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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内飞矢如雨，火光冲天。双方混战三日，齐王同兵败被杀，长沙王义掌握了政权。
303年，司马颐又联合成都王司马颖，杀掉司马义，打败司马越，控制惠帝，掌握了中央权力。
305年，东海王司马越再次起兵攻打司马颐。司马颐联合司马颖率军反击，结果战败逃走。
306年，司马越的军队攻入长安，把惠帝又劫回洛阳。在这一年，司马颖、司马颐先后被司马越的势力杀死，惠帝也被司马越毒死。司马越另立惠帝的弟弟司马炽为帝，是为晋怀帝。司马越独掌了晋朝大权。到此为止，“八王之乱”才告结束。
“八王之乱”是西晋士族势力恶性发展的产物，也是封建统治阶级凶恶、险毒、残忍、腐朽等本性的一次集中暴露。本来西晋统一后，由于战乱减少，人民兵役、徭役负担相对减轻，在劳动人民辛勤劳动下，晋武帝太康年间280～289社会上曾经呈现一些繁荣景象。“八王之乱”中，生产遭到新的破坏，人民又重新陷入苦难深渊。西晋王朝也在这场群兽狂斗、自相残杀中走向灭亡。历史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混乱时期。
31。佛教传入中国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是公元前6至5世纪时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王子悉达多·乔答摩所创立。佛教徒后来尊称悉达多·乔答摩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到公元前3世纪，在阿育王的扶植下，佛教开始广为传播。其后不久，西域诸国就有不少皈依佛教的。佛教正式传入我国，正是经过西域这条路线，而时间则要晚一些。
汉武帝派张骞通使西域，见到过关于佛教的活动。西汉末年哀帝时，西域佛教国大月氏派使臣伊存到汉朝来通音问，他曾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浮屠，或译浮屠、佛陀，都是“佛”的音译这是佛教思想开始传入我国的正式记录。但当时还没有宗教性活动。到东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楚王刘英刘秀的儿子曾为“浮屠”斋戒祭祀，供养“伊蒲塞”佛教信徒和“桑门”一译“沙门”即和尚，受到汉明帝的褒奖。这是封建政权和统治集团正式承认佛教地位的明确记载。永平十年，汉朝派使臣蔡忄音到大月氏，邀请天竺“沙门”摄摩腾和竺法兰二人，以自马驮载佛经及释迦像，到达东汉都城洛阳。东汉政府为此专门修建了一座白马寺。现在洛阳东郊的白马寺，已经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单位之一。这些都说明东汉初年佛教已正式传入中国。
东汉时期，人们对佛教还没有多少认识，当时只是当做神仙方术家宣传的一种道术来信奉，而且信奉的人不多，影响甚小。
到了魏晋，尤其是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很大发展。天竺的各种佛教流派，大都已传人中国。佛教典籍，也被大量翻译过来。仅魏晋时期即先后译经702部，1493卷。南北各地广修佛寺，佛教信徒人数大增。南朝梁武帝时，仅建康一地就有寺院500多所，僧尼10多万人。北朝的北魏末年，全境所建寺庙，竟达3万多所，从人数说“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南北朝佛教的空前兴旺景象，于此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兴盛，确实与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分不开，如北朝前秦的苻坚，后秦的婉兴，北魏的文成帝，南朝的宋明帝、梁武帝、陈后主等，莫不崇敬佛法，尊礼高僧，对于佛教，从政治上保护，从经济上支持。南齐宰相竟陵王萧子良，为僧众设斋，亲自给他们端水送饭。梁武帝时定佛教为国教。他本人几次到同泰寺舍身去做“寺奴”。然后每次又由群臣筹集一万万钱或两万万钱的巨款把他赎回来。他们这些行动，抬高了佛教的地位。
在封建统治者的扶植下，佛教的影响空前扩大，其政治势力和经济力量也就随着增长起来。寺院力量的壮大，既是佛教空前发展的产物，也反过来为佛教的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32。玄武门之变
李渊得知太子要与庆州的杨文干一起谋反，便命令司农卿宇文颖去庆州召回杨文干。李元吉却叮嘱宇文颖，告诉杨文干实情，不要来仁智宫。
杨文干知道实情以后说：“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起兵造反吧！”他带领人马突然袭击宁州今陕西宁县，一举成功。李世民率兵来讨伐，叛军士兵吓得一哄而散，有几位叛军将领把杨文干杀了，向李世民报功，宇文颖被活捉。
李世民在宁州讨伐杨文干时，长安城内，尹德妃和张婕妤、李元吉轮番在李渊面前说李建成的好话，裴寂和封德彝也为李建成讲情。李渊的特点是耳朵根软，于是改变废太子的主意，把李建成释放，仍驻守京师。立李世民为太子之事，也不再提。
表面上，兄弟三人还很和睦，可背后，李建成时时想除掉李世民。
有一回，李渊外出狩猎，由三个儿子陪同，李建成有一匹烈马，虽然跑得快，却有个致命的弱点：前腿软，在奔跑当中会突然跌倒，李建成让李世民骑着这匹马追猎。
李世民不知这匹马的毛病，骑上去打马追赶一只鹿。这马速度超群，比鹿还快。眼看就要追上鹿时，马失前蹄，李世民狩不及防，从马背上翻下，说时迟，那时快，李世民一个前空翻，稳稳站在地上！
李世民是聪明人，马上明白大哥要用这匹马来暗害他。
但是，李世民不在乎，因为，这几年东征北讨，他多数时间是在马背上，练就一套骑马的本领。所以，他又翻身上马，继续奔跑。连续掉了三次，没碰破一点儿皮！
李世民把马交还给李建成的侍卫，对站在一边的宇文士及说：“想用马暗害我，可惜生死有命，枉费心机！”。
李世民有意让李建成听到这句话，以起到警告的作用，然而，李建成却将这句话篡改成“李世民有天子命，将来要当皇帝，不能随便就死了”，让尹德妃和张婕妤在李渊面前吹风。李渊一听，很生气地对李世民说：“你想做天子，我还没死呢，也太着急了吧！”。
李世民一听，就猜出是嫔妃在父亲面前说了坏话，也不辩解，摘下王冠，让父皇派人调查，如真说过此话，甘愿受死。
李渊还要训斥李世民，中书令封德彝急忙进来，说突厥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联合起来，进攻豳州今陕西彬县、旬邑一带。
李渊吃了一惊，想一想，还得二儿子李世民率兵去打突厥。
于是换成笑脸，给李世民戴上王冠，让他以国家为重，带上李元吉去讨伐突厥。李世民一行来到豳州，与突厥对阵。李世民决定只带百名骑兵出阵与突厥数万大军对话，让李元吉一同去。李元吉吓得直往后退，说：“敌人这么多，怎能轻易出阵呢？万一失利，后悔就来不及了！”。
李世民笑了笑，说：“那你就在这里等我的好消息吧！”。
李世民来到突厥阵前，与颉利可汉、突利可汗对话。他胸有成竹，因为了解两位可汗的情况，也知道他们之间存在矛盾，所以，据理阐明利害，认为以和为贵，句句话说到突利可汗的心里，加上逢连雨天，不宜交战，突利可汗便让叔叔思摩到唐营议和，并表示愿同李世民结为兄弟，于是，突利可汗撤兵而回。
颉利可汗见突利可汗收兵，觉得自己力量太弱，打也赢不了，也只好退兵。
豳州退敌兵，李世民不伤一兵一卒，不用一枪一刀，仅凭一番话，就达到目的，其智其勇，非一般人能比，使朝廷上下的人无不为之叹服！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的一天，李建成请李世民到东宫喝酒，几杯酒下肚，李世民突然肚子剧痛，回到自己住的西宫以后，吐起了血。御医给他服了药，才渐渐好了。
李渊得到消息，猜想是大儿对二儿下了毒手。尽管如此，仍然不忍心废掉太子，又不想让二儿再受伤害，想了一个他自认为两全其美的办法：派李世民去洛阳，管理陕州以东的州郡。李世民觉得这样也不错，就答应了。
李建成和李元吉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紧张，认为让李世民去洛阳是放虎归山，便找一些大臣向皇帝上书，说李世民去洛阳不会回来，有分裂国家的危险。李渊一听觉得有理，再次出尔反尔。
李建成、李元吉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拉拢李世民手下的亲信将领。首先看好尉迟敬德，李建成派心腹送给敬德一车金银珠宝，说明来意，尉迟敬德说：“秦王对我有再生之恩，敬德当以身相报，若贪财而对秦王存有二心，那就是见利忘义之人。这种人对太子殿下又有什么用呢？”。
尉迟敬德拒收金银，送走来使，便向李世民报告了。李世民说：“将军从今以后要处处留神，他们不会饶过你的！”。
果然，当天晚上就有刺客来到尉迟敬德住处，但见房门大开，知有防备，吓得没敢进屋就跑了。
暗的不行，就来明的，李建成在皇帝面前诬告尉迟敬德，给关进监狱，准备杀害，李世民在父皇面前慷慨陈词，历数尉迟敬德的功劳，李渊只好把他放了。
李建成想扫除李世民及其亲信，达到冲刺阶段。各种手法一起使用。收买这一招失灵后，并不气馁，又向皇帝密告李世民的天策府谋士房玄龄、杜如晦行为不轨，逐出天策府；派李世民部下大将程咬金去康州今广东省德庆任刺史。
程咬金虽是武将，却也粗中有细，看出问题，他对李世民说：“我至死不去康州，要保护大王。大王的羽翼一旦除尽，就该谋害大王了，请大王尽早决断！”。
李世民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召集天策府文官武将商讨对策。
这时，边境传来消息，突厥又来入侵，李建成荐举李元吉率兵出征，并调李世民部下尉迟敬德、程咬金、秦琼等大将随征。
这天夜里，东宫官员王向李世民报告，太子建成准备在昆明池为齐王李元吉饯行，请秦王参加，趁此机会谋杀；同时将尉迟敬德、程咬金等大将一齐杀掉。
李世民将此事告诉李渊，李渊要第二天亲自审问，让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等人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