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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公平的。
“那是一个起码的错误。”
“没有人说你必须同意。”
“我不同意。我绝对不会同意，我肯定EEOC会支持我。”
我停下来，几乎无法呼吸，勇气突然之间不知道转移到哪儿去了。现在，他们俩个都盯着我，坐在他们的椅子里一点不安都没有，而我不知不觉中脚步已经迈到房间的中央去了。
最糟糕的是丢勒·卡特尔看着我的目光中带着一丝可怜。
“好，如果你已经冷静下来了，”高罗威继续道，“我将告诉你我的决定的剩余部分。”
我往椅背上靠去。
“我将使那份附录成立……但是，我也将赞同安娜的调职申请。”
“对不起，”丢勒说，“但是就是十岁的孩子也能找出它们之间的矛盾，你怎能同时把两者都兼顾到呢？”
“我同意安娜调职是基于一个偶然因素。如果在一段试用期后她看起来能够胜任，那么我们将回到前面来把她升到绑架和敲诈组任职。”
“这彻底是一堆废话。”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高明的妥协办法。
“什么是偶然因素？”我急切地问。
高罗威站起来，回到他办公桌的后面，把半截雪茄扔到了烟灰缸里，在里面，已经有两个显然是被唾沫儒湿未干的烟蒂。
“我将让你着手一件毒品的案件。看看你到底怎样做。”
我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为之欢呼，没有比这更棒的事情了。
“这是从局长办公室直接传送到我这里的。这就是他们称之为‘高度个人能力测验’的东西。”
我难以说清楚，高罗威一直微笑着，是因为他给了我一件礼物呢，还是因为他找到了这个特别的字眼：“高度个人能力测验”，值得琢磨一番。与此同时，丢勒的脸一下变得如此阴暗，差点儿和他的海洋蓝西服成了一个色儿。
“简娜·玛森宣称，她的医生使她使用药用麻醉剂成瘾。”
我们估计是哥伦比亚人、墨西哥人、或是什么纨绔子弟所做的。
“你得立即进行调查，现在还不知道简娜·玛森还是不是在贝蒂·福特中心，”高罗威继续道，“不过，她已承认她是一名吸毒者，因为那名奸诈的医学博士。名叫依贝哈特。”
丢勒：“局里的权限是什么？”
“她宣称他给她的毒品来自墨西哥。”高罗威扔给我一份档案。
“非常薄。”丢勒在一旁观察。
“看那份‘标题18’，联邦编码，防止毒品滥用，或许是21，配给失误。”
我没有吱声。
我完全清楚我有责任立即告诉特别行动处主管关于这件案子对我个人的矛盾冲突。我所谓的堂妹，死在神秘的环境下，正是被这位依贝哈特大夫所雇用的。
“听起来这像是一桩药品欺骗案，对我来说，”丢勒坚持道，“那么，它是在白领犯罪组的权限内，我错了吗？”
“正如前面所言，”高罗威严厉重复说，“这是从局长办公室传送来的。”
他已向我们俩清楚地指出了其政治意义。
“我会谨慎处理这件案子。”
“见鬼的谨慎，”高罗威咕哝着，“赶快给我滚回他妈的楼下去，以便我能显得他妈的聪明点。”
我们鱼贯而出。丢勒已经走出门口的时候，高罗威轻轻碰了一下我的肩。我转过身。雪茄已经在他嘴里了。
“现在已经没有理由再提那件诉讼案了，对不对？”
“我认为你相当公平。”
“十分动听。”
丢勒在走廊上等着我。
“显赫的案件。”我说，拢了一下头发。
“狗屁案件。”他满面笑容的回答说，接着便溜开了。
管他丢勒·卡特尔怎么想，这是我的机会，对于这次成果，可以产生无数的话题，甚至，闲话会满天飞——简娜·玛森，这个题目可太大了——还有，事实，如果要查证事实的话，我对于案件涉及人员已经有了先期的信息。从兴趣的冲突，到未可置信的优势，现在都在我的脑袋里打转儿。
我在回想那一天，从诊所出来的小巷子里，我看见简娜·玛森和这个被控告的医生在一起，她穿着红色衣服，挣脱他的拉扯，大步迈向轿车。现在，我还想起别的事情，奇异的细节。大夫一直拿着一朵玫瑰。黄色的玫瑰，有很长的茎。大轿车消失以后，他把玫瑰扔进了垃圾堆，沉重的大门在身后“啪”地关上。
第九章
第一步是要收集关于阮德尔·依贝哈特医学博士的全部信息，这通常从全球硬盘和磁带档案上就可以查到。
我在我们机构内部计算机上敲出了他的名字，计算机会提供他在全球任何地方的犯罪前科，但是，我什么也没发现，我到“加利福尼亚机动车管理局”核对，试图找到些鲁莽行驶被干扰驾车或超速行驶等等的传票，仍然是一无所获。我传要了电话记录，结果从电话公司得到一份收费长途电话的记载打印件，这些电话都是从诊所办公室和在第二十街的居所打出去的，我希望从中找到一个图样，能显示出与毒品的关联网。但是，我所了解到的全部资料只是依贝哈特一家曾给在波士顿的朋友和亲戚打过许多电话。
在楼下我们巨大的旋转“死亡档案”记录的是我们收到的市民通过电话或气窗投递等各种方式传送过来的申诉，通常我们会派出一两个聪明的职员去查检当然几乎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加利福尼亚医药许可榜告诉我对于依贝哈特大夫没有任何病人投诉在档。他们强调，他是从哈佛大学和哈佛医学院毕业，在新英格兰长会老女执事医院完成了整形医学的高级训练和实习。他出生在马萨诸塞的坎布里奇，毕业于伯金汉的一所贵族预备学校：勃朗宁和尼克斯（B&N）。
我联系了我们的波士顿地方办公室，要求进行一次深层背景调查，并特别强调这是一起紧急的、由局长分派的“高度个人能力测验”的案子。波士顿的回应似乎是满口允诺了的。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依贝哈特的出轨，在他移居加利福尼亚之前，都一定会留下证据。也许这里存在着一种程式。我提出了一个去东海岸公差的申请，以防万一。
所有事情都安排好了，我让自己回到了那个老问题：依贝哈特大夫的女佣和我对她个人的了解。我一直保存着一个信封，里面装着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贫乏的档案。信封放在办公桌的一个抽屉里，时常我会把它取出来看看：一本圣经；一些快照，它们讲着到美国的一个旅行；解剖照片，证明了一次暴力死亡。我听见她的叙述，作为一个艰辛的工人和慈爱的母亲，也看见她的孩子们，似乎就在眼前。也许最终证明她的确是我的堂妹，但是我的工作必须扫除一切情感因素而只注重事实。我越是细密地看就越是倾向于肯定LAPD警探约翰·罗思的理论，但是需要作点修正：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与毒品有关——也许是为了她的前雇主，阮德尔·依贝哈特。
我的工作经常要求我成为社会结构的典型，一个人类行为的模范，就像是挂在特别行动处米切尔·尼西莫娜办公桌台灯的灯绳上的那串中国香囊一样。我曾经观察过她用纸做出这最不可思议的手工，怎样按步骤实施复杂的折叠。这个设计的单纯逻辑就是要使最为脆弱的材料变成为坚固的机构。
我的头脑里有一个小球开始跳：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与简娜·玛森案件联系的可能性。小球在脑力的墙壁上弹跳了千百次仍然没有停下来，它只触动了一根神经——再给约翰·罗思打个电话。
花了几天时间才找到他，因为他的工作是需秘密进行的。他的态度却如此的令人恼火：
“为什么我他妈的要帮你一个忙？”
“是帮你自己的忙，找一个杀人犯，就这一次。”
“我为何要自寻烦恼呢？”
“你是不是已经得到尸体解剖的报告结论？”
“没有。”
“那么那件案子现在是个什么情形呢？”
“它在‘谁在乎？’档案里，也就是在‘谁在乎一个墨西哥死人？’里”
什么东西正从远方吹过来，地平线上仍然什么也见不到，只是可以从空气的细微变化里可以觉察到，从干到湿，还有，白杨树叶的颤动也透出一丝征兆……与通常的城市喧闹相反，四周显露着奇特的宁静，以至一个人的声音会在空间中反复飘荡，变得狂暴而急迫。
我压低了嗓音告诫说：“她来自萨尔瓦多，她有孩子。”
“跟其余一百万个死去的墨西哥人一样。”
“你真是残忍冷酷。”
他狂笑起来。
“这是你自己的精妙推断，约翰。她在凌晨五点钟走到圣莫尼卡大街上去，她被枪杀而且看起来完全是蓄意的，她的手被打掉了，这意味着某种报复和警戒。”
“非常好。”
“她一直为一位大夫工作，而这位大夫现在被简娜·玛森指控非法使用药物。她一定为他提供了一个联系渠道。我请求你重新调查这件案子。”
“我还需要其他一些情况。”
“这些是最主要的。”
“那么我就接手了。”
我咬着嘴唇，我太需要这句话了。
“约翰，别松懈，好吗？”
我在想，软弱在他那里是如此的明显，正如在我这里是被拼命克制住的一样。
“一个医生非法使用麻醉剂，就好像一个枪手要动他们的枪一样，”芭芭娜宣称，“全是社会的蛀虫。”
“现在还未必，一切都还是推测。”
“你的意思是敲诈勒索？”
我们在复印机旁遇上了，就一起沿着走廊回来。
“或者是他想从药店或保险公司得到一笔赔款，但是我查过他的银行账号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