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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是不让硝石腐蚀。轮子和车辕都涂成了红色，金色镶边。这种装扮，使人想起维也纳上演歌剧时的盛装夜晚。此外，最爱摆排场的家庭往往允许他们的车夫穿上干净的衬衫，而他却要求车夫穿上软绵绵的天鹅绒制服，戴上马戏团驯兽人的大礼帽。这种衣帽除了不合时宜之外，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三伏天里，也似乎欠缺一些怜悯之心。
尽管乌尔比诺怪腐似地热爱那个城市，并且比任何人都更了解那个城市，他却很少有过象那个星期日那样，毫不犹豫地在那个古老奴隶区的喧嚣中冒险。为了寻找那个地方，车夫不得不绕来绕去，几次停车问路。乌尔比诺医生终于认出了附近肮脏阴郁的泥塘，它的不祥的沉寂，它的溺死者的尸体散发出的恶臭，这种恶臭曾在无数个不眠之夜的黎明跟院子里的茉莉花的芳香混在一起飘进他的卧室。他感到这种恶臭如同昨天的一阵风一般从他的身旁吹过，同他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不过，当马车开始在街道的泥泞路上颠簸而行的时候，那种被他的怀念之情多次理想化了的恶臭就变成了一种难以忍受的现实。污泥地上，几只秃鹫在争食用船锚从屠宰场里拖出来的下水。和总督区石砌房子相反，这里的房子是用陈旧的木材和锌皮搭成的。大多数的房子都架在木桩上，这是为了避免在阳沟涨水时污水涌入。那些阳沟是从西班牙人手中继承下来的。一切都呈现出贫困、凄凉的景象。但是，从肮脏的酒店里还是不时地传来贫苦人既不提上帝，也不涉及圣灵降临节戒条的欢快而又震耳欲聋的乐曲。当他们终于找到了应该找的地方时，马车后面已经紧跟着成群的赤身裸体的孩子。他们嘲笑马车夫那一身演员般的打扮，而马车夫则不得不扬鞭抽喝他们，把他们赶跑。准备进行一次秘密拜访并且让别人道出隐私的乌尔比诺医生，有件事他领悟得太晚了，这就是没有比他那种年龄的天真更危险的天真了。
这是一所没有门牌号码的房子，从外观上看，除了挂着镶有花边窗帘的窗户和那扇从某个古老教堂拆卸下来的大门外，看不出它和比较贫寒的家庭有什么不同。车夫敲着门环叫门，直到问清地址准确无误后，才把医生扶下车。大门已轻轻打开，阴暗的门洞里站着一位成年妇女。她穿着一身黑衣服，耳朵上插着一朵红玫瑰，虽然已年过四十，依旧是一位惹人注目的黑白混血女人。她长着一对金色的严厉的眼睛，头发紧紧地贴在头颅上，宛如一项铁丝做成的帽盔。在照相馆里下棋时他曾几次看见她出现在未来往往的众多的美女之中，有一次他还给她开过几袋治问日疟的金鸡纳霜，但此时乌尔比诺医生并没有认出她来。他向她伸过手去，她用双手握住了他的手，与其说是跟他打招呼，不如说是拉他过去。客厅里摆着馨香袭人的花草，放满了家具和精致的物品，每件东西都错落有致地放在恰当的位置上，令人赏心悦目。乌尔比诺医生毫不费力地回忆起了巴黎一个古董商的小店，时间是在上个世纪的一个秋天的星期一，地点是蒙特马尔特勒大街二十六号。女人在他对面坐下来，用很不熟练的西班牙语对他说：
“在这儿您就象在家里一样，医生。”她说，“想不到您竟来得这样快。”
乌尔比诺医生感到女人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份。他仔仔细细地将她上下打量了一番，注意到她身着重孝，神情痛苦而严肃。他这才明白访问是徒劳，的因为她对阿莫乌尔遗书的详细内容比他知道得更多。事情确实如此。他自杀前的几小时她一直在陪伴着他，就像二十年来她怀着柔情忠诚地陪伴他一样。那件事在这个沉睡般的省城里没有一个人知晓，尽管在这里连国家机密都瞒不过公众。他们是在波尔特·奥普林塞的慈善医院里相识的。她出生在那儿，而他又是在那几度过了最初的流亡生活。一年之后，她跟随他来到这儿，进行了一次短暂的造访。他们意见不尽相同，但两个人都清楚，他将永远留在这儿了。她每周一次去他那儿打扫卫生和整理工作室，但是就连最爱往坏处想的居民都没有把表面现象和事实混为一谈，因为他们和所有人一样，认为阿莫乌尔的残废不仅仅在行走方面，这一点，就连马尔比诺医生从医学的角度也是这样肯定的。如果不是阿莫乌尔自己在遗书中披露了这件事的话，医生决不会相信他有一个女人。不管怎么说，两个互不了解对方历史的自由的成年人，摆脱开一个保守社会的种种偏见，选择了侥幸的默默相爱的道路，这对他来说是难以理解的。然而，她自己解释说她喜欢这样做，再说，那个男人从来没有完全属于过她，她同他秘密相爱，他们不止一次体验到了刹那间爆炸性的幸福，在她看来，这无可非议，相反，生活已向他们表明，也许这是最值得赞许的方式。
前天晚上，他们一起去看电影，各自买了票，坐在隔开的座位上。自从意大利侨民加利莱奥·达孔特在十七世纪一个修道院的废墟上开设了露天电影院以来，他们每个月至少这样去两次。前天的电影虽已过时，但那是以上年一本畅销书为基础改拍的。乌尔比诺医生怀着痛苦的心请读了这本书，因为作者把战争描写得太残忍了。这本书的书名叫《前线无奇事》。然后他们一块去工作室，她发现他心烦意乱，惆怅忧郁，她以为那是因为看了电影里的某些场面所致：垂死的伤兵在淤泥中挣扎，令人不忍目睹。她想驱散他这种情绪，便邀他下棋。为了使她高兴，他答应了，但是心不在焉——当然他用的是白子。后来他发现再有四步，他就要输了，于是不光彩地投了降。医生这时才明白，最后一盘棋的对手是她，而不是他原来以为的赫罗尼莫·阿尔戈特将军。他惊奇得喃喃自语道：
“这盘棋下得妙极了！”
她坚持说赢棋的功劳不在她，而应归于阿莫乌尔，因为他已被死神的信息弄得神志恍惚，没有心绪去把握棋子。当那盘棋中断时，他请求她让他独自留下来。那时大约是十一点一刻，因为舞厅的音乐已经停止。他想写封信给乌尔比诺医生，他认为这位医生是他熟人中最值得尊敬的人，而且也是他的挚友。就像他经常喜欢说的那样，“尽管他们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下棋这个撤好，他仍然这样评价他。他把下棋看做理智的对峙，而不是一门学问。那时她知道阿莫乌尔的末日已到，他的生命只有写一封信的时间了。听了这番话之后，医生真是难以相信。
“那么说，您当时知道他要死了？”他惊叫道。
她证实说，她不仅知道，而且十分愿意帮助他分担痛苦，正如当年她怀着同样的感情帮助他发现幸福那样，因为那是他最后的十一个月：一种残酷的垂死挣扎。
“您的责任是告发他。”医生说。
“我不能对他做这种事！”她愤怒地说，“我太爱他了。”
乌尔比诺医生象听海外奇遇一样听着这闻所未闻的故事，她讲得如此直截了当，以致他不能不全神贯注地看着她，企图将她当时的形象永远铭刻在记忆里。她矗立在那里，有如一尊穿着黑衣的冷漠的海神，眼睛象蛇一般，耳朵上插着一朵玫瑰。许多年之前，在交欢之后，两个人曾赤身躺在海地一个荒凉的海滩上，阿莫乌尔突然叹息道：“我将青春常在。”当时她理解他的意思是要同时代的灾祸进行英勇的殊死斗争，但是他进一步把话说明了：“我决定到七十岁就离开人间，说到做做，决不反悔。”
果然，这一年的一月二十三日他年满七十，于是他把最后期限定为圣灵降临节前夕，因为圣灵降临节是这个城市膜拜上帝的最大节日。那天晚上的任何一个细节她都是事先知道的。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那件事。时光流逝，他们对那个无法挽回的局面感到忧心忡忡，肝肠寸断。阿莫乌尔以麻木般的激｜情爱着生活，爱着大海，爱着他的狗，自然也迷恋着她和爱情。随着日期的临近，他完全绝望了，仿佛他的死不是他自己的决定，而是无情的命运的安排。
“昨晚当我同意他独自留下后，他就悄然辞别了这个世界。”她说。
她本想把狗带走，但是他看到狗靠着拐杖昏昏欲睡，便用指尖抚摸它说：“我很遗憾，不过，维尔松将同我在一起。”他在写信时，请求她把狗拴在行军床的床腿上。可是，她打了个活结，以便它能够自然松脱。那是她唯一背信弃义的行为，但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她希望从那条狗阴冷的眼睛里永远记住它的主人。乌尔比诺医生打断了她，告诉她那条狗并没有逃生。她说：‘哪是它不愿这样做。“这时，她的情绪一下子活跃起来，因为她更愿意按照阿莫乌尔的意愿来纪念这位已故的情人。当时他正在写信，突然停下笔来，最后看了她一眼，说：
（）
“请用一朵玫瑰花纪念我。”
她回到了家，那时刚过半夜。她和衣躺在床上吸烟，用一个烟蒂点燃另一支烟，为了等他把信写完，她一支接一支吸着。她知道这封信又长又难写。将近三点钟时，狗开始吠叫，她在灶上煮咖啡，并穿起了重孝，然后到院子里去剪下了黎明时分开放的第一朵玫瑰花。乌尔比诺医生早就意识到，他是多么讨厌那个不可救药的女人。他有他的道理：只有玩世不恭的人才会从痛苦中得到满足。
访问结束时，她又对乌尔比诺医生讲了更多的事情。她不想参加葬礼，因为她是这样答应自己的情人的，可是医生认为，信中有一段话内容与此恰恰相反。她不会流一满眼泪，也不想在有生之年记起那个惨死的人来折磨自己。她也不会关起门来埋头编织裹尸布，这对当地的寡妇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她打算出卖阿莫乌尔的房子。根据他在信中的遗嘱，这所房子连同里面的东西从现在起都属于她了。她将象往常那样继续生活，安分知足地生活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