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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圆度，果皮的颜色，果肉的种类——把果皮切开一小片以后，我们可以看出果肉是软的还是脆的、甜的还是酸的。这些分类的特征相当笼统。我们这些对苹果所知无几的外国学生，作这苹果分类的工作非常辛苦。但对美国学生来说，这就易如反掌。他们知道一般常见的苹果的名字，所以他们只须要翻到书后的索引；从俗名，他们就可以很快地找到学名。如此，他们就可以一一地把分类表填好。在短短的时间里，二三十分钟的时间，他们就可以轻易地把三十几种苹果分类好。因为他们不用把苹果切开，那会氧化变色，所以他们就把那些苹果，塞入大衣口袋里，一个个快快地离开了实验室扬长而去。可怜我们三两位留在实验室里的中国同学。我们绞尽脑汁，根据手册去分类，结果多半还是错的，我们得到的成绩不好。
在这些果树学的实习阶段以后，我开始问我自己：我勉强自己学我完全没有兴趣的农科是否是错的？我背离了我早年的思想背景和训练，以及我新发现的兴趣和能力是否是错的？这门果树学——特别是那些实习——帮助我作了我的决定。
我那时年轻，记忆力又好。我可以在考试前夕开夜车，我可以把这些苹果的种类硬记下来考过关。但是我知道考过以后，不出三天或一个礼拜，我就会把当时那些四百多种苹果的种类忘得一干二净。同时，那些苹果，中国泰半也都没有。所以我决定我违背了个人的兴趣和性向去学农，根本就是彻底的浪费，彻底的愚蠢。＇34＇
胡适1952年在台湾所作的那个演讲里，说得更为确切。有趣的是，根据他在这个演讲里的说法，“果树学一”还是他注册后所加选的一门课。更重要的是，他把转系的决定更确切地定在开学的第二个星期。我比较相信胡适对这个日期的记忆，是因为这种心灵上的震撼与创伤，是比较不容易磨灭的：
依照学院的规定，各科成绩在八十五分以上的，可以多选两个学分的课程，于是增选了种果学。起初是剪树、接种、浇水、捉虫，这些工作，也还觉得是有兴趣。在上种果学的第二星期，有两小时的实习苹果分类。一张长桌，每个位子分置了四十个不同种类的苹果，一把小刀，一本苹果分类册，学生们须根据每个苹果蒂的长短，开花孔的深浅、颜色、形状、果味和脆软等标准，查对苹果分类册，分别其类别（那时美国苹果有四百多类，现恐有六百多类了），普通名称和学名。美国同学都是农家子弟，对于苹果的普通名称一看便知，只须在苹果分类册查对学名，便可填表缴卷，费时甚短。我和一位郭姓同学则须一个一个的经过所有的检别手续，花了两小时半，只分类了二十个苹果，而且大部分是错的。晚上我对这种实习起了一种念头：我花了两小时半的时间，究竟是在干什么？中国连苹果种子都没有，我学它有什么用处？自己的性情不相近，干嘛学这个？这两个半钟头的苹果实习使我改行，于是决定离开农科。＇35＇
说完了他上“果树学一”课的惨痛经验以后，胡适接着说明了他从农学院转到哲学系的三大理由。第一理由，也是胡适认为比较根本的理由，就是他对中国哲学、历史的兴趣：
我年轻的时候，就读了大多数基本的古代中国哲学，以及近代中国思想方面的书，后者所指的是宋明的新儒家。这就是我思想的背景，这也就是我对中国古代、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兴趣。
在农学院的那三个学期，我考试的成绩还颇像样的。那时学校有一个规定，只要我期末考的成绩平均在八十分以上，我就可以在十八小时必修的学分以外，去多选两小时额外的学分的课……我选的是文学院克雷登教授（Professor J。E。Creighton）所开的哲学史的课。克雷登教授并不是一个有口才的老师。但是，他严肃、恳切地展现各个学派。那种客观地对待历史上各个阶段的思想史的态度，给我留下了一个极深的印象，也重新唤起了我对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的兴趣。
胡适说他在农学院的时候，就选修了克雷登哲学史的课。这个回忆是不正确的；时间和课程的名称都不对。我们在前文所列出来的他第一学年在农学院时所选的课里，没有一门是哲学的课程。他在1928年写的一篇回忆胡明复的文章里说：“到了1912年以后，我改入文科，方才和明复、元任同在克雷登先生（Prof。J。E。Creighton）的哲学班上。我们三个人同坐一排。”＇36＇胡适在这篇文章里说的时间虽然对，也就是说，这是他第一次选哲学的课，可是他在这里所谓的“哲学班”指的是哪一门课呢？根据胡适在康乃尔的成绩单，他在1912年春天，也就是他转到文学院以后，选了两门哲学课程，一门是“哲学三：逻辑”，是克雷登教授和炯司（Jones）先生合开的；另外一门课是“哲学六：道德观念及其实践”（Moral Ideas and Practice），是狄理（Frank Thilly）教授和炯司先生合开的。问题是，胡适在《口述自传》以及1928年那篇文章的回忆，都跟赵元任所说的兜不拢。
根据赵元任1912年5月29日的日记，他该年春天选的两门哲学课，一门是“近代哲学问题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hilosophical Problems），另一门是“逻辑与形上学研讨课”（Seminar in Logic and Metaphysics）。＇37＇根据康乃尔大学印行的课程大纲，前者的课程编号是“哲学19”，后者是“哲学40”。这两门课都不是哲学入门的课，特别是“哲学40”这种研讨课，是给高年级以及研究生上的课。赵元任的是日记，不太可能是错的。由于当时胡适跟赵元任都是大二下学期的学生。赵元任没有转系，按部就班的选课，所以胡适转系的时候，赵元任应该老早就修过“哲学三：逻辑”这门入门的课了。我们今天还可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胡适的英文藏书里，看到一本赵元任收藏的克雷登的《逻辑导论》（An Introductory Logic）的教科书，扉页上还有赵元任的签名。那本书显然是胡适1912年选“哲学三”的时候，赵元任借或送给胡适的。我们很难解释胡适为什么在1928年那篇文章里说他和赵元任、胡明复一起上克雷登教授哲学的课。唯一能作的合理的解释，是胡适有旁听的习惯。他和赵元任、胡明复一起上克雷登教授的课，可能是胡适跟着去旁听的一门课。
胡适决定转系的第二个理由是辛亥革命。他说由于这是亚洲第一个成功建立的共和国，美国人都很有兴趣，到处要请中国学生演讲：
当时中国学生里的演讲最成功的是大四、学土木工程的K。Y。Char。他的中文名字是蔡劼卿＇注：即蔡光勚＇。他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到康乃尔之前，他在母校教过英文。他是一个很稳健的人，英文演说一流。但是由于演讲的邀约太多，蔡先生的课业又重，他不得不谢绝许多演讲的邀请。因此，他就开始在中国学生里物色人才。他觉得我是个可造之材，可以在他毕业以后，接替他演说中国问题。有一天，蔡先生来找我，他说他在中国同学会中听过我几次讲演，他知道我国学的基础训练，又了解中国历史。他要我替他接几个比较容易的演讲，对美国人讲解辛亥革命与民国。我在几经考虑以后，决定接受其中的几个，努力地作了准备。这是我从事英文演说的开始。这种公开的演讲促使我去研究辛亥革命从十九世纪末以来的历史背景，以及民国新政府领袖的生平。这是促使我转系的政治历史因素。
胡适把辛亥革命说成是促使他转系的第二个理由，其实也是颇为牵强的说法。胡适说辛亥革命发生以后，美国人对中国的事物好奇，中国学生当中的演说大师、大四的蔡光勚应接不暇，于是物色他作自己的帮手兼接班人。事实上，我们在第五章会指出，胡适开始频繁地作公开的演讲应该是在1912年夏天以后，也就是说，大四的蔡光勚毕业以后的事情。当时，胡适早已转系了。他转系是在1912年2月。而这指的，还是他正式转系的时间。胡适在1952年的演讲里说，他是在上“果树学一”的第二个星期发现他干嘛浪费时间在作苹果分类，而决定转系的。1911年的秋季班是在9月28日开学的，开学的第二个星期是十月的第二个礼拜，刚好就在10月10日武昌起事的时候。换句话说，早在胡适因为辛亥革命而四处被人请去作演讲的一年前，他就决定转系了。我们甚至可以把胡适有转系的念头推得更早，至少推到1911年6月以前。就像前文已经指出的，胡适在该年6月初写给章希吕的信上，就已经提起：“适有去Cornell＇康乃尔＇之志，不知能实行否？”
第三个使胡适决定转系的理由是他从小对文学的兴趣。第一学年在康乃尔大学读了英、法、德三国的文学，使他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复苏了：
我的古文和诗词的训练相当不错。从少年时候开始，我作文写诗就已经颇能差强人意了。康乃尔的农学院不但规定大一的学生必修英文，每周上五小时的课，还得要修两门外国语：德文和法文。这些规定使我对英国文学产生了兴趣，使我不但阅读了英文的经典著作，而且也练习写作和会话。德文、法文课也让我去摸索了德国和法国的文学。我学了两年的德文、一年半的法文。我虽然不会说德语或法语，但我那时的德文和法文都相当不赖。教我法文的便是我的好友和老师康福（W。W。fort）教授＇后来当费城黑沃佛学院（Haverford College）的校长，胡思杜念过的学校＇，我们中国学生查经班的老师。两年的德文课，让我接触到德文的经典著作，像歌德、席勒（W。W。Schiller）＇请注意：唐德刚音译为雪莱，容易被误会为大家比较熟知的英国浪漫诗人雪莱（Percy Shelley）＇、莱辛、海涅等等。特别是我对英国文学的兴趣，让我接触到了英国文学的巨擘，促使我继续去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