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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南北朝:三国归隋的统一路-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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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欢那个郁闷啊,能使的方子全使上了,自己死了不少人,浪费了无数木材、火具,韦孝宽那边还在城楼高枕无忧呢。一般人到此怕是崩溃了,高欢却还有第六招——攻心。

他命参军祖珽到城下喊话:“两家交兵,已有多日,你孤城一座,救兵连个影儿都见不着,早晚挺不下去的,不如投降啊!”

韦孝宽一脸坦然坐在城头,答道:“我城池牢固,兵粮有余,攻城的每天忙活,守城的每天休息。才几十天而已,要什么救兵?我在担心你们啊,搞不好就死在这里了!我韦孝宽关西男子,岂会做降将军?”

祖珽一看韦孝宽吃了秤砣,又向城里的守兵喊道:“韦城主受了宇文黑獭的恩禄,死守还说得过去;你们这些将士们,何必跟着他送死呢?”他又往城里射去赏令,上写:“谁能斩城主投降,拜为太尉,封开国公,城邑万户,丝帛万匹。”

韦孝宽收下赏令,翻过面来写道:“谁能斩高欢,照此封赏。”回射到城外。高欢气炸了肺,用铁锁锁上韦孝宽在关东的侄子韦迁,刀架脖子,押到城下,韦孝宽不投降,就杀掉韦迁。韦孝宽不为所动,看都不看一眼。城中士卒感动不已,个个抱定决死之心。

东魏在玉壁城下,苦战近六十天,死伤惨重。时值隆冬,军中缺衣少药,疾病蔓延,史载“死者七万人”。高欢的脑力与体力都发挥到了极限,旧病复发,倒在了军营中,于是,出现了本部开篇那一幕悲壮的场景。

一片《敕勒歌》的歌声中,高欢想起了六镇草原上的辽阔天空,想起了怀朔到洛阳的邮差生涯,想起了骑马赶牛的逃难岁月,想起了那个豪气万丈的青年贺六浑。一世坎坷,一路拼搏,今天的你,是憾,是恨,是喜,是哀?

旷日持久的龙虎斗,渐渐走到了尾声。十四年,以早婚早育的北朝人的标准,是一代人的时光。临到末了,我们还是忍不住问一个很俗的问题:高欢与宇文泰,谁更强?

论成就,高欢由一名不起眼的怀朔镇小兵起家,广结宾友,先后效力杜洛周、葛荣、尔朱荣,信都起兵,以一州之力,席卷整个关东;宇文泰出身武川镇将之家,投葛荣,降尔朱,入关平乱,接手贺拔岳军队,将关中经营得有声有色,才得以积累资本与高欢抗衡。两人各得天下三分之一,胜败如梅花间竹,难分高低。

论用人,高欢看重一个义字,惜才爱士,但为了短期的战略目标,忽视了北魏遗留的吏治腐败,造成军士贪婪无度,难以遏止,最终毁掉了他青年时代的理想,也毁掉了高家的霸业;宇文泰最看重的是赏罚分明,严禁部下贪财暴民,作威作福,关中每一个人才都能被他任用得恰到好处,所谓的六柱国、十二将军,大多数的能力其实不及高敖曹、侯景、斛律金,甚至比不了窦泰、彭乐、段韶、尉景等人,却能名垂千古,建功立业。韦孝宽玉壁成名,就是宇文泰用人的最佳范例。

论治军,高欢主力大多为镇兵,六镇之乱后鱼龙混杂,素质参差不齐。高欢抚恤士兵,的确很有一套,然而囿于本人出身,对军队过分放纵,导致鲜卑兵将与汉族士人长期对立。宇文泰在军队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可是穷则变,变则通,首创府兵制,通过组建关陇集团,客观上融合了关中各民族的矛盾,从而使西魏军队转弱为强。两相比较,宇文泰又稍稍胜出。

不过,高欢创下的家业幅员辽阔,人才济济。高欢死后,宇文泰也无力奈何东魏。二十年内,西魏-北周处于战略防御,这从另一侧面说明了高欢的强势。“谁是强者”的问题,争论了一千五百年,也许还将再争论一千五百年……

武定五年元旦,日食。人们自然想到,高敖曹战死那年的元旦,同样发生了日食,轮到高欢去追寻他心爱的大将了。高欢在病榻上悲呼:“日食是为我么?死亦何恨?”他把高澄从邺城召到晋阳,说了平生最后一段遗言:“你面有忧色,莫非忧虑侯景会叛么?哎,侯景飞扬跋扈,专制河南,已有十多年,我能养他而已,又岂是你能驾驭的?厍狄干、斛律金一干老臣,性情耿直,不会负你;可朱浑道元、刘丰生远来投奔,必无异心;亲戚之中,段韶智勇双全,可任大事;彭乐心腹难得,需加提防(后来彭乐果然谋反被诛)。举国之内,堪敌侯景者,唯有慕容绍宗,我故意不用他,就是留给你的,你可委以重任,谨记勿忘。”

正月初八,高欢病逝,享年五十二岁。五天后,侯景反,天下大乱。请看下部《侯景之乱》。


第二部 侯景之乱

一、佛门天子

“宇宙”一词,在英语中,是cosmos,或者universe,其他西方语言也大致相仿。现代英语的cosmos和universe基本同义,两个词的区别在于,前者来源于希腊语,表示“秩序”,与“混沌”(chaos)相对,后者来源于拉丁语的universus,由uni(同一个)和versus(朝向,动词vertere的过去分词)组成,表示朝着同一个方向行动的整体,其引申义,就是全部物质现象的总和。

在我们中国人的哲学里,所谓“宇”,就是天地四方,泛指空间,所谓“宙”,就是古往今来,泛指时间。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空间和时间的总体,简单明了。中国人造词的智慧,比起西方人来,高明得不止一点两点。

更高明的是,依此理论,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宇宙。人是狭义上的空间和时间的总体。

的确有人以宇宙自居的,这个人就是侯景。侯景的一生,那是相当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到必须要用宇宙来形容的地步。成就侯景的不可思议的,则是另一个不可思议的人——南朝的梁武帝。“不可思议”,出自《维摩诘经·不思议品》,是佛教里的名词,而梁武帝正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甚至不客气地说,是一个有些极端的佛教徒。

关于梁武帝对佛教的虔诚,正史上的记载非常详尽,《梁书》说他“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听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他所主持编译的佛经就有数百卷之多,境内修建、供养的佛寺近三千所。“寺”本是古代行政机构的名称,比如光禄寺、大理寺,宦官最初的称呼之一,就是寺人。南北朝时代的佛寺文化在世人心目中落地生根,以至于今天的很多人一提到“寺”首先联想到的是佛教寺院里的僧侣,而不是大理寺里的包拯。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数字只有可能保守,绝没有夸张。南朝的寺院与浮屠(即佛塔),与北朝的石窟与佛像相映生辉,是中国佛教文化古迹上的一对奇葩。

为了将佛教演变为教化万民的一种信仰,梁武帝“以身作则”,于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在宫中的华林园受菩萨戒,法名冠达。在世俗世界里,他是国家的皇帝,在佛的世界里,他是修行的菩萨,“皇帝菩萨”的称呼,也由此而来。光受戒还不够,他又在皇宫隔壁修建同泰寺(“同泰”一词,取自他的年号“大通”的反语切音),并进寺讲经说法,向万民宣扬佛学思想,即所谓“舍身寺奴”。

第一次“舍身”,发生在普通八年(公元527年),之后,梁武帝又在大通三年(公元529年)、大同十二年(公元546年)和中大同二年(公元547年)三次入同泰寺“舍身”,且一次比一次的时间长,到了第四次,前后长达四十七天。这四十七天里,梁武帝的身份是“菩萨”,梁国在事实上处于无君的状态。他在寺内只穿法服,除此以外的一切物件,一概摒除;他多次举行四部无遮大会(四部,即僧、尼、男女居士;无遮,又称无碍,范围更大,是允许任何人自由参加的法会),讲《涅槃经》和《三慧经》,听众达到数万。

皇帝“舍身”为“寺奴”,国又不可一日无君,大臣们急得团团转,只得凑足钱财为他“赎身”,一共花费了三万亿钱(一说四万亿)。

所以说,梁武帝是位不折不扣的“佛门天子”。批评家们往往喜欢强调他佞佛,抛开意识形态,他对于佛教学说的贡献,对于佛教文化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他在佛学上最为有名的一套理论,是“三教同源说”:佛、儒、道三教,本源是相同的。

佛、儒、道三教之间的对立与争执,由来已久。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原之前,儒、道就有了数百年的争执,佛教从西域传入后,宗教间的冲突在所难免,到魏晋南北朝达到一个高峰。比方说儒佛争论中的礼制问题,僧人觐见皇帝是否应当行士大夫的跪拜礼节,从东晋到刘宋都有过大规模的辩论,跪拜令屡颁屡废,出世的僧人还是占了上风。

又比如道、佛之争,西晋道士王浮撰写了一部《老子化胡经》,说老子出关,往生西方后,才有了佛教。这一说法自然遭到了佛教信徒的不断攻击,刘宋末年,又有道士顾欢撰写《夷夏论》,极力诬佛,两家的争论升级。佛教徒说,佛祖派了三个弟子到中国,一个是孔子,一个是颜渊,另一个就是老子。大家各自意淫,争吵也得不出个结果。

梁武帝颁布《舍道诏》,将佛教推崇到最高的位置,宣布佛教为国教,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裁决。但是他不把儒、道两教一棒子打死,因为他本人在儒、道方面的修养都不低,留下了很多注解孔子、老子思想的著作。他认为儒、道也有不少优点,三教不应对抗,而应融合,彼此作为参照与补充。他常常称释迦牟尼、孔子和老子为“三圣”,也重视儒、道两教的作用,大力开办经学馆,敬重著名道士陶弘景,等等。这些举措,是相当符合他最高统治者的身份的。

梁武帝在三教同源说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很多容易接受的佛教戒律,对今天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开僧人必须吃素之先河。

素食之风于中国,比较有历史。道家的养生之道中,就包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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