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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开传真机的进纸盒，只见最上面的一张纸果然被卡住了，挤成皱巴巴的一团。我往下拉了拉那张纸，可卡得太紧，从下面拉不出来。于是我又打开传真机上面的塑料盖子，小心地抽出墨盒，下面就是卡到纸的卷轴了，只见一截皱巴巴的传真纸露了出来。我伸手进去往上提那张纸，起初拉得很费力，看来被什么东西卡得很紧，我又继续加了把力，突然，那截纸像是挣脱了什么束缚，随着我的手就噌地一下窜了出来。与此同时，几件零碎的小东西被同时带了出来，掉在了桌子上。
我还以为是拉出了传真机的什么部件，急忙看去，却立刻冒了冷汗——竟是两颗人牙！
我一把扔掉手里的传真纸，“啊”地一声失声喊了出来。周围的同事急忙围了过来。
“怎么了？触电了？”他们问。
我指着桌子上的两颗牙，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当他们看清楚以后，好几个女同事同时惊叫了起来，其中有一个大喊：“这……这怎么那么像小胡的？！”
一句话喊得我脑子里“嗡”地一胀，我凝神看去，只见那两颗牙果然有些眼熟——牙有些大，显然是门牙，而且牙端还有两道一般人没有的锯齿状凹槽——我记得小胡说，那是他小时候嗑瓜子儿嗑出来的……
那两颗牙并没连着牙龈，看来是被人活生生从嘴里敲下来的……
小胡他……
我感觉被劈头盖脸泼了一盆冷水。
崔经理走过来，弄清状况以后，赶忙大喊：“都别乱动！赶快报警！”
这时候大家才赶忙散开，争先恐后地打电话。
不到十分钟，警方就赶到了。整个公司鸦雀无声，同事们静静地站成一个半圈，看着警察拍照、提取证物，并询问在场人员。小胡的两颗牙被警察封进一个小小的塑料袋，然后放到一个牛皮纸袋里。最后，崔经理和我被要求随车去派出所做笔录。
在警车上，我和崔经理坐在最后一排，一语不发。快到派出所的时候，他突然碰了我胳膊一下，我转过头看他，只见他一脸骇然，含糊不清地朝我吐出几个字。
“什么？”我没听清，低声问他。
“牙……‘以牙还牙’……”他说。
我打了个哆嗦，这才想起小胡收到的那封邮件。
这就是所谓的“以牙还牙”么？为什么小胡要遭到报复？更重要的是，这真的是那个死去的刘文军的意愿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要这帮警察恐怕也无济于事了……
在派出所接受询问的时候，我和崔总将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了一遍，并且都不可回避地提到了一个人——新希望模具厂的朱厂长，在我们眼里，他有脱不开的嫌疑——小胡作为保险公司业务员，做了他们工厂的业务，然而到了出险赔付的时候，朱厂长却迟迟拿不到保险公司的赔款，于是自然要将气出在经办人小胡的身上。而且朱厂长负担了太多费用，还被死者家属逼债，于是可能出此下策，绑架小胡，来威胁保险公司赔钱。
我们也将自己的这些想法表达给了警方。
想到这些的同时，我不免感到有些自责——如果我们当初尽快赔出这笔原本就该赔的钱，小胡不就没事了么？
现在小胡下落不明，这是最让我揪心的。他的牙已经被敲掉了，那他身上的其他部位会不会还完整呢？
或许，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十二
第二天朱厂长就被带到了警察局，警方叫我和崔经理过去指认。警察没有抓错人，我和崔经理隔着玻璃一眼就认出了他。他坐在椅子上，神情平静，这时旁边走过一位警察和他说了句什么，他一下子变得有些愤怒，和那警察大声说着什么，仿佛在指责警方的无端抓人。
接下来的几天，审讯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朱厂长一口咬定他与小胡的失踪无关，也更没有可能连夜将小胡的牙齿放到传真机里。
物证方面更是寥寥，这让警方陷入困境。
同时，在小胡的搜救方面也没有丝毫进展，朱厂长的工厂、仓库、住所以及小胡的住所等所有相关的地方，都被搜了几遍，但是遗憾的是，连小胡的人影都没有找到。
恐惧瞬间传遍了我们理赔部的每一个人，谁也不知道下一次会轮到谁的头上，更不知道导致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的，是一种什么力量。
每个人都想尽早了结那个案子，了结那份整日整夜的提心吊胆。压力之下，公司高层终于同意赔款，于是，案子很快就结掉了，包括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等100多万的赔款一次性支付给了新希望模具厂，又由新希望模具厂转付给了死者的父亲。从此没人愿意再提起这件事。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小胡没有再回来。
转眼一个月过去，春节快来了，警方每天都在努力做着搜救工作，却仍没有得到小胡的半点消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这总让我觉得有些难受。我们部门招聘了新来的同事接替了小胡以前的职位，但是我每次看到那位新同事的身影时，始终觉得那是小胡在我眼前晃动。
我怀疑自己被这件事搞得神经衰弱了。
还差几天就是春节了，深圳的每个外乡人都急着往家赶，我也不例外，赶着置办年货，收拾行李，买火车票。2005年的火车票很不好买，由于电话订票订不着，于是我不得不在腊月二十七那天的晚上，连夜守候在售票窗口，排队买票。
售票的窗口有十几个，每个窗口前都排了一队长龙，一直排到黑漆漆的室外。出票频率很慢，于是队伍在蠕动中缓慢前进，不知不觉中我有了倦意。我左右看了看，发现排了半天，自己还在长龙的后端，周围是黑糊糊的天。我看看手机上的时间，已经是下半夜两点了，前后左右排队的人，都被冻得不停地跺脚搓手，吸了吸湿冷的空气，我不禁也觉得凉从心生。
这时，队伍又往前挪动了一点，可能是又出了一张票。紧接着，一个人拿着票，从前面的售票厅里快步走了出来。我无意中一看，居然发现那个人走路的姿势很熟悉。正当我仔细看去的时候，那人却拐了下弯，隐没在人丛里不见了。
这时我突然反应过来——那是……小胡？
我想朝那个方向喊一声，却又觉得有些荒唐，于是暗自摇了摇头，又转过了身。
我想我真的是神经衰弱了。
别想太多了，还是节哀顺便吧。想起小胡，我对自己说。
十三
春节过后，繁忙的工作又开始了。上班的第一天，我打开公司的OA系统，这一次，里面没有再出现什么奇怪的邮件，倒是看到分公司领导给我们部门每个人发来的消息说，两周后，总公司要来我们分公司抽查赔案，要我们做好案卷的整理工作。
两周以后，总公司的人来了。新希望模具厂的那个案子，在去年的责任险里，是赔付数额最大的，总公司的抽查人员果然选中了这个案子，要下午检查。
于是我上午去档案室拿案卷。
案卷很厚很重，我小心地从保险柜里托出这摞资料，拿到办公桌上，细细翻看，看是否有遗漏什么文件。
资料很多，里面的医疗票据就有几十张之多，医疗票据的后面是索赔申请、死者身份证明、死者家属身份证明……一切资料都很完备。最后一张资料是保险单副本，我看了看右下角，“经办人及联系方式”一栏里还写着小胡的名字和他的手机号码。
再一次想起小胡，我又轻轻叹了口气，然后就要把案卷合上。
无意间，我的目光停在了那串手机号码上。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这个号码好像有些眼熟。
这张保单是小胡做业务员时签的，这保单上的手机号码，也是他那个时候用的。他来到了理赔部以后，我才知道他现在的手机号码。
想到这，我赶忙拿出手机，翻到小胡的手机号码，一核对——居然是一样的！
但我记得小胡曾对我说，“我手机换号了，新希望模具厂的人也找不到我，省得他们让我做中间人来处理，我就更难办了……”
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换手机号。也就是说，新希望模具厂的人如果想联系他，是可以找得到的。
他为什么要骗我？
想起春节前我在火车站见到的酷似小胡的身影，我隐约觉得事情好像在往另一个方向发展。
我赶紧向崔经理说明了情况，他立刻打电话过去给新希望模具厂，但是那边的电话无人接听了。
下午，我和崔经理驱车往新希望模具厂开去。
一路上，谁也不言语。我们都觉得要坏事。
当我们把车开到两个月前我们曾来过的地方时，我们顿时惊住了——原先的厂房、仓库已经人去楼空，大楼的正门上了一道大锁，上面横着一条白纸，上面写着“厂房招租”四个字，下面留了一串电话号码。
我们赶紧照着号码打过去，电话那边是一个陌生的声音，他说他是厂房的主人。我们问他这栋厂房以前的租户去哪里了，他说新希望模具厂春节前后就变卖了财产关门了。
春节前后，正是他们刚刚获得赔款的时候。
崔经理和我挂掉电话，迅速奔回公司，报了警。
警方立即调整了侦查方向，追加小胡为犯罪嫌疑人。
……
……
……
一个月后，小胡在兰州的老家被抓获，被捕的时候，他那两颗新的烤瓷门牙，才刚装上去一个礼拜。
经过接连三个昼夜的审讯后，小胡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原来，他利用自己保险业务员的身份，与“朱厂长”相勾结，低价租赁厂房、设备建起了名义上的工厂，然后迅速签订了保险合同，试图寻找机会共同骗取保费。小胡进入理赔部门后，觉得时机已到，于是开始着手人为制造保险案件。一个新来的名叫刘文军的外地员工进入了他们的视线，经了解，他是个孤儿，且刚来深圳不久，无依无靠。于是朱厂长瞄上了他，并在出事当天把机器的防漏电装置偷偷关闭，使其被高压电打成植物人，后来死亡。出事之后，朱厂长立刻给被害人伪造了深圳本地的身份证，开始向保险公司索赔。索赔过程中出现的所谓的伤者的“父亲”，只不过是朱厂长随便找来的一个农民工罢了。
至于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