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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项羽遇到刘邦-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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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那个问题业已差出十万八千里。既然问题如此之多,如此之复杂,又如此之重要,当然要执行到底,即便错了也要执行了。

所以,世间好多的事,并不一定就是你看到的那件事。世间好多的事,也不是在为办事而办事,而是在办事情之外的事。如此,人们往往就会忽视了事情的本身,从而也忽略了事情的对错。其实,世上好多事并不复杂,都是人为地将其复杂化了。因为人的优劣,是通过做事来体现的,不多绕它几个弯儿,不多整出点儿别的事,人怎么能分出个三六九等来?当然也就不存在所谓的人上人了。

正因为人的复杂,所以也会让事儿变得复杂,也就出现了许多的伪命题。所谓伪命题,指的是那些不真实、不正确的命题。就是让人们不管命题本身的对错,而要人们坚决去执行的命题。更为悲催的是,在执行这个伪命题的过程中,有人又会以这个伪命题为蓝本,制定出许多新的命题,从而也就出现了更多的伪命题。

【2。一个伤不起的伪命题】

四年的楚汉战争,是项羽想称霸、刘邦想称王的欲望之争;是项羽看不上刘邦、刘邦不服项羽的性情之争;是项羽号令天下、刘邦天下归一的权力之争。四年的岁月,生灵涂炭、血火交融。不说失败者,就是胜利者,最后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令人纠结的是,酿成这些后果的起因,最初竟源于一个伪命题,就是楚怀王熊心与刘邦、项羽等人的一个约定:先入关者为王。

当然,这个伪命题只是最初的导火线,到后来,它已衍变成争夺权力和欲望的噱头。刘邦本该是这个命题的最大受益者,却因为项羽的反对和阻拦,满腔的热情化作了失望,每每想起,如骨鲠在喉。所以他恨项羽,恨项羽夺去了本该属于他的东西,恨项羽的颐指气使、专横跋扈;而对这个命题,项羽内心是一直不认可的,他为这个命题而困扰、纠结,每每想起,心中便愤愤难平。所以他恨这个命题的制造者,也恼怒这个命题的受益者刘邦。于是,他向这个命题发出了挑战,向制造这个命题的权威发出了挑战,最后他也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

虽然这个命题没能让刘邦遂愿,但他后来却一直在利用这个命题说事,就像他蒙蔽关中百姓时的“约法三章”一样,成了他大造舆论的工具,成了他攻击项羽、对付项羽的理论支撑。刘邦步步紧逼,最后毫无悬念地用这个命题将项羽逼入了死角。而项羽,则不得不再次面对这个命题,囿于其中,疲于应付。最后的结果是,命题的本身反倒被人们忽略了。没人再去追究这个命题最初的真伪,而是将它变成了一把衡量人和事的尺子:遵守这个命题,就是正义的、有理的;不遵守这个命题,就是错误的、无理的。

【3。伪命题的由来】

我们先来了解下这个命题的由来。

项梁、项羽叔侄二人在楚地起兵后,听从谋士范增的建议,尊奉楚国遗孤熊心为楚怀王,树起反秦大旗。项梁、项羽的祖上世代为楚国的将军,本身就有很强的号召力,再加上楚国王室后裔的加盟,一时响应投奔的人很多,其中也包括刘邦的队伍,很快成为一支重要的反秦生力军。

楚怀王虽为共主,但并没有随军征战,而是定都在盱台(今天的江苏盱眙)。项梁则自号信武君,是楚国真正的掌舵人,带着汇集起来的队伍开疆拓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后来项梁与秦将章邯在定陶火并,不幸阵亡。主将战死,一时群龙无首,于是进攻的诸将纷纷作战略性撤退,退居到彭城一带。当时楚军主要有三路人马:吕臣一路驻军在彭城东面,项羽一路驻军在彭城西面,刘邦一路驻军在砀郡。楚怀王闻讯,觉得机会来了,急忙将都城从盱台迁到彭城,亲自指挥军队,由此也完成了从傀儡到实际领导者的转变。

这是楚国内部的情况,我们再说说楚国的外围。陈胜、吴广起事后,以前六国中除楚国以外的其他各国,也都纷纷举起反秦大旗,一时群雄逐鹿、天下大乱。秦二世胡亥于是派大将章邯带兵剿灭义军。章邯于是成了秦国名副其实的灭火队长,他最先对付的是楚国,因为当时楚国的气势最强、影响也最大。但项梁死后,楚军后撤,士气锐减,于是章邯便放弃攻打楚国,转而将下一个目标锁定在赵国。章邯渡过黄河,北击赵军,与另一秦将王离合兵一处,包围了赵国的都城巨鹿。赵国一时处在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赵王歇于是派人向各路诸侯求救,当然也向楚国发出了求救信函。在这种情况下,楚怀王便重新作出军事战略部署,分兵两路:一路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国;一路由刘邦率领,向西进攻关中。出发前,楚怀王开了个誓师大会,与诸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这八个字,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命题。

了解完这个命题的由来,我们接着来分析一下这个命题。

【4。为什么说它是一个伪命题】

前面我们说过,命题错误与否,有时并不在命题本身。单看楚怀王这句话,是一点错都没有的。这不过是一个极为普通寻常的奖励机制而已,就像拴在驴嘴前的一张烙饼,引诱猎狗奔跑的肉包子,都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丢出的诱饵。这个无可厚非。可问题是:如果每头驴嘴前都挂了烙饼,或是每条猎狗都有肉包子的诱惑,抑或说每条猎狗与肉包子的距离都是相同的,那么,这对于驴和狗们才算公平。也就是说,判断一个命题是否正确,不能光看命题本身,还要看命题形成的前因、出台的条件,以及它是否体现了公平。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分析:

首先,这个命题的出台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项梁的战死。因为项梁的死,才让楚怀王熊心有了出台这个命题的机会。熊心本是项梁立的傀儡,扮演着义军精神领袖的角色,当时执掌军队大权的,或者说真正说了算的人还是项梁。包括熊心本人,都得看项梁的脸色行事。刘邦自己组织起来的那支小队伍,在遭遇秦军打击后,投奔的是项梁而非熊心,也能说明这一点。但是项梁在时,一切照旧。如今项梁一死,仓促汇聚起来的队伍群龙无首,情况便发生了变化。熊心因此看到了翻身的机会,于是忙不迭地从盱台赶到彭城督战,从后方走向了前台。

熊心迁都彭城,也有他的一番道理。他虽然没有实权,但在名义上,他的地位却比项梁高,如今项梁死了,他自然有责任、有义务过来掌控全局。再则也是因为恐惧,怕义军被剿灭,自己也得被列为主要战犯处死,所以过来稳定军心,不让这支刚刚拼凑起来、还不太稳固的队伍作鸟兽散。当然最主要的,熊心还是想趁机将大权控制在自己手上,摆脱傀儡的尴尬处境。

至于到底为什么,暂且不去管它,这不是要探讨的问题。关键是熊心到彭城之后,并没闲着,而是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番政治军事改革。以前他只是个精神领袖,并未随军带队,人们对他的印象并不深刻,最多只听说过名号,所以他首先要做的,就是立威。熊心立威的手段措施和天下所有执政者的手段措施没什么两样,就是两方面:一是夺权,二是封官。正是这次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才最终促使了那个伪命题的出台。

我们来看看他是怎样进行改革的。

夺权是夺兵权,当时的部队分别为吕臣、项羽和刘邦率领。熊心于是先“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把吕臣和项羽的两股部队合并在了一起,统一由自己指挥。没有合并刘邦,是由当时的地理因素决定的。因为吕臣和项羽的驻军就在彭城周边,一东一西,便于集中。而刘邦的军队驻扎在砀郡,离得比较远,不方便合并。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熊心夺兵权是比较仓促的,没来得及进行统一调配。不过虽然没有合并刘邦,但熊心对刘邦的部队也进行了改制,“以沛公为砀郡长”,任命刘邦为砀郡的长官,让他指挥砀郡的兵。你别小看这一纸任命,这等于从根本上改变了刘邦队伍的性质,等于重新向刘邦明确了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以后我楚怀王就是你的老大。

接着是封官。毕竟现在楚国是一个独立的政权了,也要有个草台班子支撑门面才像那么回事儿,于是熊心封吕臣为司徒,封其父吕青为令尹。刘邦被封为武安侯。项羽被封为长安侯,号为鲁公。如此一来,君臣关系明确,熊心就不再是原来的傀儡了,而是楚国真正意义上的国君。

如此一来,命题的出台也就有了另外一个前提:熊心掌权。如果他不掌权,便没有军事上的指挥权,在军事部署上,也就没有话语权。现在他当上一把手,也就有了重新进行军事部署的权力,也就有了新思路。也就是说,熊心那个命题的出台有着一定的偶然性。

其次,命题是在仓促中出台的。其实偶然也没什么,只要它正确就行。然而,命题的出台还存在另一个偶然,这个偶然让命题的出炉显得格外仓促。

熊心成为楚军实际的领袖,除了将军权牢牢控制在手,然后封官封侯给人们点甜头之外,一开始并无新的军事战略,也没有进行下一步军事行动的打算,只是处于休整状态,静观天下之变。是后来赵国的求救,才最终促成了这个命题的出台。由此可见,这个命题并非经过长期、充分的论证、调研而作出的远景规划。

赵国求救,熊心最初并不想出兵。因为秦军主力北渡黄河之后,楚军便暂时摆脱了危局,有了喘息休整的机会。只是后来“赵数请救”,三番五次派人快马加鞭告急,楚怀王考虑再三,比如一荣俱荣、一辱俱辱,比如通盘考虑、远景谋划,比如把握时局、正确决断,等等。留待那些喜欢玩高深、玩谋略的人去补充吧。总之,正是因为赵国的数次求救,熊心这才下定了出兵的决心。

不过既然决定出兵,熊心在军事上就有了另一番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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