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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间王如果不打算服软，依然有心要作执政，此时他就应该大举出关，直接控制洛阳与惠帝，然后号令天下。可如此一来，东海王、范阳王、高密王、东平王一干人等全都不会答应，仅这些人就已经很难对付了，再加上一个有鲜卑人做后盾的王浚，河间王那是有心无力啊，关中军倘若出关，很有可能就回不来了。何况当时关中后患未除，秦州的皇甫重负隅顽抗，梁州的流民军声势正盛，河间王可不敢掉以轻心。
出兵是行不通的，但是依范阳王所言乖乖撤兵又实在心有不甘，河间王就来个装聋作哑，看你怎么办。
范阳王立刻用实际行动告诉河间王他想怎么办，范阳王将豫州军队从许昌移了出来，向北改镇荥阳。荥阳是著名的战略要地，秦末刘项在此处打过恶战，荥阳旁边就是著名的成皋关，过了成皋关，洛阳就暴露在前方了。范阳王的用意十分明显：河间王你撤不撤？不撤，我来帮你撤。
与此同时，王浚撤离邺城，将邺城交给了东海王的弟弟平昌公司马模；东海王的另一个弟弟，镇守宛城的高密王司马略也上书向河间王施压，高密王说他将要带兵移镇洛阳。
形势对河间王很不利，张方的两万孤军看似已经陷入包围，有被人吃掉的危险。
双方都不敢贸然动武，僵持到十一月，莽夫张方把这个难题给解决了。
河间王与张方是主仆关系，河间王是大脑，张方是爪牙，近年来随着河间王对张方越来越倚重，张方就日益显出骄横跋扈的苗头。张方在洛阳一待三个多月，该逛的都逛过了，该抢的也都抢过了，惠帝见了面反过来向他行礼，风头也出过了，文帝武帝诸位太后的陵墓他不敢碰，就把贾皇后早夭的女儿哀献皇女的坟给刨了一下，里面也没什么新鲜，一具小孩尸骸和若干陪葬财宝而已。眼看天气越来越凉，洛阳越待越没劲，手下弟兄们嚷着要回家过年，张方一挥手，走，启程回关中。
没有河间王的命令怎么可以擅自撤军？张方说，没关系，先撤着，回头知会一声就行。
如此自作主张，难道不怕河间王怪罪？当然不怕，此时河间王忌惮张方之心只怕要胜过张方对河间王的邀宠之心，而且张方觉得此举并无不妥，河间王派兵滞留洛阳，守的不是这座城而是惠帝，河间王只是生怕别人控制了惠帝然后对他不利，同时他又想控制惠帝对别人不利，如此而已。
张方心想，只要把惠帝带回关中去，河间王的目的岂不同样可以达到？况且，惠帝在长安可以比在洛阳安全得多。
被这个绝妙好计冲昏了头，张方轻率作出一个齐王、成都王甚至武帝都不敢想的重大决定，迁都。张方是个咄咄武夫，读书不多也不了解历史，否则他就该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情董卓在一百多年前就曾做过，然后被人骂到至今。
张方尽管得意，也知道迁都的事情非同小可，公然提出肯定是举朝反对。他找来几个手下商议，武夫们的思维简单直接，那些大兵说，明的不行就来暗的，找个机会骗皇帝出宫，然后夹起皇帝往关中跑，谁也追不上。
张方觉得这是个好计策，第二天他就进宫请惠帝去太庙看看祖宗。估计张方遇事不密，或者当时朝中有聪明人看穿了他的诡计，惠帝死活不愿意出宫。一来二去把张方惹火了，打算霸王强上弓。
十一月乙未，张方带着大队兵马气势汹汹地冲进皇宫，吓得那些公卿作鸟兽散，吓得惠帝逃出大殿，躲在皇家园林的竹林深处，抓着竹枝不肯出来。关中军士兵将惠帝拖拽出来，张方连马都没有下，挥着马鞭邀请惠帝到他的军营作客，张方说：“世道乱啦，洛阳附近的胡人、盗贼那么多，而宫中的护卫却那么少，请陛下搬到臣的军营去住，由臣来保护陛下的安全”
惠帝再愚笨，也知道这个邀请不怀好意，上次被挟持到邺城差点把命送掉，这次不知道又会有什么灾难了。惠帝吓得号啕大哭，眼巴巴盼着左右来救驾，当时大家都逃光了，只剩下中书监卢志，可卢志也无可奈何，只有劝惠帝委曲求全别吃眼前亏，卢志说：“请陛下听从右将军（指张方），臣没用，不能对陛下有所补益，但臣会竭尽全力保卫陛下，不离陛下左右。”
惠帝只有哭哭啼啼的搬进张方军营，随行的只有卢志与十二个黄门。三天后张方启程回关中，惠帝舍不得宫中的宫女宝物，令张方收拾收拾一同运到关中。惠帝果然是傻蛋，这道圣旨害死人了，张方的手下奉旨进宫抢劫，奸淫掳掠纷争府藏，将宫中帷幄、流苏割下来垫马鞍。《晋书·食货志》里说此时宫中还有“锦帛四百万，珠宝金银百余斛”，被洗劫一空。
为了掩盖罪行，也为了断绝还都洛阳的念头，张方甚至打算烧毁皇宫太庙，幸亏有卢志劝他别学董卓，说：“昔董卓无道，焚烧洛阳，怨毒之声，百年犹存，何为袭之！”张方这才罢手。
张方带着惠帝西行，随行的有成都王、豫章王、卢志等人，大军走到弘农郡，河间王才得到消息，派出司马周弼来迎；河间王亲帅官属以及步骑三万，在霸上迎驾。河间王果然没有深责张方。
惠帝进入长安，以征西将军府为行宫，于是天下就有了两个都城，长安、洛阳被称为西台、东台。东台也称留台，仆射荀籓、司隶校尉刘暾、太常郑球、河南尹周馥等人在留台主持大局，承制行事。
东西两台分别属于不同的阵营，他们之间的斗法通过已被废黜的羊皇后来实现。
十一月辛丑，留台复立羊皇后，这已是她第三次被立为皇后了。又过了五天，十一月丙午，留台大赦，恢复之前的年号“永安”，
张方此举等同劫驾，但当时东海王蛰伏海隅，其余诸王实力也不强，一时竟无人谴责。不过河间王也心虚，另外也因为惠帝依然在手，意得志满，所以河间王乐得慷慨，摆出高姿态与关外范阳王、东海王等人讲和。
一讲和，成都王就倒霉了。因为河间王与关外诸王讲和的共识就是，成都王祸国殃民，一切罪过都是成都王犯下的，与河间王无关也与东海王无关，如今要惩奸扬善，继往开来。
于是十二月丁亥，惠帝下诏谴责成都王“自在储贰，政绩亏损，四海失望，不可承重”，搞得天怒人怨，所以废黜皇嗣之位，“以王还第”，另立武帝的小儿子、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
在政权方面，惠帝命令东海王与河间王夹辅王室；安南将军范阳王、安北将军王浚、平北将军东赢公各守本镇；高密王为镇南将军，领司隶校尉，镇守洛阳；东中郎将平昌公为宁北将军、都督冀州军事，镇守邺城；镇南大将军刘弘都督荆州，镇守襄阳。
同时，惠帝委任河间王为都督中外诸军事，这原是成都王的官衔，如今成都王既废，就被划给了河间王。惠帝又宣布天下大赦，改元为永兴，这已是公元304年的第四次改元了。论纷乱兵祸，“八王之乱”中以此年为最重。
总体来看，这几道诏书与两个月前范阳王奏章的内容基本相似，都是河间王与东海王共同执政，各都督划分势力范围，差别只在于范阳王要求河间王撤出洛阳，交出惠帝的控制权，河间王却竟然将惠帝带到长安，依然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河间王冒险得来的成果；
不过东海王等人也并非一无所获，高密王占领洛阳、平昌公占据邺城这些都是擅自兴兵的结果，此前河间王已经任命豫章王为镇北大将军，都督邺城诸军事，但面对这已成事实，河间王选择妥协，通过这道诏书承认平昌公占据邺城的合法性。
暂时来讲，关内关外都对这道诏书感到满意，永兴元年的年末因此得以平平安安地度过。
唯一的小波折出在豫章王司马炽身上，豫章王此前从没敢生过做皇帝的妄想，突然听说自己被立为皇太弟，吓得不轻。有成都王的教训在先，豫章王知道这皇太弟不是好当的，而且侄子清河王曾被立为皇太子，于是犹豫着不敢接受这皇嗣之位。
这时有典书令修肃劝他不要犹豫，清河王还是个小孩不合众望，放眼天下已经找不到比大王你更适合的人来继承皇位了。修肃说：“河间、东海二王经营王室，志在使社稷恢复安宁，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借着皇嗣问题兴风作浪。储君人选非同小可，只有众望所归之人才能胜任，武帝的子嗣中以大王最有贤名，除了大王，谁还有资格做这储君？难道是清河王？国赖长君，清河王只是个孩子，无法担当重任，所以他此前即使被立为太子，最终还是被废黜。如今天下动荡，陛下流亡关中，胡人屡屡反叛，流民盗贼遍地都是，正是忠臣为国效力之时，请大王不要再推辞了。”
豫章王冷静下来想了一下，觉得此言不虚，于是受诏作了皇太弟。豫章王称赞修肃：“卿，吾之宋昌也。”
宋昌是汉初汉文帝的属官，当初周勃等众大臣消灭吕氏，决定迎立代王刘恒也就是日后的汉文帝。刘恒起先也很犹豫，生怕这是个陷阱，经宋昌分析鼓励才下定决心到长安即位。
豫章王将修肃比做宋昌，那当然是自比汉文帝了，这两个皇帝前半生的遭遇倒也相似，都是在政治倾轧的血雨腥风中成长，通过韬光养晦幸免于难，但是这两个皇帝后半生的功绩则相差太远。汉文帝实现了汉室的复兴，开创了“文景盛世”；而豫章王即日后的晋怀帝，想扶晋室江山于既倒而不能。
四、关外羽檄飞
永兴二年（公元305年）的最初几个月，是“八王之乱”末期难得的太平日子。上一年四次改元、皇帝两次迁徙、皇嗣两次册立，这种乱局是史上绝无仅有的，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有心力交瘁之感，所以双方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上年末达成的和解。
年初的时候，张方回了趟洛阳，又一次将羊皇后送进了金墉城。当时镇守洛阳的是东海王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