，甚至还有亲自参与其中的，所以皇帝和改革派“落井下石”。既然烂摊子都是你们弄出来的，那就该你们去收拾，你要权，我就给你权，但如果你们收拾不了烂摊子，我就名正言顺、冠冕堂皇地收拾了你，如此则一举多得，一箭多雕，在迫使各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