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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虽然流氓，但他流氓过后，毕竟宽大为怀地处理了前秦遗产。两相比较，项羽的全盘否定则使他在民众心中的印象与地位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
秦王朝像一股云烟转瞬间飘散在深处，项羽再也不必担心它死灰复燃了。仇已报，气已消，接着面临的就是建立一个新型的政体与政府。既然是全盘否定，项羽就不以秦始皇的中央集权作为帝国的政体模式加以考虑，而是意图恢复大一统以前的七雄并峙状态，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正是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项羽对灭秦的有功之臣大加封赏，他一共封了十八个王位，每人一块地盘，建立一个小国，再由这些小国组成庞大的联合体。而他，就是这个联合体的盟主，他自封为西楚霸王，也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他就以故乡彭城作为新型政府的中心与首都向全国诸侯发号施令。公元前206年阴历二月，项羽将这一措施正式付诸施行。
项王构想的新型政体颇有一点美国联邦制的意味，当然与其民主化、现代性不可同日而语。周朝正是因其“联邦制”而走上了末路，它显然不适合于中国当时的现实与土壤，秦始皇所建立的高度中央专制集权统治虽然是走了一条极端的路子，但实则有着中华发展的必然性包孕其中。秦始皇将专制、集权的模式一旦奠立确定，要想回到西周的分封时代，已大不可能了。也就是说，项羽的政体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也有悖于当时的时代潮流。
在分封中，刘邦虽然也捞了个王者之称，但项羽并没有把他留在关中为王。这次，项羽耍了一点小小的聪明，将他派到关中南面、封闭偏远的汉中之地，封他做了个汉王。
刘邦对项羽的负约自然心存怨言，但是，能够弄个大王当当，也是蛮不错的了。在即位南下时，他命人烧毁栈道，既防诸侯偷袭，也是一种划地为王心满意足的表现，当然也不乏故意麻痹项王以示他无意东进的谋略在内。
刘邦一到汉中，那些跟随他的士兵全都想起家来，并一个劲地鸣冤叫屈，明明说好了谁先进入关中谁就当关中王的，却把咱们一个个给派遣到这么一个闭塞的鬼地方来了。大伙儿一鼓噪，刘邦的心也就动了。既然当了王，就不能只想着自己一人，也得替大家分忧解愁才是。心一动，就有了谋反项王之意，并开始了积极而又隐秘的准备工作。
公元前206年阴历八月，刘邦趁项王北上平息齐国之乱时，用韩信计谋，突然进军关中。一场旷日持久、历时四年的楚汉之争由是拉开帷幕。在凌厉的攻势之下，被项王封立的三个王很快被打败或投降，刘邦心安理得地收回了本应封给他的关中之地，并废除秦社稷，代之以汉社稷。与项羽的怨仇已结，两人就成了不共戴天的生死冤家。当年阴历十月，项羽谋杀楚义帝于江南。于是，刘邦又在众人的怂恿下以讨伐弑君之名，挥师东进，攻击项羽。抵达洛阳后，又向其他王侯发出共襄义举的倡议。并趁项羽困于齐国战场的当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西楚核心之地彭城。
项羽得知，赶紧放弃齐国战事，率军援救。楚军与汉军在彭城灵壁东睢水相遇，展开激战。项羽出身于楚国职业化的军人贵族世家，冲锋陷阵、布阵谋局于他家族而言，不过是一种习以为常的谋生手段而已。两军正面交锋，刘邦根本就不是项羽的对手，楚军“大破汉军，多杀士卒，睢水为之不流。”如果不是遇上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侥幸逃命，刘邦恐怕早就成为堵塞睢水的一具尸体了。
刘邦逃出彭城时，跟随左右的只剩了几十名骑兵。在逃归途中，他偶尔碰上了自己的一对宝贝儿女，赶紧将他们拉着一起载上马车逃命。不一会儿，后方突然卷起一股滚滚黄尘，强大的楚军盯住刘邦紧咬不放追逼而至。车上载人一多，速度自然减慢。这时，刘邦的流氓习性在生命的关键时刻又开始“抛头露面”了。为了自己活命，他竟然不顾自己的血亲骨肉，猛然一把将一对儿女推下车去。亲随滕公见了，不禁大惊失色，马上跳下车去将他们抱回；刘邦又将他们俩推下车去，滕公又下车抱回；如此反复三次，滕公说道：“事情虽然急迫，怎么能将亲生儿女抛弃不管呢？”刘邦这才生出一丝慈父之心，没有再次将他们推到车下。一对儿女虽然捡了一命，但他的父亲太公、妻子吕雉却在这场战斗中被项羽俘虏生擒。
楚汉之战，刘邦要不是处境艰难，就是仓皇逃命，总是扮演着失败者与逃跑者的双重角色。在艰难困窘之时，也是最能表现、反映一个人的本性之时，刘邦的流氓习性往往在这种时刻暴露无遗。
一年后，他又被项王围困在荥阳无法逃遁，就让部将纪平假扮自己，由两千多名妇女披甲戎装簇拥着涌出东门伪装投降。楚军信以为真，自然放松警惕，刘邦乘机从西门仓惶而出。
楚汉两军在广武山对峙时，汉军断绝了项羽的粮食，项羽窘迫无奈，就将刘邦父亲太公放在一个专门装盛牛羊等祭品的高大的祭器上作为人质要挟他说：“如果你不答应我的条件与要求，我就把你的父亲煮了吃掉。”刘邦不仅不急，反而嬉皮笑脸地说道：“当初起兵反秦时，咱们俩曾一起受命于楚怀王，并结拜为兄弟。照这么说来，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如果你烹煮你父亲的话，请别忘了分一杯鲜汤给我喝喝。”
还是在广武山，楚汉久持未决，给天下百姓民众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于是，刘邦项羽就相约着来到山下，隔着一条小河展开了一场解决争端的“对话”。
项王提出与刘邦单独决战以分胜负，刘邦对自己的那点本事自然心知肚明，两人单枪匹马交手，骁勇善战的项羽肯定要不了两个回合就能将他挑于马下。于是，刘邦就转移话题一二三四五六七地开始数落项王的罪行。项王气得直跳脚，使劲平生之力，弯弓搭箭，一箭射了过去，正中他的胸部。刘邦忍住疼痛，摸着自己的脚说：“项贼射中了我的脚趾。”又在张良的献计下坐上战车，在整个军营里巡视了一番，向汉军将士频频挥手，表示自己未受重伤，以此稳定军心。等他表演完这一切回到营帐中时，身子一歪躺在床上就不能动弹了。左右赶紧脱去他的外衣，发现内里的衣衫早已变成了一片凝结的殷红，而箭伤之处，鲜血还在一个劲地汩汩涌流不止。只有赶紧让他脱离战场，送到后方去养伤治病。
刘邦为了摆脱困境，为了逃命，为了取胜，真是不择手段，有时简直到了寡廉鲜耻的地步。可你不得不佩服他的韧性，他打输了，逃跑了，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再向项羽挑战。他就像一张“狗皮膏药”，一旦黏身，就很难揭掉。而项羽又是一个急性子，莽性子，粗性子，常常被他的这种黏黏糊糊的绵劲与韧性弄得疲惫不堪、不知所措。项羽像是进入了一个无物之阵，你全力对付吧，对方总是不堪一击，眨眼间就逃得无影无踪了；你不理睬吧，他总是在你的周围挑衅造成一种压迫的环境与威胁的氛围，令你防不胜防。最为关键的是，诸侯各国都在闹叛乱，项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与之周旋。遇到刘邦这样的敌人，也真叫“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王奈何不得。
刘邦之所以能够一次次地惨败逃跑后很快就能卷土重来，关键在于他占据了关中平原这块肥沃富庶的大本营作为后盾，更由于萧何与韩信的努力。刘邦东进时，萧何留守关中，总能及时地征募新兵、聚积粮草弥补刘邦的损失；韩信的足智多谋、善于用兵总是使得项羽疲于奔命，他攻下的华中之地使得刘邦在荥阳建立起一块根据地。刘邦每次惨败之后，在他生命的低潮时期，总能适时地得到韩信的帮助，后来又为刘邦成功地争取到华东大部分地区的支持。而韩信原来却是项羽的部下，因得不到重用才投奔到刘邦麾下，一颗棋子有时候还真能起到改变天下大局的作用。刘邦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地能钻空子，他总是利用诸侯反叛、狼烟四起而项羽焦头烂额、无暇兼顾的时机突击偷袭。在楚汉之争中，刘邦为了达到消灭项羽的目的，用尽了心机，耍尽了手腕，采取了种种阴柔的手段，简直无所不用其极。你可以把这些手段称为策略计谋，也可以叫做卑鄙下流，各人的理解不同，解释与称呼也就迥然有别了。
其实，远古先民即使在决定命运的战争之时，也以仁义、信义为先。交战前一般先下战书，选定时间地点，双方布阵准备就绪，击鼓为号，互相攻击。不论胜负，双方都显得光明磊落，正气凛然，透出一股令人肃然起敬的正直与高尚。只是到了春秋之时，大国小国林立，战争简直成了家常便饭，人们也就不那么讲究信义了，奸诈与诡计逐渐占据上风，军事也变得面目全非了。
翻阅有关典籍，我们可以将春秋时期的宋楚泓水之战视为中华军事的一个转折与象征。严阵以待的宋军本可以趁楚军渡河的混乱或渡河上岸后军阵尚未部署之时趁机进攻，可宋襄公却没有这样做，而是等到楚军过河完全部署好了，才对垒交锋。宋军惨败，国人将战败之罪全部归咎于宋襄公。宋襄公辩解道：“仁义道德之人，不忍加创已伤之敌，不俘虏头发斑白之人；自古用兵，敌军处于狭窄危难之地，不要趁机进攻；我虽然是灭亡了的商朝后代，也不攻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后人都将宋公视为拘泥不化、顽固愚昧的代表予以嘲讽，毛泽东就曾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告诫人们道：“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似的仁义道德。”
宋襄公虽败，他的信义与磊落作为一项早已失落的民族遗产却永远值得我们缅怀与珍惜。
宋襄公之后，“兵不厌诈”作为一个成语凝聚成所谓的民族智慧，在政治、军事、生活等领域成为人们的广泛共识而大加使用，而刘邦更是将它推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