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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在引入宏观调控手段的同时，对继续扩大市场作用也更加胸有成竹。
由于会议之前通货膨胀已很严重，中国很快采用了从这次会议中得到的主要教益：即运用宏观调控驯服通货膨胀。
赵紫阳总理看过会议报告后接受了这一结论，经邓小平认可后便开始着手实施。
1980 年代初期，中国领导人在探讨东欧经验和利用世界银行顾问的同时，也在研究日本经验。尽管日本是世行
成员国，它与中国主要以双边的方式进行合作，而合作规模则超过中国与任何其他国家。中国对台湾和南韩的现代化经
验也有兴趣，但中国大陆直到 1980 年代后期才与之有直接交往，因此台湾和南韩在 1980 年代初的经验对当时的中国
没有起到太大作用。
邓小平 1978 年 10 月访日之后，大来佐武郎于 1979 年 1 月到访北京。作为一位经济规划官员，他在帮助亚洲
国家经济发展方面极富经验。他此行要与谷牧探讨成立日本顾问团的计划，还要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探讨日本在中国发展
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大来佐武郎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工程学出身，曾在日本经济安定本部扮演过核心角色。这个部门
曾经为日本经济在二战后脱离战时经济管制和对抗严重短缺提供指导。1955 年后安定本部并入日本经济企划厅，后者
负责为日本经济提供指导性计划。大来佐武郎与谷牧商定，在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他将率一批有经验
的日本官员同以马洪为首的中方官员每年举行一次会谈。1979 年 12 月大平正芳首相访华时，当时已担任外相的大来
佐武郎陪同来访。邓小平对大来开玩笑说，你当了外相，还能继续给中国当顾问吗？确实，大来任外相期间，这些会谈
一度短暂地中止，但在他卸任后很快于 1980 年 7 月恢复。日本国土厅前任长官下河边淳也是大来佐武郎的日本顾问团
成员，他向中国介绍了日本政府如何通过建立制度及保障必需的资源，推动各地区均衡持续地发展。＇16…22＇这个顾问团与
中国经济官员的会议一直持续到 1992 年。
1979 年初，中国效法日本成立了两个机构：质量管制协会和企业管理协会。这两个协会在北京为地方干部开办
培训班，再由这些干部为各自地区的工厂经理培训工业管理、传授他们从日本人那里学到的观念。＇16…23＇尽管这些培训计
划的作用难以具体评估，但是对中国那些习惯于办事慢吞吞的工厂经理和工人来说，这些榜样的存在，加之官员的大力
鼓动，确实促成了生产效率和质量控制的改善。
1980 年代，日本为中国提供的援助和在中国开设的工厂多于其他任何国家。日本的在华工厂为中国树立了尺规，
用以衡量中国在实现高效工业生产上取得的进展。中国在学习现代科技上主要盯的是美国，但中国工厂引进的新生产线
中来自于日本的数量最多。池田勇人首相在 1960 年代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成了邓小平要求工农业产值在
20 年内翻两番的动力。自 1974 年以来，邓小平会见的日本代表团也多于其他任何国家。
中国经济官员在访日期间看到，消费需求成为日本工厂的生产动力，从而减少了国家作为工业产品分配者的功能，
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结果是，生产消费品的中国工厂也得到指示，要求他们直接征求当地商业网点的意见，了解
消费者愿意购买什么产品。＇16…24＇
尤其令中国官员印象深刻的是日本通产省的一项重要职能：它分析如何才能使不同产业的日本企业获取在国际市
场竞争中所需的资源和技术，然后让企业发挥其自身的主动性来开发创新产品，以此推动整个国家的快速发展。邓小平
访日期间，不但对日本企业内部的高度计划性感到惊讶，更让他吃惊的是这些计划手段远比中国更灵活、更能对市场变
化作出反应。例如，通产省一方面会为大公司提供鼓励和支持，但同时也会让他们为争夺市场份额而相互展开激烈的竞
争。
中国在 1980 年至 1981 年施行的经济调整政策，导致很多与日本签订的合同被取消、使日本公司与中方的合作
被放缓（见第 15 章）。但 1982 年最困难的调整步骤完成后，中日关系又得以复苏。1982 年 5 月底至 6 月初赵紫阳
访问日本，除了寻求进一步投资和技术谘询外，也是为了恢复日本人对中国经济的兴趣。＇16…25＇日本通产省下属的日本贸
易振兴会在中国设有若干个办事处，它们研究中国经济，辅助日本公司在中国当地发现蕴涵商机的领域，也为中国各个
工业部门的经理和技术人员提供培训。
到 1980 年代中期，国外机器的引进已经带来了巨大变化。所谓「手工业式的重工业」，即工人光着膀子向炼钢
炉填煤、用大铁锤把金属锻造成型的景象，被宝山钢铁厂里具有连铸设备和电子控制系统的现代氧气转炉所取代。现代
生产线取代了用机床逐个加工机器零件的工人，工业产出大幅增长。合资企业中与外国同行一起工作的中层管理人员学
会了使用现代电子设备、运用最新的现代管理技术，也为增长的大潮作出了贡献。其中一些管理人员运用他们在外企学
到的技能创办自己的企业。1980 年代计算机在西方采用后，在中国企业中也迅速得到普及。
由日本、欧洲、香港和台湾公司（从 1980 年代后期开始）引入中国的新机器和新体制对其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累
积作用，至少与北京领导层进行体制改革的影响同样巨大。中国新的开放政策实际上是从国外引进了工业革命、信息革
命和消费革命。
邓小平的经济攻势：1984
当经济运行良好时，邓小平更易于获得加快改革开放所需要的政治支持。当经济出现通货膨胀之类的问题时，陈
云和谨慎的平衡派则会获得更大的势力，使他们得以收紧计划的缰绳，对抗通货膨胀压力。1982 年和 1983 年经济增
长开始加快，通货膨胀也得到了控制，气氛转而变得对邓小平有利。不但粮食增产，而且纺织这一消费工业的重要部门
也有了可观的增长，导致布匹配给制的结束。依据官方数字，农民的人均收入从 1978 年的 134 元增加到了 1984 年
的 355 元。＇16…26＇
在 1983 年 6 月 26 日至 30 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高调提出要将投资比重提高到陈云和国家计委所
建议的水平之上。＇16…27＇ 1983 年 12 月，已对谨慎的计划派感到不耐烦的邓小平说，对可能发生的事情进行科学预测是
不可能的，如果只讲稳定就很难取得进步，没有一点闯劲，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翻两番。＇16…28＇
在这种有利的气氛下，邓小平准备扩大开放其他沿海地区。1984 年 1 月他去广东和福建视察时宣布，经济特区
的政策已经证明是成功的（见第 14 章）。电视镜头把深圳取得的令人瞩目的建设成就传播到全中国，为民众接受同年
底其他沿海地区的开放打下了基础。
1984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这个授予国营企业更多自主
权的方案基本上是由赵紫阳的智囊团成员拟定的。文件提出要运用包括价格和税收在内的宏观调控手段管理经济活动。
长期以来支持给予企业更大灵活性的赵紫阳，也进一步扩大了企业在完成政府定额后参与市场的自由。
邓小平在 1984 年 6 月开始使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说。这个宽泛且模糊的巧妙概念完全符合邓小平的
基本思路：即扩展可以被接受的意识形态框架，使国家能够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邓小平利用这个概念来推动其扩大市
场、在工商科教领域进行全面改革的目标。＇16…29＇ 在 1984 年 9 月 3 日至 10 日的莫干山会议之后，采用价格双轨制的国
营企业，获准扩大了对市场价格的使用。这使国企经理把更多精力放在能为企业带来更多利润的市场上，由此他们在计
划体制仍为经济提供稳定产出的同时，也学会了市场经济。＇16…30＇ 在改革派（reformers）和保守派（conservatives）
之间持续不断的角力中，主张扩大市场作用的改革派取得了进展。
在 1984 年国庆日，邓小平获得的民众支持达到了整个邓时代的最高峰。在那一年的国庆游行中，北京大学的学
生游行队伍打出了一条写有「小平您好」的横幅。这是一种发自民间内心的友好问候，而街道两旁的群众也自发加入到
「小平您好」的行列中。这句话和这个场景，和 17 年前红卫兵遵照上面的指示高喊「毛主席万岁」表达崇敬的做法形
成了鲜明对照。1984 年的这些学生自发地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感情，他们感谢邓小平结束文革动乱，克服粮食短缺，改
善了他们的生活，终于带领国家走上正轨。而且就在一周之前，邓小平签署了香港和平回归中国的协定。
国庆日十几天之后，邓小平充分利用这种高涨的民意，促使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批准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
定》，这是当时对经济改革最全面的阐述。它既包括宏观理论分析，也概述了为全面扩大市场铺路的措施。「决定」采
纳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说法，宣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搞不搞计划经济，而在于是
否实行公有制。社会主义的目标不是平均主义，而是共同富裕。领导起草这份文件的赵紫阳达到了邓小平要求的目标：
明确解释为何社会主义能够接纳市场改革。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宣布，将逐步减少政府定价，进一步发挥市场定价功能。＇16…31＇这个文件大大鼓舞了
那些希望得到更大灵活性的各部委干部。邓小平在全会上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