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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封建帝王之所以在诸子百家中看重、选择了儒家，也因儒家有利于他们的统治。对此，梁启超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潮之演变》中写道：“周末大家，是与孔并者，无逾老墨。然墨氏主平等，大不利于专制；老氏主放任，亦不利于干涉，与霸者所持之术，固已异矣；唯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于帝王驭民最为适合，故霸者窃取利用之，以宰制天下。”
儒学在董仲舒之前还只能算是一门学问，而一旦定于一尊，就成了一种“教”。教者，唯有一套凝固的模式，而少有发展与创新，比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它们的教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已明确，后人所能做的，就是诚惶诚恐地信奉。当然，为了适应时代，少量的改造也是有的，但万变不离其宗，教旨的框架与规范是怎么也突破不了的。人们之所以将儒家、儒学称为儒教，也在于它具有这种“万变不离其宗”的“功能”。
董仲舒对儒家的功劳似有两件，一是向汉武帝提建议，另一件便是将一辈子的心血耗于春秋公羊学的研究之上，并用它对儒家的学说加以改造。孔子的第一次改造使得原始儒学成为世俗儒学，而董仲舒的第二次大的改造则更是使它由早期的形而上“沦落”为统治者的一门地地道道的“驭民”工具——政治儒教。
董仲舒改造后的政治儒教影响了汉代及以后的政治、伦理、、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改变了我们脚下这块赖以生存的土壤，在此不得不略加阐述：
一、天人感应。这是董仲舒以阴阳五行原理为基础构建的一套宇宙模式论，他认为，天地之间充满着阴阳和五行之气，人生活在地面，与天隔着一层气，气是天和人的中介，人与天正是通过阴阳与五行之气进行精神层面的交流，相互感应，息息相通。天有所变，人有所感，只要细心体会，就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由此看来，若说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家没有形而上的思辨色彩，似乎多少有点冤枉了他。只是他的这种宇宙论模式完全是为政治服务的，比如他将天人感应、阴阳相克用于求雨止雨，以《春秋》推导灾异之变。发展到后来，经学中的神学因素与谶讳迷信相结合，成为两汉之际的一股思想浊流。这种与宗教巫术类似的畸变思想，其实质就是一种拙劣的骗术，它造成了中国史上极大的迷误。而始作俑者就是董仲舒，这种发展的结果恐怕是他本人也没有想到的。
二、平均主义。这与董仲舒的中和之理、阴阳平衡密切相关，他认为的动乱之源就是贫富不均，两极分化，因此，治乱之本就在于调整平均，缩小贫富差别。然而，他的这种平均只是经济的平均，与无关，他一再强调人们的地位应有所区别，贵贱应有不同的等级，服装应有区别的标志，朝廷应有不同的座位，民间应有尊卑老幼的顺序。如果形成规定，就有章可循，各就各位，不会竞争，更不会闹出乱子。孔子曾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而董仲舒第一次将这种思想形成具体化的措施献给帝王，成为实施的制度。于是，劫贫济富、平均主义的思想与行为一直影响至今。
三、性三品论。董仲舒将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即所谓的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他的三性说对后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逐渐演变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在南宋朱熹手中又变成了“天理”与“人欲”的关系。宋明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便可在董仲舒身上找到清晰的发展脉络。
四、义重于利。董仲舒提出了一个他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原理，那就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一思想为历代儒者所推崇，朱熹曾将这两句写入《白鹿洞书院学规》之中。重义轻利，在中国古代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五、三纲五常。董仲舒认为：“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后世儒家据此概括为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除仁、义之外，董仲舒还强调了智的重要，加上礼、信，便是仁、义、礼、智、信这所谓的“五常之道”。三纲五常，是其后封建宗法统治的思想主线，广大民众特别是妇女深受其“吃人”之害。
六、以《春秋》为准绳。儒学以《周易》的无所不包为源，一到孔子手中去掉形而上的内涵，再到董仲舒手里仅以《春秋》一经为标准来衡量世间一切物事：他以《春秋》中的“爱人”反对一切战争，以《春秋》之褒贬明华夷之辨，从《春秋》中体会仁义之法，以《春秋》为例裁定诉讼、判断案情，以《春秋》的用词谨慎表达是非观念及好恶情感……一句话，《春秋》就是儒教的根本，他一辈子耗尽心血为之研究的就是春秋公羊学。董仲舒定儒家于一尊，其他诸子百家的身影便模糊了、消失了，天地也因此而局促了；他只重儒家六部经典中的一部《春秋》，使得探索的空间更为狭隘；最后又缩小到只选择、研究《春秋》三传中的其中一门公羊学，那进入的孔洞与探讨的范围实在是窄之又窄了。董仲舒框定的这一研究模式与发展轨道无形中限制、束缚了一代又一代后人的目光与手脚。
由原始的宗教儒学而孔子的世俗儒学，再到董仲舒设立的政治儒教，儒家的视野日渐缩小、道路越走越窄。当它在宋明时期变成理学之后，就完全沦为统治者的“杀人”工具了。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在它的束缚下空有一腔报国热情含恨而终，不知有多少妇女被那“存人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夺去了鲜活的青春，不知有多少生命被它奴化变成一具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谁也没有想到，曾经具有健康活力，诞生于中华本土、有着合理内核的儒学，竟走向了它的反面：
一、儒教成为虚伪的象征。它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片面观念，实际上就是在告诉人们怎样做假。一部二十五史，弄不清哪里是真，哪儿为假，让人莫名所以。儒教的一套灭绝人性的伦理道德，就连他们本人都难以做到。比如大儒朱熹曾白字黑字地写有“革尽人欲，尽复天理”之语，可据他的同僚叶绍翁揭发，朱熹不仅引诱尼姑二人为妾，还使得一名寡妇怀孕。朱熹无法抵赖，只得向皇帝谢罪说：“臣乃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识明时之用。”儒教只能空言，不能实行；只能教人，不能律己；只有幼辈道德、家庭道德与国民道德，没有长辈道德、道德与政府道德。
二、表面文明，实则野蛮。儒教的“男女授受不亲”，发展到后来连夫妻也不得随便亲近，特别是把妇女不当人看待，要求女性缠足，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知有多少青春男女在礼教的幌子下受到戕害。世界表明，越文明的民族，就越为开放；儒教的特别注重礼教，隔离男女，其实仍是一种野蛮习性的残留。
三、反民主、反自由、反科学。儒教提倡贵贱尊卑的等级制，要求臣民认君王为父亲，不允许思想、行为有任何自由：“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事君可贵可贱，可富可贫，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儒教只重人伦，鄙视科学，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重政》中特别强调“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孔子也是只知“其所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反对寻根究底、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
四、门户之见严重。儒教看似中和、中庸，其实最讲极端，容不得别人提出半点争辩与非议，“道不同，不相为谋”。韩愈有言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
五、因循守旧、思想凝固。儒教信奉的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思开拓进取，一味陶醉于往日的“荣光”之中，日益教条化，容不得半点创新与改变。徐桐曾说过：“宁可亡国，不可变法。”
……
有关儒教的偏激缺陷以及对国民的遗毒残害，我们还可以列举许多。董仲舒罢黜百家，定儒家于一尊，影响并决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治、、、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发展。民族的柔弱、虚伪的盛行、科技的落后、官员的腐败、教育的奴化……一切的一切，我们似乎都可以在这一决定民族命运的转折关头找到渊源与症结。
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思想，原始儒学诞生于奴隶，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合于封建，因为它们同为等级，其基础与体制如特权、礼教、宗法、世袭、分封等大致相同，并无根本性的区别与变化。然而，时代在发展，在进步，如果后人仍像董仲舒说的那样“天不变，道亦不变”，一味拘囿于儒教信条，那就是我们民族的悲哀了。美国当代哲学家郝大维与汉学家安乐哲在他们合作完成的《孔子哲学思微》中写道：“孔子哲学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创造性的失败……《论语》所反映的孔子的哲学完全不是的教条，但当人们被动地领会它，不向它赋予自己的意义和价值、不把它人格化时，它就成了一种教条了。孔子的失败，也是那些对传统负有责任的人的失败。他们未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创造精神，未能很好地维持这些规范来反对统治者强加的专制主义。”若论责任，儒学失败的最大责任当归于董仲舒身上，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蔡尚思在《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一书中也曾阐述过类似的观点：“我并不怪孔学的不合新时代，而只怪新时代的人们的尊孔学；又不怪封建派的尊孔帝，而只怪反封建派的尊孔学。”
然而，今天仍有大量的人们对儒教抱住不放，认为它是一济救世的灵丹妙药，值得大力“弘扬”。前些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