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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快点儿吧。”她催促着我，“可视电话是很贵的，这全要算在您的账上。请您告诉我，我哪儿引人注目了？”
“哪儿也没有。”我谨慎地说，“您一点儿也不引人注目，您是被挑选出来的，我们运行了一个搜索程序。”
“一个搜索程序？你们要搜索谁呢？”
“为我找一个女人？”我轻声说。
她开始笑了，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浑身上下都摇晃起来。“太恭维我了，你们到底给了这个程序什么标准呢？”她还是笑着说，“老态龙钟，满脸皱纹，还是别的什么？”
“不。”我说，“这是很奇怪的，我们是根据最大概率来寻找一个稳定的伴侣的，这个程序以个性尺度工作，所以，有一个公认的伴侣标准……”
“您用不着给我讲解ＭＵＳＩＣ程序，年轻人。”她咧嘴笑着打断我的话，“它是我发明的！”
她发明了ＭＵＳＩＣ！我第一次倒抽了一口凉气。她为我的惊讶而自鸣得意。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她不是头儿，而是发明者。
“是什么让您说不出话来的，请继续讲下去。”
“是您发明了ＭＵＳＩＣ吗？”我问。我还是心有余悸。
“说得更准确一点是共同发明，不过您先说说，然后我再考虑，是不是也给您说些什么。”
“啊，是这样。这事儿是在搜索几个看上去大致差不多合适的年轻女人时引出来的。其中一个我已经打过电话了，接下来就是您。您也是选出来的，布莱因自己也没有料到。”
“他是不会料到的。”她又咧开嘴笑着说，可她却没有说下去。
“为什么？”我问。
“那就必须说出秘密，年轻人。您的名字叫什么？噢，对了，图波尔。上帝，从前年轻人都叫尤尔根或者托玛斯，或者，要是人全都疯了的话，就叫海尔加。图波尔过去好像是一种洗涤剂的名字。”
“说的是。”我不耐烦地说，“我母亲有一种洗涤剂强迫症，就把我叫成了她最心爱的洗衣粉的名字。您现在也该跟我说说您自己的事情了。”
“绝对不行。”她说，“要讲这类事情，通讯机决不是合适的地方。如果您有兴趣，您就上我这儿来一趟，图波尔。您知道市中心在什么地方，对吗？”
“我甚至知道您住在哪个窗帘后面。”我说，“您几乎是现在还住在那儿的惟一的人了，是吗？”
“惟一的人。 ”她说，“您来拜访我吗？”
“什么时候？”
“您想来的时候，图波尔。我总是在家里。”
“明天下班以后？”
“只要您想来。”
“好吧，那么明天见。”我说。
“我很高兴，图波尔。”她轻声说，“我真的很高兴，您应该知道，我几乎没有客人。”
这个下午，我把所有的一切都计算好了，就是没有考虑到咖啡和点心。我刚一到，她就用她那双清晰明亮、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着我。从她的脸上我可以看出来，她曾经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女人，可现在她已经老了，很老了，比她档案上记录的六十五岁的年龄要老得多。从她站起身来步履蹒跚的样子来看，她足足有八十五岁的高龄了。
“我的两条腿总是不听使唤。”她说，“我一直是一个只用头脑的人，我希望永远有安静的环境和时间让我思考，让我静心地沉思。现在这一切我都有了，而且比我期望的还要好。”
我走到窗前，看见那里放着一把高高的椅子，窗台上还放着一个垫子。这是她的地方，她可以把窗帘掠到一边，看着下面的世界。市中心下班时最好的去处，当然是沿着数英里长的街道购物。任何一个没有急事要做，也不急于要买什么东西的人都到这儿来。在这儿，人们可以悠闲地溜达、购物，尽情享用奢侈的消费品，比在各城区的任何一个卫星市场都更令人舒适惬意。
“您怎么到这儿来的呢？”我问她，“怎么到这个城市，到这个鬼城区的三层楼上来的呢？”
“不是我到了这儿，而是鬼神到我这儿来了。”她回答说，“您看，年轻人，在我们的周围曾经是一个小城市，下面有一个面包房，拐角上有一家肉店。这幢房子的下面是一家照相馆，这家照相馆老板的儿子一心想和我结婚。您想从头到尾听听这个故事吗？”
“当然，那您就讲吧。”我说。
“我可以从ＤＤＲ这三个字母开始讲起吗？”
当然可以，我听说过这三个字母，那是在学校上课的时候，讲当代史，曾经有过两个德国，它们之间有一道真正的墙，柏林的一部分像一座孤岛一样，它的外围是一道墙。
她那时候就住在这个ＤＤＲ ，也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她说，在这个国家里，什么都没有，而在另一个简写成ＢＲＤ的国家里，什么都有。尽管如此，她生活得很好。她在柏林长大，住在那个叫做东柏林的城区，幸运的是，那个城区外面没有一堵墙。她想当一个数学家。她学业结束时，出现了一种像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一样的东西。她很感兴趣，她宣称，她要成为社会主义世界占主导地位的计算机专家之一，也就是指在那个柏林外面没有围墙的世界。俄国人跟这件事有某种关系，所以有一段时间她就在莫斯科。她十分流利地给我讲了几句俄语，叫人相信她是在莫斯科待过的。
在莫斯科和柏林都有一个中心，它从西方“获得”新的计算机并进行研究。在那里，一切都是保密的，几乎没有什么手册或是机器语言表，他们必须摸索怎样操作计算机。
“怎么会呢？”我问。
“我们是照葫芦画瓢。”她说，“换句话说，就是间谍。”
她就这样为国家和为保密单位工作，所以她要尽可能少地接触人。在这段时间，她搬到了柏林附近的一个小城市里，住在现在这所房子里，那时候，这儿只叫维森。
她那时已经过了三十岁。在她的楼下是一家照相馆，是一个老人开的。他有一个儿子，也有三十岁了，还是个单身汉。她只好往楼上搬，只偶尔地路过一楼。在她的屋子里，堆积了除了计算机以外的一切生活必需品。这是一种不惹人注目的生存方式，也没有人打扰。
计算机变得越来越精巧机灵，天长日久，它们对克莉丝蒂娜·普莱因斯贝格也越来越重要。总有人不时来拜访她，问她，计算机会不会有可能被用来监视人。当然，那是可能的，她对那些人说。不过，那样也许不太妙。可这话她没有对那些人说。这样，她接受了一项研制这样一个系统的任务。她需要周密深入的思考，而这正适合于她。她告诉她在一楼的朋友，她正在干什么，可她的朋友却认为那根本没什么意思，也就不再跟她交朋友。半年以后，他走了。起先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儿，后来才知道他飞过柏林墙投向了西方。
虽然这座房子的一楼和三楼之间实际就是这样的关系，可对她跟别人的接触她的上司并不是一点儿也不知道。国家安全部门的人来了，把她带到一个地方关了几天。她辩解说，那种接触充其量不过是两性之间的关系，可她还是丢了工作。那是１９８８年，她已经四十多岁了，突然之间变得一无所有，失去了朋友，也失去了工作。住在楼下的她那位朋友的父亲偶尔让她在店里当帮手，卖卖东西，打扫卫生，后来给她找了一份做针线活的工作。
两年以后民主德国不复存在，原来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那些人，摇身一变成了保险代理人或是汽车销售商。这家小照相馆破产了，从柏林的一家大照相馆来了一封信，那是她从前的男朋友开的。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是，她还要继续当她的计算机专家。她想方设法要在新的柏林找一份工作，可是人们都嘲笑她过了时的东部地区的知识。她埋头在各种各样免费获得的资料里达一年之久，像一个女学生那样重新学习，想以新的知识更新自己。她终于在一家银行的发展部找到了一份工作，不久，银行里的同事们就发现，她决不是一个只知道守在监视器前的半路出家的新手，而是有着卓越预见的人。这样，她就在发展部里开始研制新的银行计算机系统。她的首要任务是检查别的银行的计算机系统。
“人们把这叫做工业间谍，不知怎么地我又重操旧业，干起了这一行。”她说。
男人们又频频登门造访。他们衣冠楚楚、笑容可掬，可是他们提出的请求却跟以前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都想知道，有没有可能建立这样一个银行计算机系统，它能够在银行本身识别出有危险倾向的顾客之前，先把他们辨认出来。这说起来容易，可是到目前为止，要提前或者及时发现哪些顾客是不可靠的，所有的努力都没有成功。而克莉丝蒂娜 普莱因斯贝格却开发出了另一个系统，它储存了与一个顾客有关的所有数据，他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支付了多少款项，他有什么样的汇款，什么样的长期定单等等账户上来往的一切。她把全部顾客的这些数据都储存起来，然后每隔一定的时间就鉴别出会给银行带来麻烦的顾客。
“它的奥妙是，在一个仅仅利用统计概率的反馈型系统里面，这些数据被反复使用。”
“ＭＵＳＩＣ！”我听得已经有点儿昏昏欲睡。
“不久以前还不是ＭＵＳＩＣ。”她反驳说，“不过，差不多也是对的，ＭＵＳＩＣ的基本思想来自于这个系统。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程序运转不灵，它指出的顾客都是没有恶意的。我们经过进一步的审查，鉴别出他们是纯洁的还是不纯洁的，与我们通过从全体顾客中抽样确定的情况完全一致。后来，我们逐步懂得了，这样一个程序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学习阶段。情况逐步发生了变化，那些颇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