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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做了乡村医生。而这时，文学期刊渐渐恢复过来，安逸中，又萌生了文学的幻想。我写了赞美知青农场的诗，首次在《广东文艺》杂志发表，一种表现欲跟着急剧膨胀起来，随后又寄出一篇拍马的论文，和一首数干行的长诗《中国农村在前进》。用涅克拉索夫的话说，我是用我的竖琴弹出了“不正之音”。
幸好在“文革”期间，发表作品需要函调作者的政治面目，我的诗文，都因为“政审”关系，在接到留用通知之后不久退稿了。如果不是为出版机关所拒绝，不知道自己还要在这条阿世取容的写作道路上滑出多远！
在这个时候，鲁迅严峻而又温爱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对于这位大先生，至今所以一直心存感激，就因为他，而且只有他，适时地拯救了我的灵魂，在我堕落时给了我以上升的希望和振拔的力量。我反复阅读他的文本，从中发掘我所需要的思想燃料，借以照亮眼前茫昧的中国社会。几年间，共写下十余篇地下论文，还完成了一部书稿《鲁迅旧诗译说》。论文有《鲁迅论秦始皇》、《鲁迅与瞿秋白》、《鲁迅论》、《鲁迅论写真实》等，虽然都是从鲁迅那里出发的，但是，由于笔涉“评法反儒”、“评《水浒》”运动，文中对神圣的东西多有亵渎，而且瞿秋白也是被指为叛徒的，因此害怕被发现，特意找来一位木匠朋友为桌子制作了活动夹层，把写满的稿纸一页页藏匿起来。
除了《鲁迅论》在后来发表外，其余文字都没有发表。其实，写作时就根本不曾想到发表。在这里，我找回了本来意义上的写作状态。现在回过头看，这些文字多少夹带着当时的流行语汇的痕迹，但是对我个人来说，这段时间的“地下写作”，却是一场非常有益的思想训练。
1972年至1973年间，我受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和希腊诗人巴尔尼斯诗风的影响，写过一首未完成的长诗，记录“文革”期间个人精神偶像坍毁的过程。
1978年以后，我仍专注于诗歌写作，内容大体上描画文革的伤痕，倾注对符码为“四人帮”的政治文化专制主义的愤慨。在否定“文革”的问题上，朝野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写作这类作品，不见得需要多少独立的思想，也无需担受什么风险；暴露性的主题是被允许的，写法多有重叠之处。所谓“拨乱反正”，反映在当时的诗坛，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潮流。
做编辑是从诗歌开始的。先编《花城》，后编《青年诗坛》，从中接触民刊《今天》，接触大量的大学生诗歌，感受其中的朝气；加以阅读西方的现代诗，觉得无论在理论和创作方面都有必要作出反省和改变。在理论上，我是基本上认同当时在诗坛遭到围攻的所谓“三个崛起”的观点的，可是不识时务，把相关的想法形诸文字，以公开信的形式，发表在1983年第5期《青年诗坛》上。意想不到的是，随即引发广东诗歌界一群老诗人的点名批判，挟“清除精神污染”之势，颇具杀伤力。为此，出版社把我的诗集《骆驼和星》从印刷车间调回重审，删去诗两首，另外两首被砍掉尾巴，谢冕先生写的序言也被毙掉了。随后，《青年诗坛》停刊。
作为纪念之作，我写了《贝多芬》、《沉船》、《海之梦》。
1992年，诗集《梦想或忧伤》出版。至80年代结束，我已不再写诗，挥手告别亲爱的缪斯了。
写作鲁迅的传记原是“清污”之后慰自己的寂寥的，计划写成薄薄的小册子，结果写了80万字，起名为《人间鲁迅》。
传记采用最新史料，吸收了学术界的一些新见。一、订正了部分史实，像流行的关于鲁迅加入同盟会，鲁迅给陕北红军致贺信等，我以为纯属子虚乌有，所以全书不着一字。二、书中对左翼文坛复杂的人际关系做了初步的清理，对郭沫若、田汉、夏衍、茅盾、邹韬奋、周扬等人明确表示了批评性意见。值得指出的是，在《译文》问题上，鲁迅对茅盾是不满的，这种看法一直延至两个口号之争，以致左联解散前后一段时间。这些问题，因为为贤者讳，在其他传记或者文学史中是被掩盖了的。三、在一些理论问题上有所澄清，比如“两个口号”之争，学界一直把它看作内部不同意见的一般争论，甚至是一场无谓的混战；我则以为是政治原则和文艺原则的根本性分歧。由于冯雪峰的关系，鲁迅在字面上虽然同意作出某种妥协，但是实际上是反对使用源于共产国际的“国防文学”口号的，这与反对解散左联的意见前后一致，体现了鲁迅对国家权力、民众、革命等问题的一贯思想。又如，鲁迅对待“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态度，其间是有着微妙变化的，从传记中可以看出鲁迅从事理论批评的原则性和分寸感。四、文革结束后，茅盾撰文反对“神化”鲁迅，实际上隐含着对鲁迅伟大一面的解构。随后，即有新传出版，扩大表现鲁迅的“病态”人格。毋庸讳言，鲁迅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然而，他的丰富性也正好表现在这里。鲁迅的伟大是平凡的伟大，但不可以因为强调他的矛盾性、平凡性而否定他的一贯性和非凡性。五、在叙述、描写和议论中极力保持一种均衡，追求事实、思想和诗意的融合。为加强人物形象的真实性，书中尝试使用内心分析的方法，个别段落借鉴意识流小说的手法，都是此前的鲁迅传记所不曾使用的。关于鲁迅，从前过多地强调外部的社会环境，而忽视内部的精神状态，包括他的孤独、苦闷、寂寞等等。外部环境又往往被等同于政治事件的叠加，而忽视周围知识社会的状况，精神氛围，人际关系，种种分裂与冲突。我特别看重分裂——统一性的瓦解，像留日学生的分裂，《新青年》的分裂，左联的分裂，兄弟和众多朋友的分裂，从不断的分裂中观察和表现鲁迅的特异性的生成。我把鲁迅当成一个伟大的矛盾统一体来处理，当成一个冲突的“场”来处理，也当成中国问题的一面“镜子”来处理。我以为，我在传记中是作了一些新的尝试的。
《人间鲁迅》由花城出版社在1986年至1990年间分三部依次出版，1998年合为上下两部再版。出版后，曾在北京召开小型讨论会，《读书》杂志刊登过会议纪要。2004年，改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又撰写《鲁迅画传》一种，2004年由团结出版社出版。两书均有韩国译本。
为写作《人间鲁迅》时所触发，曾一度萌起写胡风传的心思，试图借一个人的命运史折射知识分子与权力社会的关系，为此搜集过一点史料。恰逢舒芜《回归五四》后序发表，又看到个别反击的文字，觉得有必要把胡风集团案当作“事件”而非“案件”，置于一个时代、体制的大背景下作全面反思，便写了一篇五万字的长文《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寄由谢泳先生在《黄河》杂志发表。
文章对胡风案发生前后的文学传统、时代环境、人事关系、个人及组织行为进行了梳理，据此对同知识分子生存密切相关的一些带普遍意义的理论问题作出探讨。其中，将精神损害与政治迫害并举，首次提出以“悲剧”代替“冤案”，引入被害人学理论，突出自由权利、责任和赔偿问题。本文以很大篇幅叙述并论及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但也没有忽略个人的偶然性因素；同时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精神气候”对一代作家的影响，指出思想个性及人格建设的重要性，实际上归结为知识分子的角色认知问题。
本文发表后，全国有多家刊物转载，并由香港上海书店出版单行本。
1999年，应邵燕祥先生之邀合编一散文选本，编成后，邵先生嘱作序，下笔竟不能遏止，达13万言，结果因篇幅太大做不成序文，遂起名为《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在《书屋》杂志单独发表，后收入《自制的海图》一书，2000年由大象出版社出版。
《观察》一文以树木为喻，分“根”、“干”、“枝叶”及“其他”不同部分。“根”说的是体制问题，包括作协制度、出版制度、奖励制度，还有一个意识形态及霸权话语问题。文中特别指出，意识形态与“有活力的组织”相结合所产生的改造功能是巨大的。“干”是当代文学史的分期描述。“枝叶”为作家论，对1949年后五十年间的二十余位有代表性的作家进行了分析。其中，对刘白羽、杨朔、秦牧、王蒙、余秋雨、贾平凹等人物作否定性批评，并对苇岸、筱敏、一平、刘亮程等新人相对持高度评价，结论是带颠覆性的。“其他”是有关散文理论的阐发，也可看作以上的作家论的根据。在这里，我自立了文学批评的准则，将作品质量的判断标准简化为：自由感、个人性与悲剧性；并且进一步指出：自由感带有统领性质，是它把后两者综合起来，构成和谐的审美形式。作品的价值，即取决于其中的综合分析指数。以此为基础，作品可划分为三个梯级：一般性作品；独创性作品，或称优秀作品；伟大作品或经典性作品。
作为精神性产品，自由是文学的生命。对自由精神的轻忽，从实质上说等于取消了文学创作与批评。因此，文章最后强调指出：“文学史就是自由史，自由精神的蒙难史和解放史。”
2003年前后，写成文学史专著《中国新诗五十年》，计30万字。本书同样以自由精神立论，贯穿五十年新诗发展的历史。导论为诗歌理论，确立诗歌的特质，对诗人和作品的层级划分作一般性的论述。第一章“效应史”为中国新诗发生头三十年历史，回顾传统的形成，作为后五十年的一个参照，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当代诗人所遗弃、继承与创新的轨迹。书中对不同阶段的诗歌现象、诗人群体及个人，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