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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纳看见他那样的狼狈相。
乌尔比诺一家住在老城时，每个星期天他们都从家里步行到大教堂听八点钟的弥撒。对他们来说，听弥撒与其说是宗教礼节，倒不如说是世俗社交。搬家后的最初几年，礼拜天他们仍乘车到大教堂去听弥撒，有时也在公园的棕桐树下，在友人的聚谈会上呆一阵子。但是，当拉·曼加区建立了教士会神学院的礼拜堂以后，便只在非常隆重的场合才到大教堂去。神学院的教堂建得不坏，而且有自己的海滩和公墓。阿里萨对这些变化毫无所知，在教区咖啡馆平台上白等了几个星期天，直到第三次弥撒结束，人们一批批地出来。后来他发现自己搞错了，就转上新教堂。八月的四个星期天，他都在那儿见到了乌尔比诺大夫带着子女准时出席八点钟的弥撒。唯独没见费尔米纳露面。一个星期天，他去参观教堂附近的公墓，拉慢加的这两位居民们也在那里为自己建造豪华的墓地。在冬天的木棉树下一见那座讲究的坟墓，阿里萨的心就不禁怦然跳动。墓已经建成，灵堂上镶有哥特式的彩色玻璃窗，陈列着大理石天使像，全家的集体墓碑上写着金字，自然也有唐娜·费尔米纳·达萨·德乌尔比诺·德拉卡耶这个名字，接着是丈夫的名字，墓志铭是“同享安描”。
那一年的其它时间，费尔米纳没有参加任何民众的和社交的活动，连圣诞节活动也没有参加，而在圣诞节活动中，她和丈夫通常总是最有气派的贵宾和主角。最引人注意的是她在歌剧表演季节开幕式上依然缺席。幕间休息时，阿里萨发现有人在不指名地议论她。他们说，有人在六月里的一天夜里看到她乘古纳德公司的远洋轮到巴拿马去了，上船时脸上蒙着黑纱，以免被人看出那种说不出口的病正在慢慢地吞噬着她的生命。有人问，到底是什么病如此可怕，竟使这位显赫的夫人也一筹莫展，得到的回答是凄楚的：
“象她这样高贵的夫人，不可能害别的病，只能是肺结核。”
阿里萨知道，他们家乡的有钱人不病则已，一病就是大病；也可能突然死去，而且几乎总是在盛大节日前后，结果由于哀悼活动，把节日也冲掉了；要么在令人讨厌的慢性病中折磨得奄奄一息，其病患的内情到头来还是人人皆知。到巴拿马去幽居，几乎是富人生活中迫不得已的悔罪活动。
他们在基督再临派的医院中一切听从上帝摆布。那所医院是个巨大的白色大棚，坐落在冲积平原上，环境十分幽静。在那儿，病人们失去了对自己残生的概念，生活在孤独的病室中，谁也说不清那石炭酸气味是健康的气味还是死亡的气味。康复的人带着五颜六色的礼物回到家乡，慷慨地广为馈赠，自己则不无烦恼地争取继续活下去。有的人回来时，肚子上落下了手术疤痕，伤口仿佛是用修鞋匠的麻绳缝合的，使人觉得那种手术实在太野蛮。他们在家人面前撩起衬衣，将它与别的死于过分幸福的人们的伤疤互相比较。余下的日子，他们就来回讲述在三氯甲烷的驱使下如何看见天使出现的幻觉。相反，从来没有人了解那些没有生还的人的想法，在这些人中，最悲惨的莫过于那些死于肺结核的人了。他们的死亡，更多的是由于凄风苦雨，而不是由于疾病本身的折磨。
到底是死是生，二者必居其一，阿里萨真不知道该为费尔米纳选择何种结局。但是，他首先想了解的是实情，哪怕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实情。可是，尽管他千方百计地打听，最后还是没有得到她的下落。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居然没有一个人哪怕能告诉他一点迹象，以便让他判断传言的真实程度。内河航船是他主管的天地，那里对他没有任何隐情，任何秘密。可是，谁也没听说过什么戴黑面纱的女人。在这座城市里，一切都保不了密，甚至有许多事，尤其是富人的事，在发生之前就满城风雨了，唯独这件事竟无人知晓。然而，也没有人对费尔米纳的失踪做过什么解释。阿里萨继续在拉·曼加区徘徊，心不在焉地到神学院教堂听弥撒，参加一些本来不感兴趣的公众活动。可是，随着时间的过去，上述传说似乎越来越可信了。乌尔比诺家里看上去一切正常，唯独主妇不在。
在东奔西跑的打听中，他又得到了一些以前并不了解，或者说他并不想去打听的消息，其中之一就是洛伦索·达萨在他的诞生地——西班牙坎塔布连的乡间逝世。
多年前他曾在教区咖啡馆热闹异常的象棋赛中见过他，由于说话过多，他的嗓音日渐沙哑，而且随着沉入令人不悦的老年的流沙之中，他日益发胖，皮肤变得皱皱巴巴，活象老松树皮。从上世纪那次不愉快的茵芹酒早餐起，他们再也没说过话。
阿里萨断定，洛伦索·达萨对他仍旧怀恨在心，尽管他已经给女儿找到了一个有钱的丈夫，从而也使自己活了下来。阿里萨执著地要得到关于费尔米纳健康状况的确定无误的消息，因此他又回到教区咖啡馆去，想找到她的父亲。咖啡馆里正在举行历史性的比赛：赫雷米阿·德萨因特·阿莫乌尔一人同四十二名棋手对局。就这样，他才听到了洛伦索·达萨故去的消息的。尽管他仍然没有得到有关费尔米纳的消息，由于幸灾乐祸，他还是由衷的高兴。最后，他把费尔米纳得了不治之症的说法当直接受下来，并用一句人所共知的谚语来安慰自己：
女人得病，精神永生。
在他完全泄气的日子里，他只好这么想：如果费尔米纳真的死了，无论如何消息总会传到他耳朵里来的。
他永远不可能得到费尔米纳的死讯，因为她还活着，而且是健康地活着，就在她表姐伊尔德布兰达的庄园里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她是在和丈夫达成协议后悄然离去的。他们结婚二十五年，夫妻关系一直是很稳定的，可在这次不和时，两个人都象未成年孩子似的乱了方寸，纠缠不休。真是想不到，他们年纪已经大了，日子过得很平静，不仅孩子已经出世，而且都在长大成｜人，很有教养，前程似锦，他们都满以为在夫妻关系上不会再隐藏着什么危机，可以和和睦睦地进入晚年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危机却突然发生了。那件事对两个人都是如此的意外，以致他们不愿照加勒比地区传统的方式，用吵吵嚷嚷的哭闹和请人调解，而想采用欧洲国家的聪明办法。可是，由于他们的想法不切实际，争来争去，末了，既不是什么欧洲的办法，也不同于美洲的办法。费尔米纳决定出走，她不明白是什么理由，也不明白是什么目的，只是纯粹想赌气。乌尔比诺医生说服不了她，因为他受着良心的谴责。
费尔米纳确实是在半夜上船的，她走得十分隐秘，面戴守孝的黑纱，但登上的不是古纳德公司开往巴拿马的远洋轮，而是开往沼泽地圣·胡安市的普通船。圣·胡安是她的出生地，她在那里度过了青年时代。随着岁月的流逝，她的还乡之情越来越浓。她不顾丈夫的意见和当时的风俗习惯，除了一位十五岁的由她家的女仆照料长大的养女之外，没有带任何人。但是，她把自己的行程预先通知了各船船长及各个港口当局。当她作出那一轻率的决定时，她对儿女们说，要到伊尔德布兰达姨妈那儿调整三个月，但内心已决定长期留在那儿。乌尔比诺大夫十分了解她倔强的脾气，他感到万分难过，但还是低声F气地答应下来，将它视为上帝对自己沉重罪过的惩罚、可是，当轮船的灯光还没有在他们眼前消失时，他们已在感到懊悔了。
他们虽然保持着形式上的通信，谈谈儿女们的情况及家中的其他事情，但是几乎两年过去了，谁也没有找到一条回头之路，每一条解决矛盾的道路都被他们的自尊心堵死了。孩子们第二年学校放假时到弗洛雷斯·德马利亚镇去，费尔米纳尽力表现自己对新的生活很能适应，至少乌尔比诺医生从孩子们的信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那些日子里，里约阿查的主教正骑着他那头著名的披金绣边马农的白骡子在那一带热情地巡行。来自远方的朝圣者、手风琴手、食品小贩和卖护身符的人纷纷跟在主教后面。有三天的时间，庄园里云集着残疾人和各种患不治之症的人。这些人实际上并不是来听主教博学的讲道和请求赦罪的，而是来向骡子乞求赐福的，据说这匹骡子能背着主人做出种种奇迹。主教过去是个普普通通的牧师，当年就是乌尔比诺家的熟人。一天中午，他从讲道的地方逃到伊尔德布兰达庄园来吃午饭。午饭中间，他们只谈了些尘世的事。吃过午饭，他把费尔米纳叫到一边，想听听她的忏悔。但是她既客气又坚定地拒绝了。理由很明确，她没有什么好反悔的。尽管那不是她的目的，但她起码也意识到了，她的这一回答将会传到应该传到的地方去。
乌尔比诺大夫多少有点恬不知耻地说，那两年的痛苦生活，不是他的过错，而是由于妻子的一种坏习惯，她喜欢闻家人和自己脱下的衣服，以便凭气味决定该不该送去洗，尽管粗看上去还很干净。这是她从小养成的习惯，直到丈夫在新婚之夜发现她这一行为之前，她从来没有意识到这种动作会招人非议。丈夫还察觉她每天至少三次把自己关在盥洗室里吸烟，他对这一点倒并不在意，因为她这样出身的女人，常常三三两两地关起门来谈男人，吸烟，喝廉价烧酒，甚至喝得象泥瓦匠那样醉醺醺地倒在地上。但是对她碰到什么衣服就嗅的习惯，他不仅认为不合适，而且认为有害健康。她把丈夫的意见当做玩笑。对丈夫的意见，当她不屑争论时，她都是这么对待的。她说，上帝把勤快的黄鹏鸟的鼻子安到她脸上，不单是为了摆设。一天早上，她上街买东西时，佣人们在家中嚷叫起来，闹得四邻不安，因为她三岁的儿子失踪了，他们找遍了旮旮旯旯，哪里也找不到。她回家时，全家都在惶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