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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七日，那位令蒋介石头痛不已的参谋长史迪威从重庆飞往开罗。
翌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离开重庆飞往开罗。
开罗西南郊豪华的米那赫斯饭店，一下子成了贵宾云集之处。饭店的总统房里，分别住着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从窗口便可远眺著名的胡夫金字塔。美、英、中三国高级官员们也住在这家饭店，以至于“浴室都紧张起来了”。四周，英国驻扎重兵保护。一门门高射炮，高翘着炮筒，日夜监视着天空。这下子，蒋介石真的成了世界政坛巨头，而宋美龄则以中国第一夫人的身份，以干练的才华、优雅的风姿、娴熟的英语，周旋于巨头之间。蒋介石夫妇在开罗，正处于政治生涯的巅峰。一帧历史性的照片，成了开罗会议的缩影：罗斯福穿着深色西装，却敞着衬衫领子，没有系领带；丘吉尔一身白西装，足登一双白皮鞋，领带系得整整齐齐；蒋介石一身戎装，戴白手套，拿着大盖帽；宋美龄则一身黑旗袍，加一件白色短外套。
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在开罗，签订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
罗斯福在和蒋介石的交谈中，再三表示：美国不希望陷入中国内战的陷阱，要求蒋介石能与延安“共产党人组成一个联合政府”，以求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蒋介石和宋美龄于十一月二十七日离开开罗。翌日，罗斯福、丘吉尔便和斯大林在德黑兰会晤。斯大林对《开罗宣言》表示同意。于是，十二月一日，《开罗宣言》正式发表。
蒋介石开罗归来，春风满面。确实，开罗之行，不仅提高了蒋介石的国际地位，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由此争得“四强”之一的地位，为后来中国成为联合国常务理事国打下了基础。就这一点来说，蒋介石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做了好事。
开罗会议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夕召开的。进入一九四四年，世界形势大变：美国部队在日本控制下的塞班岛、菲律宾等地登陆，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连连败北。日本东条英机内阁不得不因战争失利而下台，继任的小矶内阁也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英、美部队于这年六月在法国北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
八月二十五日，法国首都巴黎光复。苏军则重创德军，把他们赶出了国土，并长驱直入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九月，苏军攻入德国。
在中国，日军却为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在河南、湖南、广西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即豫湘桂战役爆发——这只是日军的垂死挣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已是指日可待了。不过，蒋介石跟史迪威的矛盾，却日益白热化。史迪威认为蒋介石这颗“花生”以及那“一篮子花生”都不行，太无能。中国军队必须由他全权指挥。蒋介石岂能容忍这美国佬如此放肆？！一个参谋长，怎么可以不把统帅放在眼里？！史迪威甚至在回国述职时对罗斯福总统说：“不管这‘花生’是否同意，假如不在中国的最高指挥权上做点文章，我们就白费劲了。”罗斯福总统对史迪威持支持态度，这使蒋介石极为不快。其实，不光是史迪威如此，就连一九四四年六月来华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来士也向罗斯福报告：“蒋充其量只是一个短期可以依靠的人物。人们不相信他具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或政治力量。”罗斯福再度重申了他在开罗会议时对蒋介石说过的话，希望国共合作。罗斯福托华来士向蒋介石转告：国共两党党员终究都是中国人，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有可以商量的余地。如果双方不能够一致，可以找一个朋友来调解。他可以“充当那个朋友”。
罗斯福的话，使蒋介石不悦。
罗斯福总统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九月十八日，两度给蒋介石发电报，告知他要把史迪威晋升为上将，而且“使他在你的直接指挥下统率所有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九月十九日，在接到罗斯福的第二次电报时，史迪威在给他夫人的信中得意洋洋地写道：“我用鱼叉，对准小人物，猛地刺去，刺了个透心凉！”蒋介石则在当天的日记中咬牙切齿地写道：“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就在蒋介石和史迪威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美国总统的特使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来到中国。
赫尔利支持蒋介石，促使罗斯福转变了态度。一九四四年十月五日，罗斯福总统终于下达了召回史迪威的命令。这下子，史迪威气坏了。他骂罗斯福是“橡皮腿”——立场不稳。可是，已无济于事，“花生”毕竟战胜了他。这下子，蒋介石兴高采烈了。他称这是罗斯福总统送给他的“双十节”贺礼——自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武昌爆发辛亥革命，十月十日便定为中华民国的国庆日。
蒋介石在一九四四年“双十节”发表演说，强调了抗战即将胜利，暗示要着手反共。
毛泽东当即予以反驳。翌日，新华社发表评论《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乃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毛泽东强烈地抨击了蒋介石：蒋介石的演说在积极方面空洞无物，他没有替中国人民所热望的改善抗日阵线找出任何答案。在消极方面，这篇演说却充满了危险性。蒋介石的态度越变越反常了，他坚决地反对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强烈地仇视中国共产党，暗示了他所准备的反共内战的借口。但是，蒋介石的这一切企图是不能成功的。如果他不愿意改变他自己的作法的话，他将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赫尔利邀毛泽东去重庆会晤蒋介石 1
高高的个子，蓄着尖尖的灰白胡子，文质彬彬，脸上总是挂着微笑，赫尔利给人一种谦和的印象，不像史迪威那么傲慢。赫尔利虽是少将，最初却是文官。他在华盛顿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当过多年的律师。他的温文的举止，是律师职业所铸成的。后来，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了上尉，卷入军界。二十年代末，他在胡佛总统时代担任陆军部长，并于一九三一年来华访问。
一九四三年起，赫尔利担任美国驻新西兰公使。
一九四四年九月，罗斯福总统派赫尔利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华，最初的使命是“促使蒋介石同史迪威之间确立有效的和谐的关系，以便史迪威行使对于归他调遣的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两个月后，赫尔利接替高思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赫尔利对于蒋介石的态度，跟史迪威截然不同。他跟蒋介石第一次见面，就强调“拥护委员长是中国的领袖”，对蒋介石颇为尊重，不像史迪威那样嘟嘟囔囔讥称蒋介石为“花生”。蒋介石正被史迪威弄得十分狼狈。他马上意识到，这位赫尔利是用来打败史迪威的王牌！于是，加紧了对赫尔利的拉拢。
蒋介石这一着果然灵验。赫尔利给罗斯福发电报，强调蒋介石“是一个统率几百万军队，抗日已经七年的国家元首”。他认为，美国总统不应该支持史迪威，而应该支持蒋介石。如果失去蒋介石，就失去中国的抗日力量，这问题对于正在与日本作战的美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罗斯福听进了赫尔利的意见，下令调回史迪威，使蒋介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罗斯福委派魏德曼中将继任史迪威的职务。毕业于西点陆军军官学校的魏德曼是一位职业军人。来华之前是东南亚战区副参谋长。魏德曼从他的前任史迪威的覆辙中吸取了教训，对蒋介石十分尊重。这当然使蒋介石更为欢欣，也就更为感谢赫尔利。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正当延安庆贺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时候，一架美国专机降落在延安机场。赫尔利兴冲冲走下飞机。“新官上任三把火”。赫尔利这一回要充当国共之间调停人的角色，以表明他要在中国干出点成绩。
周恩来和包瑞德在机场迎接这位穿着笔挺军服、胸前挂满勋章的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包瑞德乃美军上校，在这年七月二十二日起，以美军观察组组长的身份来到延安，组员之中有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
翌日，中共与美方的谈判在延安展开。看在赫尔利是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面上，中共派出了最强大的谈判阵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美方的代表是赫尔利和包瑞德。
赫尔利此时显出律师本色。他说，他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只求帮助中国内部的团结，对于国共两党不偏不倚。他希望能够“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以利抗日；也希望能给中共以合法的地位。他要作为国共两党的中间调停人。
赫尔利带来了他事先拟好的文件《为着协定的基础》，共五条。他念了起来。
赫尔利念罢，毛泽东并不对这五条发表意见，却问：“这五条是你的意见，还是委员长的意见？”赫尔利答：“是我的意见。”毛泽东追问道：“委员长同意吗？”赫尔利答：“已经同意。”
毛泽东和蒋介石打过多年交道，深知这些条件如果事先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同意，那么，讨论这些条件等于白费时间。后来的事实表明，毛泽东这一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赫尔利那五条，应当说还是比较公允的。毛泽东对这五条作了一些修改，赫尔利也表示能够接受。修改后的五条，正式定名为《中共与中国政府的基本协定》。于是，在十一月十日中午十二时四十五分，在延安王家坪举行了签字仪式。作为律师，赫尔利精通这一套：文件一式两份，每份留好三个签名的位置，即毛泽东、蒋介石以及“见证人”赫尔利。
毛泽东和赫尔利，一个用毛笔，一个用钢笔，在文件上签了名。剩下的一个空白处留待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