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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国民》里有两个格言，胡适当时没有选译，可是后来都被他身体力行。一个是林肯在1860年竞选美国总统时，在一篇批判蓄奴的演讲词里所说的话：“我们要有信心，公理就是力量；在这个信心之下，我们就要敢于去作我们认为该作的事”（Let us have faith that right makes might；and in that faith let us dare to do our duty as we understand it）。＇36＇胡适从留美时期开始，先是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后来变成一个国际正义主义者，后者成为他一生信奉的理念。林肯这句“公理就是力量”的格言，其实是“强权就是公理”（Might makes right）的颠倒版。“强权就是公理”是胡适从留美开始就深恶痛绝的一句话，而在上海求学时的他，却对林肯所说的这句格言视若无睹。这个遗珠之憾，当然可能是胡适的疏忽。然而，更有可能的是，这是胡适的社会达尔文时期，是他欣然接受他二哥的建议，用“适者生存”的“适”来作他的名字的时候。“公理就是力量”，对当时的胡适而言，说不定是属于“腐儒之见”的范畴。
另外一个胡适在青少年时期认为与中国的急务不相干的格言是：“A place for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in its place。”这句格言，胡适在将近四十年后，从他得心脏病以后的特别护士兼情妇哈德门太太那儿听来，觉得是一句至理名言。他当时可能早已忘了这是他年轻时曾经读过的一句话。他在1946年4月2日的日记里说：“Virginia Davis Hartman＇哈德门太太＇说，她小时，家庭教育最注重一句话：‘A place for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in its place。’她一生得力不少。我也喜欢此语，试译为白话：‘每件东西有一定地方，件件东西各归原地方。’此种教育最有用。‘每物有定处，每物归原处’（六月十七改译）。”＇37＇
当然，才学了四年英文的胡适，如果他在读《真国民》的时候，没有读错、译错的地方，那才是匪夷所思呢！胡适翻译“金玉之言”难免有错译的地方，有些是文字上的，有些则是文化上的。换句话说，翻译的工作绝对不只是单纯在文字上的转译工作，它还是一种文化上的转借与诠释。胡适在翻译《金玉之言》时所犯的错误，绝大多数都不是文字上的，而是文化上的，这又是胡适聪颖过人的另外一个证据。文字上的错译，可以举两个为例。“摇摇床之手，可以震动天下。”（The hand that rocks the cradle rules the world。）《真国民》读本说这句俗谚的作者不详（Anon。），十七岁的胡适不知道“Anon。”是“Anonymous”的缩写，所以他说这句俗谚的作者是“阿农”。＇38＇另外一个例子是：“Every great and manding movement in the annals of the world is the triumph of some enthusiasm。”胡适把这句话翻成：“一年之中，世界记载之大事业，皆热诚之胜利而已矣。”胡适在这里把“annals”这个字译成“一年之中”。其实，他不如就干脆把那四个字删去，而把那句话翻成：“世界记载之大事业，皆热诚之胜利而已矣。”＇39＇
另外两句话，必须懂得西方的文化背景，我们甚至可以说，必须中西融通了以后，才能正确掌握。第一句是：“The child is father of the man。”胡适把它翻成：“孺子亦人父也。”＇40＇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从小可以看大。”亦即，俗话所说的，“三岁定终身”；或者以胡适自己当时曾经征引过的俗话来说：“三岁定八十”。＇41＇第二句是：“The revolutionist has seldom any other object but to sacrifce his country to himself。”胡适把这句话翻成：“所谓志士者，惟思牺牲其身于祖国而已，无他愿也。”＇42＇胡适所翻出来的句子刚好跟原文的意思相反。这句话是英国保守主义者亚里生（Archibald Alison，17571839）在他写的欧洲近代史里所说的一句话。亚里生说这句话的时候，批评的对象是法国大革命，这句话的前文是：“The lover of freedom is willing； if necessary； to sacrifce himself for his country。”＇43＇所以，如果我们把上下文都译出来，它的意思是：“爱自由之士，在必要时，愿意为国牺牲；革命分子的目的，则不外乎要国家为自己而牺牲。”我们与其说胡适因为英文不够好而读错了原文，不如说胡适因为先有了主见而读错了原文。我们要注意，胡适在此处把“revolutionist”翻成“志士”，是因为他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而同情革命、同情秋瑾（胡适在《竞业旬报》里写了好几篇《时闻》，缅怀秋瑾，以及痛诋处决秋瑾的绍兴知府贵福）＇44＇，因此，胡适在直觉上就把“revolutionist”当成一个正面的名词，而把它翻成“志士”，他不知道在亚里生的心目中，“revolutionist”就如“洪水猛兽”一般。《真国民》的作者会在《爱国篇》里选收亚里生的这句话，其意识形态如何，当然也就不言可喻了。
胡适的“新民”说，或者说，胡适在他的思想成长过程中有他的“作新民”的阶段，这对我们对他思想的理解，或者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有什么意义呢？胡适在1933年12月22日的日记里，把中国近代思想史分为两期：“一、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二、集团主义（collectivism）时代，一九二三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45＇胡适把梁启超和《新青年》同样划为维多利亚时期，可能会使一些人感到惊讶。然而，胡适的诠释是正确的。诚然，梁启超的“新民说”和《新青年》都侧重个人的解放。这种维多利亚、侧重个人的解放的思潮，从表面上看来，似乎与爱国或民族主义矛盾。其实不然，个人的解放与国家社会之间虽然有其矛盾、抗衡与紧张的关系存在，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深厚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传统的社会里，追求国家富强的梦想，以及公德心的礼赞，都足以把个人的解放与国家社会进步连结在一起。这种把个人的解放视为国家进步的先决条件的想法，当然可以有不同的诠释方式，它可以很“法家式”地把个人视为国家社会的工具，也可以“儒家式”地把个人的进德与国家社会的进步视为相辅相成、相生相应的关系。也就是因为如此，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在分析严复的思想时，指出严复翻译西方自由主义的经典著作，可以与他寻求国家富强的目的并行不悖，甚至是附丽于其下。＇46＇我们在上文所提到的高哲一所用的公民共和主义的理念，对这点也作了异曲同工的诠释。这也就是说，公民各个把自己铸造成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人，目的可以是发挥其公德心，以便把自己奉献给国家与社会。
问题是，史华慈的“寻求富强说”与高哲一的“公民共和主义”可以解释近代中国许多人物的想法，特别是政党的党义与行径，但并不是全部，而且有简单化了的弊病。思想袭人的态势是众声喧哗的，它不但没有一定的轨迹，而且常是糅杂（hybrid）、矛盾、盘根错节的，特别是当传统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的时候。个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从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一点都不干净利落，而是盘根节错、难以归类定位的，它可以游离于现代化了的“法家”、“儒家”理念之间，更可以附丽于西方自由主义、公民共和主义，甚至也可以附丽于开明专制与法西斯主义的理念。从这个角度来说，胡适所谓的近代中国思想的维多利亚时期，从梁启超到《新青年》，其实也应该包括上海时期的他自己，就是这种糅杂、游离最好的几个范例。而这几个范例，也正是史华慈的“寻求富强说”以及高哲一的“公民共和主义”最无法诠释的例子。
不像贾祖麟所说的，他说梁启超跟以寻求国家富强为依归的严复一样，把个人主义奴属于民族主义之下。＇47＇梁启超在《新民说》里说得很清楚：“天生人而赋之以权利，且赋之以扩充此权利之智识，保护此权利之能力。故听民之自由焉，自治焉，则群治必蒸蒸日上。有桎梏之，戕贼之者，始焉窒其生机，继焉失其本性，而人道乃几乎息矣……夫中国群治不进，由人民不顾公益使然也。人民不顾公益，由自居于奴隶盗贼使然也。其自居于奴隶盗贼，由霸者私天下为一姓之产，而奴隶盗贼吾民使然也。”＇48＇个人与国家社会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相生相应的关系，在这里是再彰显也不过了。梁启超并没有把个人单纯地视为国家社会的工具，个人的权利对梁启超而言，是天赋的，是人道的根本。即使梁启超后来鉴于中国的落后，而一度青睐于开明专制，天赋人权之说，一直是他所不可妥协的基点。梁启超之游离于公民共和主义与开明专制之间的事实，适足以证明近代中国思想界糅杂、盘根错节、难以归类定位的特质。
胡适这个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说，有“夫子自道”的意味，虽然他有意自外于这个近代中国的维多利亚时期。从本节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胡适也经过了他自己的维多利亚时期。他对《国民读本》与《真国民》的喜爱，主要在于这两本书都细致地讨论了维多利亚的美德，以及这些美德如何把个人铸造成独立、高尚、健全、有用、爱国的国民。上海时期的胡适对爱国的执著，我们甚至可以说，偏执（fxation），我们在本章倒数第二节还会详细分析。我认为胡适之所以不把青少年的自己归类在近代中国的维多利亚时期，是因为他思想成长的轨迹，以留美初期为界，有一个为人所不知的断层。这个断层脉的名字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是留美以后以世界主义自视、自诩的他雅不愿为人所知的过去，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