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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来吧，”他说，“大家都会高兴的！您现在可以把您的蜡烛吹灭了。”
走廊上欢呼起来。经过简短的讨论，这盏灯被放在走廊的一头，它在走廊上投下长长的影子，一直到电梯的门那儿。人们惊慌的情绪慢慢平息下来，邻居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站着，往下呆呆地看着这座城市。现在在这座城市里，已经有更多的地方升起了火光。
人们在讨论，离开这座楼会不会更安全些。有人找到了一个紧急安全出口，还说在别的楼层的走廊里，有的地方比这儿混乱得多。总有人打着手电来打听情况，报告最新的消息。有四个人被困在电梯里。即使有移动电话也打不出去，整个无线电通讯网也被摧毁了。
“也许我们应该离开这座房子。”有人说。
“这该死的火是怎么烧起来的？”
“粗心大意呗。”有人说，“混蛋，煤气炉的电子报警器失灵了，然后火就着起来了！”
“那应该切断煤气呀！”
“谁知道呢。”
又来了一个拿手电的人。“楼下有人有一台带电池的收音机。”他大声说，“他们宣布，在沃维森周围的大范围内，所有的一切都中断了，所有的一切。没有电，没有煤气，也没有水——什么都没了。其它的城市也受到影响。全欧洲的电话和电视网据说都中断了。在柏林，红绿灯都失灵了，交通一片混乱。”
“可是这儿还有水！”
“是啊，可是水压在下降，最好不要冲厕所！”
他似乎还是幸运的，总算能做点什么事儿。一个小伙子碰巧听到了他的警告， 便顺着走廊跑了起来，边跑边喊：“不要冲厕所，把水省下来，水要停了！”
“只要我们还有水，我们就多少放心点儿。”有一个声音说，“说不定要持续好几天呢。”
我和那个穿晨衣的人跟一群小伙子站在一起，人们都聚集在他的周围。
“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回到床上去躺下，等到明天。”他在圈子中间说，“到了白天情况就不会这么糟了。”
“我早就知道，说不定什么时候这一切就要崩溃。”有人说，“它不会有好结果，太多的计算机，太多的电子，太多了，多得人们都弄不明白了。现在好啦，您看看吧。”他指着应急灯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实用技术，一开开关它就亮了，这很灵。自给自足，随手可用，其它的一切都是魔鬼。这灯能用多长时间呢？”
“几个小时。”那个男人说，“大概可以用到明天黎明吧。我现在回去睡了，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门开着，我把灯留在那儿，这样大家都会有一点儿光亮。”
“谢谢。”圈子里有一个人说，其余的人都惊讶地看着他。
“要不要有人看着这盏灯？我是说，别的楼层会不会……”有人问。
“也许我们该把自己武装起来。”另外一个人说。听他的口气，他说的是真心话。
我慢慢地向我的房门走去，我再也不能听别人对这场大灾难的唠叨了，我只想自己一个人待着。渐渐地，走廊上的人也各自回他们的房间去了，走廊里变得空荡荡的。可是各个房间的门都开着，有的用椅子，有的用废纸篓顶着，也有用坐垫或是单只鞋挡着的。我的手还一直拿着那支蜡烛，我又把它点着，好让房间里也有一点点光亮。
原来坐在我房间里的人也都走了，只有坐在窗边的一位女士还趴在窗台上。
“您住在这儿，是吗？”她问。
“是啊。”我说着，把蜡烛立在桌子上，“您就隔一个门，对吗？”
她点点头，“我把自己关在外面了，我吓得慌了神，门就在我身后关上了，我真害怕。”
“没关系，您可以留在这儿，等电来了再说。”我安慰她。
这是一个身材瘦小、单薄的人，看上去很脆弱，像个小布娃娃。像布娃娃那样的头上留着剪得很短的黑发，大大的眼睛很黑，露出受了惊吓的眼神。两只手的手指不停地互相搓着，在指缝和指骨节上不停地抓呀，擦呀，指甲都快抠进肉里去了。
我坐下来，脸朝着她，就像下棋一样，下“伙计你别生气”棋或是强手棋。好长时间没下棋了，最后一次是和诺拉下的。蜡烛就立在我们两个之间。
“您用不着害怕。”我又说，“不过是停电事故，很快就过去了。”
“说起来轻松。”她轻声说。
寂静蔓延开来，房间里，个人通讯机的黑洞洞的屏幕瞪着空空的、无神的眼睛，了不起的戈尔斯也闭上了嘴巴，屏幕上也没有了母亲喋喋不休的唠叨。屏幕的一角也没有了鲜花商人“重要消息，请速收看”的提示，或是沃维森西１区的菲亚特公司代表的同类提示。寂静布满了整个房间，延伸到各个角落，它就像甜粥童话里的粥那样正在变得越来越多，铺得越来越大。要是我能对她说什么，那我要说，我在想着莉迪娅，盼着她给我说点儿什么，说什么都可以。
“您就是那个听音乐的吗？”我终于说了话。
她慢慢地转过头，不明白我的意思。
“您的音乐，您总是在放音乐。我在这儿听到您的低音嘭嘭地响，我就知道您什么时候在家。”
“上帝保佑，实在对不起。”她慢慢地说，“我并没有想打扰您，您为什么从来不抱怨呢？您只要过来说一下就行了。”
“不，不，”我说，“已经习惯了，我并没有不愉快，而是相反，那就像一个生命的记号，您懂吗？它让我知道，在这个小屋子之外还有别的人。”
“您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害怕吗？”她问。
我耸耸肩，“害怕？我不知道。也许那就是害怕，我必须承认，那并不给我什么快乐。”
“我总是害怕，”她小声说，“它伤害着我的身体。”
“您叫什么？”
“诺拉，诺拉·洛贝娜。”
“什么？您真的叫诺拉？我还以为，这是一个很少有的名字。”
她摇摇头，“那是爱尔兰人的名字，我的祖父是爱尔兰人，这个名字叫起来像是个幸运儿、圣诞儿，或是这一类的，这名字并不稀罕。”
“噢，是啊。”我说，“我也认识一个叫诺拉的，离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她也叫诺拉，也是爱尔兰人，是个幸运儿，是您说的，对吗？”
“反正是这样。我总觉得它是玩世不恭的意思，我可不是幸运儿，无论怎样也不是。”
我站起来，灌下一杯波尔图葡萄酒。她不想喝酒，绝对不想喝酒，她更希望喝一杯咖啡。哎呀，现在可没有电呀，可是我有雀巢咖啡，她感动了，因为她是真的想喝，反正不能睡觉，一杯用水管里放出来的不冷不热的温水冲的咖啡也不错。
当我又回到沙发上坐下时，她的眼睛已经闭上了。我在她的腿上盖了一条毯子，她的腿已经开始变冷了，然后我坐到另一张沙发上，注视着她。
六个月来只有音乐的撞击声透过墙来，那是她恐惧的心的搏动，那是为一个瘦小、胆怯的女人有节奏地摇动着的摇篮。她有一张布娃娃的脸和火柴杆一样的黑头发。诺拉，这是我生活中的第二个诺拉，关在一个二十七点五平方米的单身牢房里，可以远眺森林、草地和人工天鹅湖。
三点刚过，还是没有电，从我的房间到走廊的门仍然开着，自来水只能流出一根细细的水柱。个人通讯机的屏幕还是一片漆黑。
在走廊的外面，我可以想像地平线上已是晨曦微露，早晨就要到来了。天要亮了，要有光亮了，光亮就是开始。
我被身边窸窸率窣的声音惊醒了，我发现自己在沙发上，面对着这位女士，她把杯子放到桌子上时弄出的声音太响了。
“天要亮了！”她说。
诺拉。停电。我把数据中心炸毁了，我把沃维森弄瘫痪了。这座房子倒是没有着火，这个女人叫诺拉，她很害怕。在外面，天快要亮了。
“到现在还没有电。”她说，“我可以留在这儿吗？”
我点点头。在过了这样的夜晚之后我不想谈论早晨。
她又从她的杯子里喝了一口咖啡，雀巢咖啡，它过了夜已经凉了，走味了。我觉得喉咙里堵得慌，就站了起来，指指她的杯子。
“我去换点儿新的吧？”我说。
她摇摇头，“还没有电呢。”
我点点头，拿了她的杯子。
“还是没有来电。”她第三次这样说，“您煮不了咖啡，您不明白吗？”
我又坐下了，她是对的，当然啦，没有电。
“牛奶？”我问。她点点头。
冰箱里黑乎乎的，很暖和，牛奶变酸和桃子腐烂的异味从里面不断地涌出来，然后向下扑去，在我光着的脚上留下一种湿乎乎的腐烂的感觉。
“您做什么工作？”我问。因为我想到，从表上的时间，新的一天即将开始，我又想到了我在数据中心的工作，想到了我的来访者诺拉，最后，她做什么工作的问题就跳了出来，我并不真的感兴趣。
她没有听见我的话，大概我是在冰箱里问的。
“不要在冰箱里问话！”这是母亲说的。
每当我找啤酒或是奶酪找不着的时候，母亲就会说：“不要在冰箱里提问题，否则我听不清你说什么。”她在慕尼黑有电吗？我把多少地方弄瘫痪了？她也许正坐在沙发上为自己担心，可她的儿子现在正处在混乱之中，到处是火光冲天。我可以想像昨天夜里的新闻图片。它会不会造成伤害？或者死亡？我是不是杀了人？
“您做什么工作——诺拉？”这个名字在我的舌头上就像一个胆小鬼，它应该跳出来，我必须用力，用全部力量才能把它挤出来，可它还是这样抵抗着。诺拉这个名字，对着一张陌生的脸。
“我靠救济生活。”她惶恐地说，“我失业了。”
“您整天都在这儿吗？”
她点点头，“大部分时间，是的。我原来是售货员，可是我受不了那份工作，您知道，整天人们围在我身边，空气都往下沉。我原来在市中心，在繁华地段，您认识那地方吗？那里没有窗子，没有阳光，没有空气。我受到太多的损害，总是生病。后来我出来了，现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