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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完水他又不愠不火地对我说：“我们办案重的是证据，每一个结论都于法有据，刑事诉讼法上有明文规定，关于证据问题更是严格，我这里就有，要不给你看一看。”
“好了，局长大人，我服了你了。”我强压住怒火说，“别给我谈法律，我懂。你们重证据？我看你们是重你们头上的那顶乌纱帽。我也办过案，别拿这胡闹我，如果你真的想查，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你试试看，总可以吧？咱们谁也别打哑语了。”
“那不可能，你知道，这是检委会已经定下的意见。”
“好了局长。”我说着站起身来，“你说了这么多，这才是一句有用的话，我什么都明白，你也当不了家。”
“嘿嘿！”
“不过，我还是很佩服你们的聪明，你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法律漏洞，不，是一个高科技给法律带来的新问题。用这种理由来解释，绝了，领导会赞赏你们的。”我讥讽地说着往外走。
“嘿嘿！不送。”他还是不愠不火，妈的。
这个结果原是我预料到的，但我心中气愤难平。我真正感了自己的弱小，感到了腐败势力的强大。我为我们这个国家悲哀。不错，我们党有很大的决心惩治腐败，也每年查处不少的大案要案，但我敢说那只是九牛一毛。有多少看不见的腐败在滋生蔓延？有多少已经暴露出来的腐败被这些高喊腐败的人所掩盖？贼喊捉贼，贼管捉贼，在我们这个社会还少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妈的，我为反腐败做了一点点工作，却付出了几乎被打或者也许会被杀的代价，没有人帮我，我象是一只小船，在腐败的黑暗的旋涡里挣扎，随时都有被吞没的危险。
但是我已经上了这条船，我不会轻易地就被他们淹没，我必须斗争。
我回到办公室，把事先准备好的两份举报材料拿出来，然后赶到邮局，以特快专递，发给了中纪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这是我最后的办法。
50
骚娘们儿对我产生了明显的反感，我从她对我的态度上感觉到了这一点，从今往后，她不会再给我什么好脸色。如果我向高层的举报最终没有什么结果的话，我不知道她会怎么收拾我，至少，我的政治生命会在她的手里终结。
星期二下午，她来到我的办公室。她说市里有一个驻村包点的任务，安排我去，时间是一年。我知道这是她对付我的开始。驻村包点从官方的意义来说十分重大，但谁都知道，那不过是一种形式。这个差使对许多人来说是个舒服的闲差，但是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因为有时它意味着你在单位里已经不再重要。
我得到这个消息，心情倒也平静。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是必然，我无法改变，即使不安排我去，我在这里目前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我没有说什么，收拾了我的办公室，把手头的工作交给一个新接手的同事，然后回家收拾我的行囊。
我给狄青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这些事。她并没有埋怨我，而且还安慰我说这很好，正好可以休息一下身心，干点自己愿意干的事儿。有她这样的理解，我既感动，又幸福。我顺便问她谋杀案的事情，她说目前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依然是没有头绪。
她问我关于谋杀案有什么发现，我说没有。这两天只顾了同检察院联系，几乎忘记了她交给我的任务。
但是我依然对连续谋杀案有兴趣，也许我包村工作更有利于我的兴趣的发挥，我有更充分的时间来考虑这些问题。
可是我没有更宽松的时间了，今天已经是星期二了，后天，也许还会有一起谋杀案再度发生，然后是第六起，第七起……真是可怕。
我星期三上午就驻进了村里，与我同行的是市建设局的一位干部，我们原来就很熟悉。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农户闲置的房子里，虽然简陋了些，但农村的空气新鲜，农民和善，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我们在那里支起了床铺和锅灶，俨然一个家庭，唯一不足的是，我们是两位男士。
还好，村子就在市郊，离市区只有十公里的距离，这样我们来去都很方便。如果需要，我会载着我的那位“蹲友”（我们一般把一块驻村包点的叫做蹲友）一块回来，不过按照规定，我们不能这么自由，样子还是要做的，而且要做得象样。
在村子里，用“悠闲自在，无所事事”八个字概括最恰当不过了。有人把住村工作编成了一个对联，很有意思：“白天没diao事儿，晚上diao没事儿”，横批是“无bi（比）难受”，真是绝了。睡觉、看小说、到田间地头散步、高谈阔论是我们每天的主业。
星期四一早，我和“蹲友”围着村子转了一圈，以感受这里的环境。然后我们漫步田野，享受自然。
四月，正是小麦返青的季节。田野一片新绿，微风吹起，带着青苗和泥土的芳香，沁入心脾。远处，几只洁白的羊悠闲地啃着刚刚荫出的嫩草，一只黄色的小狗则调皮地围着它们跑来跑去。这一幅绝美的自然风光在我们那个喧嚣的城市里已永远找不到踪影。
勤奋的农人已经开始劳作，这些纯朴的乡亲年复一年地重复着他们固定不变的生活，好象并没有多大的欲望，安贫乐道，倒也自在。与城里的那些老爷们相比，他们没有被人前呼后拥的荣耀，没有富丽堂皇的住宅，没有漂亮的汽车，没有夜夜的笙歌艳舞，但却有着难得的宁静与安祥。怎么不是一生？也许他们比那些争权夺利的官员高明得多。
我和“蹲友”走在田野的小径上一会儿说笑，一会儿各想各的心事。我忘不了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这个安祥的农村永远也不会知道，也绝不会知道，我们那个城市里今晚会有一起谋杀，一个他们的仆人的女儿将终了她宝贵的生命。这让我的心绪无法宁静，美好的乡村风光对我来说立即失去了趣味。
天黑的时候，下起了雨，随后又起了风。也许是在农村的缘故，我感觉这是几年来我遇到的最大的风。它吹着尖厉的呼哨，摇撼着院子里的几株树木，大有要把它们连根拨起的气势。
月黑风高杀人夜，妈的，那个凶手今天要向谁举起屠刀呢？
我又打开了我的笔记本电脑，我调出了被害人的特征对照表，再一次寻找她们的共同点。
我尽力展开我想象的翅膀，把以前还没有想到而现在要想的特征罗列出来。
“干什么呢？是玩游戏吧？”“蹲友”问我。
“不是。”我正在苦思冥想，不想告诉他什么。
“唉！问你个问题。”
“说。”
“你们不是有全市领导干部的‘廉政档案’吗？”
“是。”我说，“我现在就有。干什么？”
“噢！好，那你帮我查一下我们局长的档案我看看。”
这非常简单，我点击鼠标，找到了市建设局局长的姓名，打开了他的“廉政档案”。
“想看什么？”我说。
“你看看他今年多大了？”
“干嘛？”
“我怀疑他改了年龄。妈的，这些当官的，假文凭、假年龄、假廉洁、真腐败，没有一个好东西，我早晚找他们麻烦。”
好小子，又一个想当反腐败斗士的。“42岁。”我说。
“呸！妈的，我敢断定是假的。你看看她女儿多大了？”
我找到她女儿的情况。“26。”我说。
“哈哈！不错吧，这小子真厉害，16岁就有女儿了，我怀疑他那时候还有没有精子？”他坏笑了两声，“你们还反腐败呢？这样的问题怎么办？”
我并没有在意他的这句话，可是他提出的问题却使我已经启动的想象立即撞击出了一团火花，要知道我需要任何一个特征。我想到的是，那些被害者与他们父亲之间的年龄有什么关系呢？
我立即查找那几位被害者的情况。从钱局长的资料里，我发现钱红与钱局长年龄相差了二十五岁。
我又找到了孙局长的档案，发现孙丽与孙局长相差也是二十五岁，这让我激动起来。我加快速度，继续查看。于亭与于春光相差是二十五岁。
我的心开始突突地跳了起来，再往下查找，我不由得惊讶万分，王书娟与王义孚相差也是二十五岁，刘冬梅与公安局刘局长相差也是二十五岁。
这又是巧合吗？这要是巧合也巧合得太多了。可这说明什么呢？到底说明什么呢？我急得不知道再干些什么好了。
不行，我必须从头查找所有领导干的档案情况，看看究竟有多少对这样父女。
我沿着我的“廉政档案”目录的顺序开始一个一个地查找。
一个，又是一个，没有这种情况。
到了地震局的钱局长，是这种情况。我把他记录在旁边的稿纸上。再往下，我一路寻找下去，找一个记录一个，一直找了有八十多位领导干部的档案，可我记录的情况让我一下子惊呆了。
他们的排列顺序是：1、钱局长、钱红；2、孙局长、孙丽；3、于春光、于亭；4、王义孚、王书娟；5、刘局长、刘冬梅。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这个凶杀路线竟然是沿着我的“廉政档案”目录排列的。凶手按照这个“廉政档案”的目录顺序，找到每一个与领导干部年龄相差二十五岁的女儿，依次对她们下毒手。
为什么会这样？
我的大脑飞速地转动起来，许许多多的疑问聚集起来。身高一米八以上、长发、相差二十五岁、左手、对人体的熟悉、于亭被杀后所摆放的姿式，等等，它们在我的脑海里一遍遍地闪来闪去，结合、分离、再结合，逐渐形成了一个轮廓。
我的血液凝固了，我的手不住地颤抖。突然一道亮光在我的脑海里清晰地闪过，让我看到了发生的一切。
上帝，谢谢你给我了智慧。
“我知道凶手是谁了。”我大叫了一声，在桌子上重重地擂了一拳。
“什么事儿？你神经了？”
我顾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