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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时，他才想起了魏征，不禁悔恨地说道：“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马上恢复了魏征的名誉，并为他重立墓碑。
其实，房玄龄死前曾为此上过一份遗表，大意是说朝鲜内乱不干唐朝之事，如果劳师动众，只能是内为亡国之主隋炀帝报仇，外为新罗小国雪恨，可谓师出无名，即使取胜，也是“所得者小，所失者大”。
然而，唐太宗压根儿就听不进去。没有强制约束，此时的进谏已成一纸空文，只有帝王那不可捉摸的个人好恶与感情倾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唐太宗的半截子英雄，东征高丽失误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而贞观之治后期也远不如前期，马周上疏称贞观后期“供官徭役，道路相继，（百姓）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略无休时。”
李世民一生最大的挫折，一是东征高丽失利，二是失去亲子之痛。
玄武门之变对唐代的影响甚为深远，最突出者当数武则天，她深得其中三昧，将其视为享用不尽的“财富”娴熟地玩弄于自己的亲子身上。而影响最为直接的，就是李世民的几个亲生儿子。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争夺皇位继承权，将玄武门之变几乎重演了一遍。玄武门之变一直是李世民心中深深的隐痛，他当然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子效法，采取了坚决镇压的严厉措施，将李承乾与李泰两人全部废弃，改立晋王李治为太子。然而，却留下了失子之痛这一无法弥补的心灵创伤。
李世民追求长生不死，大量服用所谓的仙丹，结果导致非正常死亡；他不断修建、扩大陵园，遗命将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纸墨如新”的《兰序亭帖》殉葬墓中，使得后人至今无从目睹名贵的“国宝”……这些；都对后来的帝王开了不好的先例。
若从本质而言，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其目的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巩固大唐江山。他为此殚精竭虑，几乎耗费了自己所有心血。就连临死前，也在为儿子李治坐稳龙椅而玩弄权术。
贞观二十三年四月，也就是他临死前十天，李世民突然将具有宰相身份的李勣贬到远离长安一千三百四十里的叠州去当都督。然后，他对李治说：“汝于李责无恩，我今将责出之。我死后，汝当授以仆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李治执政后，听从父言，马上召回李责，“册拜尚书左仆射”，后来果真成了他的心腹大臣，为他效尽死力。
封建专制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人治。人心叵测，相应地，人治也就打上了变幻莫测的色彩。唐太宗曾说过：“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罪。”每位皇帝都要求臣下尽忠于自己。因此，封建常常出现“人在政举，人亡政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普遍现象。皇帝根据自己的好恶感情用事，政策没有延续性与稳定性，“法治”的严肃性及法律的程序化于封建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封建盛世往往如白驹过隙、昙花一现，中华民众，更多的时候是生于庸世苟且偷安、陷于战乱猪狗不如。
就表面现象而言，每一皇帝执政时都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享尽了天下的权势、威严、金钱、美女、荣誉。然而，这一看似令人羡慕的挥霍往往都是虚幻的云烟，谁也不能担保皇帝能够永享富贵。没有完善的保障体制，今日在台上作威作福，也许明天就是阶下囚、刀下鬼。封建帝王之中，就有三分之一死于非命。不仅如此，帝王的浮华还要以后代的生命与鲜血为代价。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大规模的血腥战争与残酷屠杀，而首当其冲地就是皇族子弟。每一皇族后代的生命断裂都是在为自己的先祖赎罪，那一颗颗屈死的冤魂当于阴间向他们的先祖大声哭诉、斥骂乃至殴扑。与此同时，前朝经过几百年积累起来的文明成果，也大多毁于战乱之中。，就这样在一种循环往复的怪圈中自我挣扎。
限制皇帝的权力，推行严厉的法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实质上就是封建君主对自己家族的一种变相保护与坚强捍卫。如果有一种人人可以竞争、充分施展才能的良好政体，并用制度加以确定、保证，人们就犯不着用暴力摧毁前朝的腐朽统治，也就没有了几千年文明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必不可少的血腥屠杀。封建帝王如果真正出于家族利益的话，早就应该换一种统治方式了。而古代所有帝王们，恐怕没有任何一人想到这一点，这实在是我们民族的莫大悲哀。
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巅 六
如果说中国上没有法治，恐怕有人会提出异议：战国时的法家治理不就是法治吗？以法律规范民众不是像一根红线一样一直贯串于整个中国的古代之中吗？
然而，本文所指的法治，并非法家治理，也非封建专制的法律管理，而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法治。
正如封建专制的特征是人治，民主宪政的特征则是法治。在此，我们有必要将法家治理、封建法律管理与现代的民主法治进行一番比较。
法家的政治理论建立在封建集权基础之上，他们主张国君“独断”。《商君书？修权》篇中就明确指出：“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从君权独断论出发，发展到后来，法家们甚至主张国君要专杀大臣。《韩非子？外储说》就提倡对具有不同意见的谏臣，“势不足以化则除之”，而且应“忍痛”诛杀。谏臣可杀，则何人不可杀？正是一代代法家的共同努力，他们将封建专制集权推到了顶峰与极致。由于法家治国推行严刑峻法容易引起报复，更由于他们“鼓励”国君随便杀人，因此，法家大臣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个个到头来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严格说来，法家学说属战时体制理论；一旦国家统一，统治者大都采用儒学治国。自秦朝覆亡，西汉独尊儒术，传统法治虽然一息尚存，但已没有多大的“市场”。“文革”时期的评法批儒，全国只允许一个声音，计划经济过于集中，对老干部、知识分子压抑打击等等，实质上就是法家战时体制专制统治的一种回光返照。
中国古代当然也有不同于法家治理的传统法治。这一法治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华法系，它于秦朝开始形成；在隋唐时期臻于完备，今存《唐律疏议》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也是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尔后继续发展，至20世纪初逐渐解体，但其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为：
一、皇帝超出于法律之上。
皇帝集国家一切大权于一身，既是立法者，也是司法者和执法者。历代封建王朝有治吏、治民之法，却没有治君之法。所有法律的解释权、审批权、执行权都在帝王手中。皇帝可一言定法，也可一言废法，其诏、令、敕、谕等同样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二、法律不平等。
皇帝不受法律约束，自古皆然。此外，法律的弹性相当之大，各人的身份不同，犯同样的法，处罚也各各有别。对待贵族官僚，更是赋予种种豁免特权。
三、法律的儒家化——礼法结合。
儒家的纲常名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法调整着生活的方方面面，所谓“德主刑辅”，“出礼入刑”便是封建法律的一大特点。董仲舒更是开创了“经义决狱”的司法传统，以《春秋》大义进行裁决，将儒家经典置于法律之上。传统法律只涉及行政、刑事等公共事务，而民事方面则受传统礼教风俗控制，没有关于家庭、贸易的私法与民法。宋朝以后，家族法规、乡规民约也成为国家法律的一种补充。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
四、行政司法合一。中央司法机关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只是皇帝的附庸；地方司法机关则由行政机关兼理，最高行政长官就是最高司法官，他们全都隶属一人——封建帝王。
而西方现代民主法制的核心内容与原则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严格实行立法、司法、执法三权分立。现代法治与民主宪政相联系，在本质上反映公众的意志而非个人或某些团体的意志，它是一切生活及公共权力的基础。法律就是“上帝”，就是神意。它凌驾于一切之上，所有权力包括国家权力都置于法律的范围之内，即使国王、总统、首相，都得受其制约，必须遵法守法，只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行使职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没有谁可以超越法律之上，也没有谁拥有任何特权逃脱或减轻法律的裁决。其内部机制的重要特点就是法官终身任职、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力量干预、左右与影响；为确立司法公正与司法信任，司法机关在法律上享有绝对权威，而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了法律约束，最终都要接受司法机关的检验。
由此可见，中华法系悠久，但并非严格意义的现代法治，其专制性、残暴性、随意性与封建政体相吻合，长期地施行着一种人治政治。
所谓人治，就是“为政在人”，主要依靠统治者的个人才识及人格感召力，人凌驾于法之上，没有“人”这一先决条件，“法”就失去效用无从谈起；使其政治理性化的唯一方式就是统治者个人的良心发现与自我约束，其统治方式以暴力强权为主、道德教化为辅。这种政治方式注定了政策的不连贯性及政权的不稳定性，这是中国封建周期性动荡的根源之所在。
异化，是人治政体下不可避免的一大特征。人治模式中的官员是人民的统治者、支配者，具有管理、教化人民的职能。他们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逐渐集名、利、权于一身，具有高于普通人的尊贵特权。官职成了一根闪闪发光的“魔杖”，拥有官职就意味着拥有一切。于是，一种以官为本、官贱民贵的群体心理——“官本位”就这样形成了。官本位突出官权，贬低民权，以官为主，以民为仆，本末倒置，官位就这样慢慢地异化了；而那些拥有官职者“一登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