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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同样陷于绝望的同类？
在奥斯威辛博物馆，陈列着那么多的照片和物件——其实，早在我们欢呼着向领袖行舞手礼的时候起，一切都给准备好了！
纽伦堡。作为一个标志性地点，党在这里崛起，也在这里覆灭。国际法庭竖起高高的绞刑架，12个——为最后的12个头领敲响丧钟。没有墓地，没有骨坛，没有地方可以成为纳粹主义的圣殿。大幕沉沉。然而，正剧的结局，却无法改变悲剧的全部剧情。600万犹太人死于虐杀，数千万欧洲人死于战争——此后，献上鲜花或点燃蜡烛，于逝去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
只要血来不及清洗，
只要记忆仍在，
只要秘密还蜷缩在档案室里，
只要公义还怯于说出，
世界就是废墟。
废墟是你，废墟是我，废墟是幸存下来的我们中的每一个人。
这废墟存留于我们体内，且绵亘成片，覆盖所有的心灵。麻痹，冷漠，空虚，阴郁，焦虑，终日悚悚危惧。我们失去了爱、善良、诚实、正直和尊严，失去了自由的梦想，失去了良知、信仰和勇敢。我们学会眯着眼睛看人，互相猜疑和仇视，甚至不信任自己。虚无主义的荒凉。
——世界如何救赎？
4
众多画家已然丧失思的能力。在他们眼里，唯是世界的表象，镜面及其反光；而基弗，看到的是现实的全息影像，黏连着记忆的重叠的阴影。他们是游戏者，沉醉于迷幻的光色之中；而基弗，眼前飘舞的是死亡的意象，他总是看到：今日重复昨日，死者跟踪生者。每一个日子，都被他们当作解放日来庆祝；而基弗，一个悲观的人文主义者，始终自囚于文明的废墟之中。他确信，新生的道路发端于此，然而那前景又堵塞着重叠的黑暗，直到世纪尽头……
只要世间存在着黑暗，他就是黑暗。
只要世间存在着死亡，他就是死亡。
他看得见同行所看不见的废墟，亡灵，不祥之物。他是一个通灵人。在我们的时代里，真正的画家一定是一个通灵人。
所以，基弗必须离开。
他不得不寻找。
在德国，他工作于废弃的校舍和厂房。在法国，换了巴札克的养蚕场，一样的废弃已久。没有人。到处是岩石、沙砾、灰泥，他就像一只寄居蟹一样地游来游去，从自己到自己。
在巴札克，基弗建造铅石混制的塔楼，挖掘洞穴，修筑长达数里的隧道连接白天和黑夜，一如历史，宏大而幽深。画家无秩序地放置铅制的床，以及船，令人骇异，想象千万年前周遭一片汪洋，而今水落石出——谁人在其上安寝？他用身体绘画，画幅、摄影图片、钢丝、铁板，各式材料散落地板，堵塞了道路。混乱。荒寂。即使培植了绿色的生命：薰衣草，百里香，桑树，藤萝，也无所谓春天。地面上，一群群向日葵也非梵高的向日葵，从来不作疯狂的舞蹈，却因太阳的黯淡而纷纷垂首……
自我流放于大地边缘，居于钟的心脏，反刍记忆中的黑色物质，倾听空穴的风声……
在基弗这里，废墟并非是历史的实存。
作为艺术形象，他无意于再现现实世界中具象的轮廓，而需要一个多形体的复合的形象，一个象征，一个巨型的图像空间。当废墟在画家的观察、记忆和想象中显现出来以后，他用沙粒、稻草、铁丝、黏土、灰，用画面、文字、照片、原材料和再生材料，用诸如腐蚀、磨损、断裂、拼贴、叠印、装置、遮蔽等繁复的手段来建造它。基弗以最可震骇的形式挑战人们的视觉，震颤的痛感使它变得含混、模糊、充满歧义；可是，当一旦显影于人类生存的意义之上时，它是那么清晰。
庞大的废墟！整体的废墟！日日夜夜的废墟！当幸存者及其子孙承载幸福之舟沿忘川顺流而下时，基弗独留岸上。他背叛了时间的法则。
回顾：阅读与写作
没有功利的目的，为读书而读书，如同毫无顾忌的写作一样，应当算是一种幸福。然而无论前者或后者，我都无法做到。少时读书，为求知欲所驱使，动机比较单纯；加上阅读不求甚解，偶有所得，着实有过欣然忘食的时候。等到年岁渐长，阅历增加，内心为问题所苦而意欲倾泄，情形便不同了。只要不是写诗，而是试图使用较为精确的逻辑语言去描述、探索、判断所经见的世界，往往陷入困境，有时甚至感到绝望。在这一意义上说，写作实际上也是一种“绝望的反抗”。事物的相关性，可以使问题层层推进以至于无限，而我又不是那类“通人”，以有限的知识和贫乏的语汇如何可能应付？只要写作长文，往往事先把所需要的书捡出来堆到一起，每日翻阅数册或数十册，直至书堆消失然后动笔，这叫“临渴掘井”，深度可想而知。若是学问家，决不会窘迫如此的。
在阅读和写作中，即使产生些许的快乐，也被几乎从未间断的紧张而沉重的惩罚性劳动所吞噬了。
阅读
我们这一代人的阅读，始于别无选择中的选择。
我们禁止翻译和阅读西方的许多著作，它们曾经被冠以形形色色的罪名。中学时代，我们就知道“禁书”的存在了。至于“内部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蓝皮书之类，在偏僻的县城不可得见，大约只有京沪等大城市的高干子弟及其朋友才有传阅的资格。“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陷于停顿，图书馆被劫洗一空。由于我遭到运动的冲击，一度被打成“牛鬼蛇神”，恐怖中烧掉家里的大部分藏书，仅余一两百册，连同“马恩列斯毛”著作，及鲁迅著作一起，给自己在荒芜的岁月里阅读反刍。
当时年轻，对知识和真理怀有一种不可遏止的热情。每隔一段短时间，我都会骑自行车蹈出县城，一面打听小道消息，一面求借书刊。《摘译》丛刊是那时读到的，青年思想者的《出身论》、《中国向何处去》是那时读到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也是那时读到的。借书。还书。借书。还书。……那段往来于城乡之间的旅途，贯穿着一种莫名的神秘之感，至今难以忘怀。
大约到了1974年左右，报刊渐渐多了起来。此时，我因一个偶然的机会，戏剧性地变做了乡村医生。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一个人订阅了二十余种报刊，从《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到《历史研究》，从《朝霞》、《学习与批判》到《人民文学》，从中获取外部世界的各种信息。数年如一日，每到清晨，我便如同守着一个密约似的，走向村南小学的凤凰树下，迎候我的绿衣使者。
1981年7月，我被借调到省城做编辑工作。我欣喜于作为一个书籍的消费者，从此可以由自己将书籍制作出来奉献于社会了。
原出版社资料室藏书丰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里面居然拥有大批“皮书”。但是，资料室里一名改正未久的“右派”，总是带着一种审视的目光看我，态度很不友好。我对此一直感到纳闷，后来从报上看到大量“农民工”受歧视的报道，才仿佛有所悟。我也是“农民工”，没有工作证，不能像其他正式员工一样享受借书的权利，借书是需要“保人”的。我想，大约是提防我某日被解雇然后携书潜逃的吧？在个人阅读史上，这是一段难以磨灭的屈辱记忆。
80年代初，读者在书店排长队购书是一大人文景观，我亲眼见过抢购吉拉斯的《新阶级》的盛况，场面十分感人。这时，西方文学名著纷纷重版，长期被禁的一些苏联作品如《日瓦戈医生》、《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等陆续面世。“反面乌托邦”三部曲（奥威尔著《1984》、赫胥黎著《美丽新世界》、扎米亚京著《我们》）的出版，当时并不特别被人注意，经过时间发酵，至90年代其意义才显示出来。现代派作品的翻译呈勃兴之势，它们长于表现黑暗、危机和叛逆，出现在浩劫之后伤痕累累的中国，可谓适逢其时。1983年来势汹汹的“清污”运动，把现代派定性为一种“精神污染”，可见其潜在的影响力。袁可嘉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选目精当，在青年大学生中广为流布，我是最早在这里读到《荒原》、《二十二条军规》、《等待戈多》等作品，并由此出发，涉猎相关的各类书籍的。其间，购读的有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艺》杂志及《外国文艺丛书》，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及稍后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等。这些气派宏伟的丛书，让我认识了许多陌生的作家，使我对于20世纪世界文学地图有了一个较为系统的了解。
董乐山先生把80年代初期对西方文化的介绍称作“第二次西风东渐”。我以为，现代价值观念的引进是第一重要的，方法论尚在其次，虽然稍后腾起过一阵“方法论热”。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传播新知识、新观念方面，由包遵信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居功至伟。当时，除了商务印书馆重印的《汉译名著》，三联书店的《文化生活译丛》和《新知文库》，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编印的《西方学术译丛》，从西方直接移译过来的著作甚少，所以丛书甫一问世，即风行全国。这套大型丛书立足于中国现实及改革，具有明显的启蒙性质，行文也晓畅易读。我购读了其中的大部分，它们确实给我带来了许多新东西，像“熵”，此前就闻所未闻。还有好几部畅销书值得一提。是柳鸣九主编的《萨特研究》，最先带动我寻找西方现代知识分子，认识存在主义哲学；是房龙的《宽容》和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煽起我对思想史的热情；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也是那时候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