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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选！保�8＇
胡适搭乘的火车在6月20日上午抵达温哥华。他原先约好一起回国的张慰慈，两天前就到了，他还到车站接了胡适。张慰慈是胡适从前在上海澄衷读书时的同学。胡适从轮船公司那儿收到了朋友的几封信：“读C。W。＇韦莲司＇一短书及N。B。S。＇瘦琴＇一长书，使我感慨。”＇9＇可惜，这两封信现都已不存。胡适给韦莲司的回信说：
衷心感谢妳在我今晨抵达时迎接我的信。
离开旖色佳，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一直觉得我的朋友的所在，就是我的家乡。此刻，我就要离开我所营造出来的家乡，而回到我父母给我的家乡！
喔！我所要别离的妳！妳给我的友谊丰润并深化了我的人生。每想到妳、每与妳一起作思考，就是喜悦！
我希望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会永远保持联系。
请在信上告诉我妳的健康和工作的情况。一定要去度假。我这几天一直为我们那天所谈的事情记挂着。妳去度假的时候，请寄张明信片给我。在此敬祝妳会有一个完全放松而愉快的假期！
我明天启航。在此怀着对妳与妳家人最美丽的回忆，并奉上最诚挚的祝福。
妳的朋友胡适＇10＇
胡适在6月21日登上“日本皇后号”邮轮。他坐的是二等舱，同舱的五人是：许传音、郑乃文、永屋龙雄、张慰慈，以及胡适自己。从温哥华到日本横滨，两个礼拜的航程，天气一直不好。快到横滨的前两天，也就是7月3日晚上，他们才见到月亮。船行的颠簸以及海水的壮阔美丽，胡适6月30日在邮轮上写给韦莲司的信，有一段非常优美的描述：
前两天海上颠簸得极为厉害，但现在已经平静下来了。此刻的海是最美丽也不过了：三天来，这是第一次夕阳洒下它最迷人的余晖；海水蓝极了！那此起彼落的小白浪花更为之作了点缀。没有浪花的海洋会是多么的单调与无趣啊！我们的邮轮仍然颠簸得很厉害，但我受得了。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晕过船，没停过一餐饭，也没被迫放下我的书本。＇11＇
我们记得胡适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后，写了一首颂赞“新俄万岁”的《沁园春》。很巧的是，他在“日本皇后号”邮轮上，就碰到了一群俄国革命后“衣锦还乡”的流亡的革命分子。胡适在日记里几次提到他们，不掩其鄙夷之色：
二等舱中有俄国人六十余名，皆从前之亡命，革命后为政府召回者也。闻自美洲召回者，有一万五千人之多。其人多粗野不学，而好为大言。每见人，无论相识不相识，便高谈其所谓“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者。然所谈大抵皆一知半解之理论而已。其尤狂妄者，自夸此次俄国革命之成功。每见人辄劝其归国革命，“效吾国人所为”。其气概之浅陋可厌也。其中亦似有沉静深思之士，然何其少也！＇12＇
胡适在写给韦莲司的信里，话说得一样的重。他说这些俄国人：“几乎全是无政府主义者，现在被政府召回。我原先期待能跟这些流亡人士有一些有意味的交流，结果是大失所望。相信我说的话，他们是令人讨厌的一群！我一点都没夸张。”＇13＇他说他最鄙夷的，是他们的浅薄与浮夸：
在这群男女里，有些是我毕生所见最肤浅、最封闭之徒。再恶心的举止我都可以忍受。然而，浮夸、张着眼睛说谎话，才真是孰可忍孰不可忍！我一想到这些“过气的革命家”（revolutionist emeritus＇revolutionists emeriti＇）是由俄国政府付他们的川资，回国的时候可能还会受到凯旋式的欢迎，我就感到无比的悲哀。＇14＇
胡适嘲笑这批前此流亡的“革命分子”连“罢吃”一顿饭都坚持不了，还侈言什么革命：
二等舱里的俄国人嫌饭食不好，前天＇6月28日＇开会讨论，举代表去见船主，说这种饭是吃不得的。船主没有睬他们。昨夜竟全体“罢饭”，不来餐堂。餐时过了，侍者们把饭菜都收了。到了九点钟，他们饿了。问厨房要些面包、牛油、干酪、咖啡，大吃一顿。＇15＇
他在给韦莲司的信上批评这批俄国人太过挑剔，嗤笑他们天生就没有娇生惯养的命，却贪图在邮轮上当几天的美食主义者：
事实上，二等舱的伙食是出奇得好，比我们这些住在大学城住食两包的地方的伙食要好得多，说不定也远比这些“罢食者”在美国所能吃得到的饭菜要好得多多了。我怀疑他们回到此刻食物正短缺的俄国以后要怎么过活呢！＇16＇
这六十几个俄国人当中，只有少数几个胡适愿意美言几句。他说：
头等客中有托尔斯泰之子伊惹·托尔斯泰公爵（Count Ilya Tolstoy）。一夜，二等舱之俄人请其来演说其父之学说。演说后，有讨论甚激烈。皆用俄语，非吾辈所能懂。明夜，又有其中一女子名Gurenvitch＇谷仁维奇＇者，演说非攻主义，亦用俄语。吾往听之，虽不能懂，但亦觉其人能辩论工演说也。演毕，亦有讨论甚烈。后闻其中人言，此一群人中多持非攻主义，故反对一切战争。惟少数人承认此次之战为出于不得已。＇17＇
我们记得胡适在1915年间一度成为一个绝对不抵抗的非攻主义者。我在第六章追溯他在1916年又从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者蜕变成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我们记得胡适所活跃于其中的“世界学生会”，在1913年加入“国际学生联合会”。该年“国际学生联合会”所选出来的会长是德国人墨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墨茨因为拒绝从军当炮灰，遁入荷兰转道赴美。胡适当时称赞墨茨不牺牲其和平主义，“不为流俗所移”，毅然遁走的行为，“犹如空谷之足音”，是一个理想家。等胡适变成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赞成武力制裁以后，他就转而批评不愿从军者是不能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了。他甚而暗讽他们跟古时私自折臂成残以逃避兵役者都是一丘之貉：
＇1917年＇四月廿八日，美国议会通过“选择的征兵制”。此亦强迫兵制之一种也。
自此以来，吾与吾友之非攻者谈，每及此事，辄有论难。诸友中如Paul Schumm＇舒母＇，Bill Edgerton＇艾杰顿＇，Elmer Beller＇贝勒＇，Charles Duncan＇邓肯，韦莲司前男朋友＇皆不愿从军。昨与贝勒（Beller）君谈。君言已决意不应征调，虽受囚拘而不悔。吾劝其勿如此，不从军可也，然亦可作他事自效，徒与政府抵抗未尝不可，然于一己所主张实无裨益。
吾今日所主张已全脱消极的平和主义。吾惟赞成国际的联合，以为平和之后援。故不反对美国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亦不反对中国之加入也。
然吾对于此种“良心的非攻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s），但有敬爱之心，初无鄙薄之意；但惜其不能从国际组合的一方面观此邦之加入战团耳。
因念白香山＇居易＇《新丰老人折臂歌》：
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
……
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
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椎折臂。
向之宁折臂而不当兵者，与今之宁受囚拘而不愿从军者，正同一境地也。＇18＇
胡适搭乘的“日本皇后号”在7月5日下午进日本的横滨港。他原来的计划是在横滨下船，到东京一游。然后，再从东京搭火车到长崎赶搭继续驶向上海的“日本皇后号”。后来，因为邮轮在横滨和长崎停留的时间都很短暂，遂决定作罢论。＇19＇然而，等他和张慰慈在横滨下岸寄信买报的时候，因为朋友的坚邀，于是坐电车到东京去。在东京，胡适、张慰慈跟几位旧友和新识在一家中国餐馆吃了晚餐。几位朋友邀请他们在东京住一两天，然后坐火车到长崎赶船。胡适和张慰慈“以不欲坐火车，故不能留”。于是，“是夜九时，与诸君别，回横滨。半夜船行”。＇20＇
7月7日早上，邮轮抵达神户。胡适与张慰慈上岸一游。胡适在神户给韦莲司写了一张明信片：“五日在东京。和几个旧友一晤。报载中国局势大不妙＇指张勋复辟＇。再及。”＇21＇月8日，到长崎。胡适和张慰慈没上岸。胡适在日记里描写了沿岸绝美的景色：
八日，自神户到长崎。舟行内海中，两旁皆小岛屿，风景极佳。美洲圣洛能司河（St。Lawrence River）中有所谓“千岛”＇Thousand Islands＇者。舟行无数小岛之间，以风景著称于世。吾未尝见之。今此一日海程所经，亦可称亚洲之“千岛”耳。＇22＇
7月10日，“日本皇后号”抵达中国上海。胡适在日记里说：“二哥、节公、聪侄、汪孟邹、章洛声，皆在码头相待。二哥年四十一耳，而须发皆已花白。甚矣，境遇之易老人也！聪侄十一年不见，今年十八而已如吾长。节公亦老态苍然，行步艰难，非复十年前日行六十里（丁未年＇1907＇吾与节公归里，吾坐轿而节公步行）之节公矣。”＇23＇胡适在抵达上海当天给韦莲司的信上，报告了他立时的观感：
上海没变！仍然跟从前一样地纵情声色、一样地浮华。都市的面貌是有了极大的改变——新的交通工具、新的酒店、剪了辫子的男人。我还没时间去逛书店。但从一天来的所谈所见来看，我一点都乐观不起来。我会再写信告诉妳。
短暂的帝制已经是过眼云烟了——就只有一个星期的寿命＇指张勋复辟＇。然而，整个国家都为之而在扰攘中。几乎所有的国会议员现在都在上海。明天我会去找其中几位谈谈，看他们的想法如何。现在全国分成了好几派。帝制复辟是现在正要上演的闹剧里最不重要的一幕罢了。我预料会有进一步的斗争与摊牌，即使不是立时，也就在不久的将来。我个人是希望那越快发生越好。这点，我也会在下封信里再告诉妳。
我现在住在一间旅店里。会回家几天。我在等北京来的朋友谈些北大的事。
我回国以前对大局就没有抱太大的期望，所以我对国事与我的同胞也就不会大失所望。＇24＇
有关张勋复辟的消息，胡适是在船抵横滨上岸买报纸的时候看到的。他在日记里说：
七月五日下午四时船进横滨港，始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