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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如我的一位欧洲朋友杜威·佛克马大约二十年前所正确地指出的，后现代主义为人们提供了多种选择，但它不可能出现在中国，因为当时的中国作家还在为生计而写作。而在现已进入后现代阶段的西方社会，作家们则不必关注文学的功利性，因为精英文学早已受到通俗文学乃至网络文学的严峻挑战，文学市场正经历着空前的萎缩。如果对时代的这种描述算得上准确的话，那么我倒认为这更适合于作家创造出不朽的文学精品，因为对他们来说，生活在后现代社会无须为日常生计所担忧，这样便可全身心地在这一绝对自由的空间致力于文学创作，并有可能为人类文化生产出富有高尚情操和美感的精神食粮。但令人遗憾的是，国内的不少作家恰恰缺乏这样的审美追求：他们宁愿为市场而写作，甚至瞄准影视导演的喜好。尽管《生死婚礼》的作者事先从未想到过有可能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她却轻而易举地同时在商业上和影视界获得了一系列的成功。作为读者，我们绝不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部小说的畅销也使得根据其故事改编的电影很快将在西方上映。我应该说正是小说作者贝拉创造了中国当代文学界的一个奇迹，而本书英文版的即将出版将更为有力地证明她巨大的创作潜力。
近年来，我一直怀疑我们有没有自己的浪漫主义作家，但当我于2001年底读到贝拉的第一本书《远岸的女色》时不禁感到异常惊诧和振奋，我很快就为她那独特的漂泊经历和对文学语言的娴熟运用而折服，书中充满了浪漫的情怀和对美的纯真的追求。这确实是一种不带任何功利性的写作。我当即便确信，尽管她此时并不为国内读者大众所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必定是一位有着超凡想象力和充分准备的优秀作家。正如贝拉在完成这部Chu女作时所直言不讳地承认的，“我不是什么作家，写作于我是一种释放，一种圆梦。”确实，正如弗洛伊德当年曾宣称的，创造性作家就是一个白日梦者；只要还有人类存在，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梦。有些作家擅长于描绘各种噩梦，让一些有着变态心理的人物出现在梦魇之中；另一些作家则沉湎于不可实现的梦幻之中。但是贝拉却极为擅长编织各种美妙的梦幻，在这样的梦境，俊男靓女们陶醉在梦幻一般的爱情生活中，追求着那人间难以企及的目标。毫无疑问，假如我们的时代一旦没有了梦，我们的生活将变得多么苍白！那么生活究竟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贝拉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向我们表明，她本人就是这样一个为数极少的白日梦者，或者说是一个有着古典情怀的现代乌托邦的创造者，因为她尤其擅长编织各种乌托邦式的梦境，只有在那里她才能寄托她对普通人的真诚关怀和对人类未来的纯洁的希望。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预测很快便为《生死婚礼》不仅在国内以及海外华文圈内大获成功而且在欧美图书市场迅速走红所证实。
我至尽仍清楚地记得，当震惊世界的事件发生时，我正在家里看电视。我简直无法相信这一悲剧就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不仅对美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而且也是全世界人民的一场灾难。贝拉这位出生在上海、此时已定居加拿大的中国流散作家也为自己的一位朋友以及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的丧身而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她似乎并不十分关心事件本身，因为作为一个普通的女人，她那柔弱的声音充其量只能引起一些同伴的注意，但毕竟她那包含人性的深切关怀更体现于这一事件带给整个人类的后果。这一事件就发生在女主人公即将与自己心爱的华尔街情人结婚之际：只是那位华尔街男士为了去世贸中心大厦取一条新的领结而导致这场婚姻的毁灭，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无法面对并难以想象的悲剧。
尽管我们很容易从书中讲述的故事窥见作者本人经历的一些影子，但我们绝不能仅将其当作作者的自传来阅读，因为她已经超越了个人的悲伤，进到一个关心整个人类命运的崇高的境界。为了突出这一悲剧性事件所导致的悲剧性气氛，贝拉花费了很大的篇幅讲述纯洁和第一个中国爱人以及后来的日本情人的悲欢离合：她和阿根的结婚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什么是真正的爱情的无知，而与海天的热恋则仅仅是出于一种姐弟之间的互相关爱。只是在她第三个情人，也即那位华尔街的未婚夫格兰姆的身上，贝拉才真正找到自己的爱，那是一种或许致死也难以觅见的真挚纯洁的爱，一种若不能在尘世间得到毋宁为之而死的深深的、永恒的爱。当然，贝拉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出现在当今时代的贝拉现象更不是市场、出版商和新闻媒体刻意炒作的结果，这里面有着深刻的原因。
诚然，国内的不少批评界同行还不了解这位神秘的贝拉，我想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尽管她有着讲故事的天才，但她却实在不善于像她的不少同时代作家那样，对着公共媒体去描述自己的文学观点。但我从不怀疑，就她的深刻文化和美学底蕴以及巨大的文学创作潜力而言，她确实不低于那些在国内文坛异常活跃、并在读者大众中十分走红的作家，而就其娴熟地运用汉语的高超技能和令人惊叹的想象力而言，她则明显地高于后者。几乎没有那位当代中国作家像贝拉那样如此地关注人类共同的灾难并对人的心理世界予以了如此深刻的洞察和揭示。她也许属于新一代浪漫主义作家，他/她们以自己柔弱的声音和强有力的文学力量来呼唤人间真诚的爱，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这部小说中。
我十分欣赏安波舜在与《纽约时报》记者的一段访谈中所说的话。在安波舜看来，在像中国这样的有着悠久的文化史但缺乏宗教史的国度，知识分子有责任去重建道德理想和社会理性。但由于缺乏深刻的思想和坚定的信念，不少中国作家常常在描写社会现实和个人情感时流于极端现实的浅薄。同样由于缺乏对同情、怜悯、感激和忏悔意识的孜孜以求，这些作家写出的文字竟然缺乏最起码的人性关怀和启蒙力量。造成的结果是，他们竟无法在人类共同的情感层次上与世界文学进行有效的对话。我在这方面也颇有同感，这也许正是为什么我和安波舜能一下子就被这部小说的巨大力量所打动并向英语世界的读者大力推荐的原因所在。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所孜孜以求的是一种珍藏人间的乌托邦式的永恒的爱，它可以超越国家或民族、性别或种族、肤色或语言以及意识形态或宗教信仰之间的障碍。尽管这种追求也许是徒劳无功的，但其过程却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的，因为文学创作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向人们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和极大的美感。我始终认为，我们中国文学正需要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因此我一直颇有信心地等待着这类作品的问世。
作为以事件为背景的三部曲之一，这部小说的问世无疑将为贝拉的后两部小说的陆续出版铺平道路，特别是广大读者期待已久的那部被认为是“心灵之书”和“掀起全球文###动”的小说《伤感的卡萨布兰卡》。此间尤其需要提及的是，据说海外已有22位中美作家和学者联名呼吁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关注这部小说及其作者，因为她不仅写下了这部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作品，更因为她不只是表达了个人的情感，而是抒发了对人类所经历的苦难的极大关怀。我相信，随着批评界和学术界对流散写作的深入研究，贝拉小说的价值以及她本人的巨大文学创作潜力将越来越显示出来。
王一川：跨民族婚姻的想象性认同
――读《9·11生死婚礼》
文/王一川
“9·11”事件成为进入新世纪以来许多新话语的新起点，而在《9·11生死婚姻》中也成了小说叙述与阅读的新契机：贝拉借此演绎出一场惊心动魄的跨民族“生死婚礼”。这里的婚姻确实有跨民族特性。女主人公王纯洁（后改名贝拉）虽然出身中国，汉族，但在国籍上可能已经是美国人（或加拿大人），因此她与美国人格兰姆的婚姻关系不能简单地称为中国人（或华人）与美国人的跨国婚姻，而最好具体地称为华裔美国人与白种美国人之间的具有跨民族性质的婚姻，简单地说属于跨民族婚姻。确实，除了与阿根的恋爱与婚姻以外，王纯洁主要是陷入与日裔美国人海天和混血美国人格兰姆（Graham）的恋爱与婚姻纠葛中。小说以“9·11”婚礼与灾难的巧合为主线书写出一曲想象的跨民族婚恋悲歌。
小说给人印象很深的是，女主人公王纯洁具有强烈的自恋情结。她把自己幻想成爱情的精灵和使者，洋溢着深深的自恋。我“一直挥不去那永恒的一幕：一个尊贵的美国华尔街男人，一个东洋出色的科技才俊，都在我――一个普通的中国女人面前下跪”。而“我的撒手锏不是美丽，世上比我美丽的女子千千万万，也不仅仅是温柔和万般情态。不是的，不是的，我征服男人之心是因为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爱情的蓝精灵，爱情就是我的血液和生命。”正是她，引得第一任丈夫、高大英俊的篮球队员阿根发疯，让春青男孩、日裔美国人海天为她下跪和自杀，更使得美国人格兰姆为她葬身世贸大楼。“我的使命就是向自己所爱的人诠释爱情。我曾经说过，如果在一个荒岛上，留下最后一个男人和女人，那一定会是我和我炽热的情人。”这位主人公的爱情火焰总是能够点燃男人的情感火焰，或者甚至烧化他们，让他们或是精神变态（阿根），或是化作富士山精灵（海天），或是飞升在“9·11”天空（格兰姆）。
作为一个饱经婚恋创伤的中国女人，王纯洁终于在异国他乡的日本同时找到了自己真正的爱情：一是从海天那里，另一是从格兰姆那里。碰巧的是，这两人都是与日本有关的美国人。海天是美国籍，但祖父要他从小学习日本文化、不忘本，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