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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南北朝:三国归隋的统一路-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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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元勰不愿辅佐,宣武帝就只能向身边的亲信们“请教”执政要领了。常侍卫左右的左中郎将于忠(当年北魏猛将于栗的曾孙)乘机对宣武帝说:“辅政诸王(指元禧、元详等人),专横放纵,其意难测,陛下应该早日将其罢免,亲揽权纲。”

于忠向皇帝进谗言打压元禧等人,可不是出于什么国家社稷之大义,而完全是为报自己的私愤。于忠的父亲于烈是个领军,骄奢贪淫、喜好排场的元禧对于烈提出要求,请他从羽林虎贲军中退下来的老兵里头选拔一批人,给他做仪仗队,遭到严词拒绝。元禧怒火中烧,派人给于烈传话,说:“我,乃是天子的儿子(指魏献文帝之子),又是当今天子的叔父,身为元辅,向你提点小小要求,与皇帝诏书有什么区别?”

于烈的确也够烈,回答说:“我于烈不是不知道王爷的显贵,但是派人来要天子的羽林军,这是万万行不通的!我于烈的头可以给你,羽林军,对不起,给不了!”一句话给顶了回去。

元禧遭此“大辱”,便与于烈结下了仇怨,他命于烈做恒州刺史,想把这个眼中钉贬到外地为官。于烈辞官不得,便称疾不出,私下里让于忠去皇宫里做“思想工作”。

宣武帝也看不惯元禧飞扬跋扈的样子,于忠的建议令他深以为然,暗中表示赞许。这一赞许可开启了朝纲乱事之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于忠的那句话,就不难发现它在逻辑上的问题。元禧的确“专横放纵”,甚至于不把小皇帝放在眼里,但是因此就将打击面扩大到“辅政诸王”,不免有点“因噎废食”了。北魏朝中暂时能镇得住局面的,也就是这几位王爷,宣武帝久居深宫,若要亲政,一时没有可以倚仗的势力,那就相当危险了。

景明二年(公元501年)春天,北魏皇帝准备举行祭祀宗庙的大典。依照惯例,祭祀前夜诸位王公需在宗庙东面的侧坊内用斋。宣武帝秘密让于忠通知于烈,次日清晨入内侍卫。

天一亮,于烈来了。宣武帝命他带上六十名卫兵,到各位王爷的寝所宣读诏书,将王爷们一个一个带到皇帝接见大臣的光极殿。

不一会儿,元禧、元勰、元详等人齐聚殿内,这架势哪里是请人,分明就是重兵押解哪。宣武帝见几位王爷并无防备,心中有了些底。

他开口说道:“朕愚昧不才,在这个位子上坐了也快三年,实在是多亏了诸位叔父的尽心辅弼。叔父们做得非常辛苦,朕今天便宣布亲理朝政,请暂回府上,自有职责安排。”

元禧被轻易夺权,心有不甘,可是宣武帝准备充分,实在无法提出异议;元勰是本来就无心为官的,没有任何意见;元详是几个叔叔里年纪最轻的,但也是最狡猾的一个,他预先就与宣武帝通了气,还说了不少元禧、元勰的坏话,皇帝出这一手他早有预感,料想不会给亏待了,当然也表示支持。

王爷们回到府第,就接到了皇帝的诏书:元勰免职,算是遂了他的愿(也是毁了北魏的前程);元禧进位太保,得了个虚位,失了实权;元详则任命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捡了个最大的便宜。亲政一事于烈功劳最大,宣武帝恢复他领军的职位,另外还加封车骑大将军,得以参预军国之事。

权力在手却用不好的,宣武帝大约就是个典型。他整天接触的都是些什么人呢,除去太监宫女,那就是统领禁军的军官,以及宫中的侍卫了。他在这年内一下子提拔了一批亲信,如茹皓、王仲兴、寇猛、赵修、赵邕等人。这些人后来都被列入《魏书·恩幸传》,可见得都是些什么料了。

宣武帝还想起了他的亲舅舅高肇、高显等人,决定把他们召入宫内,封他们做公爵。高肇兄弟虽然早就是皇亲国戚,却都一直在高句丽待着(有人因此怀疑他们其实是高句丽人),没见过啥世面,在皇帝面前手忙脚乱,闹出了不少笑话。宣武帝靠这一帮子人治理朝政,北魏不出乱子那真是奇迹了。

果不其然,才过了四个月,朝廷里就闹起动静来。丢了大权的元禧心中每每不自安,疑心皇帝要对自己进一步下手(从心理角度而言这是所谓权力失落症,有此顾忌其实也正常)。身边的护卫刘小苟还添油加醋对元禧诉说利害关系,搞得元禧心惊肉跳。他让长子元通潜入河内(今河南沁阳一带),在外接应,然后与亲信们商量对策。有人提议乘皇帝到北邙出猎的时候,占领洛阳,与之对抗,事情再不顺利,好歹也能割据河南,做个天子。

元禧这家伙,贪心很足,魄力却不大。几个亲信有的想造反,有的想观望,相互之间没有统一意见,元禧犹豫不决,最后散会,约定商量的事情,谁也不许泄露出去。

人心隔肚皮,这道理元禧居然忘了。会刚一结束,与会者之一杨集始便快马前往北邙,向宣武帝禀报此事。宣武帝即刻通知城中的于烈,对元禧严加防备,然后从容回城,捉拿元禧。元禧被人告了密,却还蒙在鼓里,闻听风声再想逃跑,哪还来得及。惊慌渡过洛水的他,在柏谷坞(今河南偃师东南)落网,被押回宫中,面见宣武帝。宣武帝将他数落一番后,赐他自裁。他那个想在河内举兵起事的儿子,也被河内太守捕杀。

据说,北魏宫中有人凭吊元禧,为他写了一首诗,并且还一直流传到了南朝:

〖可怜咸阳王,奈何作事误。
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踏霜与露。
洛水湛湛弥岸长,行人那得渡?〗

人生一世贪婪,到头来两手空空、死于非命,这又岂是元禧一个人的写照?


二、北投与南征

公元六世纪的头十年,是高欢的童年时代,也是南北势力拉锯不下的十年。

我们说过,南齐末年,豫州刺史裴叔业向北魏献了寿阳。鲜卑大军不废吹灰之力,便进驻了垂涎多年的淮南地区,占领了寿阳、合肥等地。

当时南朝内部二萧(萧衍、萧宝卷)争斗得不可开交,镇南将军元英及多名边将纷纷上表,要求乘此良机,大举伐齐,统一南北。试想此时若孝文帝元宏仍在世,他或许会誓师洛阳,陈兵江北,以观“天命”吧。可惜宣武帝才刚坐稳位子,他没有发动任何明确的军事行动,只是让豫州刺史田益宗在边境上进行小规模骚扰,白白把千载难逢的战机错过。

到了两年之后,也就是北魏的景明四年(公元503年),萧衍已经取代了南齐,建立了梁朝,坐稳了皇位;北方的宣武皇帝却又改变主意,决定大举讨伐南梁。这里头起主要推动作用的,偏偏还不是北朝的王侯将相,而是两个刚从南朝投降北魏的人:一个是东昏侯萧宝卷的弟弟萧宝夤,另一个是南梁的江州刺史陈伯之。

萧宝夤是正宗的南齐宗室,齐明帝萧鸾的第六子。当年哥哥萧宝卷在位的时候,底下有人几次谋立他为帝,计划都没有成功。萧宝卷虽是个暴君,对他却格外网开一面,不予追究。萧衍大军攻占建康后,威望尚未确立,也不敢轻易动他,还封他为鄱阳王。

萧衍受封梁王,决定对萧宝卷的几个兄弟下手,他先是安排专人对诸位王爷严加看管,然后秘密杀害了萧宝夤的几个弟弟。萧宝夤的家人预先获取情报,连夜挖开院墙而出,在江边上准备了船只,供他潜逃。当时的情景,保命要紧,也容不得你萧宝夤摆什么王爷架子了。他换了黑布衣裳,腰间系上一千多文钱,穿着草鞋,徒步赶往江边。

一路可谓亡命之旅,天蒙蒙亮时,筋疲力尽的萧宝夤终于爬上了船头,脚底娇嫩的皮肉早已被磨得鲜血淋漓。王府的看守觉察到王爷失踪,火速赶往江边搜寻。萧宝夤急中生智,端坐船上,假装垂钓,在江心漂流。看守们距离甚远,看不真切,只当是个普通的渔夫,并不起疑。萧宝夤捱到卫兵散去,便渡过长江,投奔西岸的大户华文荣。

华文荣见来者竟是落魄的王爷,明白此事非同小可,便私下里领了几个最为亲信的随从,弃了家室,租了几头驴,与萧宝夤一同北上,昼伏夜行,来到了北魏新占的寿阳城。

驻守寿阳的正是北魏的资深亲王,扬州刺史元澄。他听说南齐宗室来投,心知这是政治上非常重要的一颗棋子,不敢怠慢,以车马来迎,以礼相待。萧宝夤一路跋涉,面容憔悴,狼狈不堪,风度却依然不减,极受北魏贵族的器重。在寿阳停歇数月后,元澄便派手下护送萧宝夤北上洛阳,面见魏宣武帝。(这场景不禁让人想起了当初投往北魏的刘宋宗室刘昶,造化弄人,三十年又是一循环)

陈伯之的情形则与萧宝夤截然不同,他与梁武帝并无大恨,事实上梁武帝待他不薄。在梁武帝反齐的过程中,他先是被萧宝卷任命为豫州刺史,镇守寻阳(今江西九江)。梁武帝派人劝他投降,他犹豫不决,最后见朝廷军形势有利,才献城投降,可是心中总怀观望之意,首鼠两端。直到建康方面大势已去,他才断了回头之念。梁朝建立,梁武帝对他委以重任,封他做征南将军、江州刺史。

陈伯之本是无赖出身,文化水平很低,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大字认不得几个,更别提那些简洁晦涩的正规文书了。他在府内养了一批旧时的狐朋狗友、乡里乡亲,一一任命为别驾、参军,专门帮他处理这些繁杂公事。

领导没文化,政治能力不强,下面的人自然就会借机做些损人利己的坏事。坏事做多了,就传到梁武帝的耳朵里。陈伯之本非自己的嫡系,梁武帝多少有些担心,正好陈伯之的儿子陈虎牙在建康,他便派陈虎牙去江州劝戒其父,又另外派人去取代陈伯之任命的别驾邓缮。

朝廷方面的这一动作,陈伯之还是能读懂的,他当时就上表指出:“我手底下的人都有能力,也有业绩,朝廷方面派来的别驾,我请求让他做我的治中。”南北朝的时候,别驾和治中都是刺史手下的佐吏。别驾,顾名思义,便是当刺史出巡时,另外乘坐一辆驿车随行;治中,字面上也很明白,就是管理内部事务,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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