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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则男此次辞婚并非故意忤逆，实则男断不敢不娶妻以慰大人之期望。即儿将来得有机会可以出洋，亦断不敢背吾母私出外洋不来归娶。儿近方以伦理朂人，安敢忤逆如是，大人尽可放心也。儿书至此，儿欲哭矣，嗟夫吾母！儿此举正为吾家计，正为吾二哥计，亦正为吾一身计，不得不如此耳。若此事必行，则吾家四分五裂矣，大人不可不知也。若大人因儿此举而伤心致疾或积忧成痗，则儿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矣。大人须知儿万不敢忘吾母也。
五则大人所言惟恐江氏处不便，今儿自作一书申说此中情形，大人可请禹臣师或近仁叔读之，不识可能中肯，以弟＇儿＇思之，除此以外别无良法矣。大人务必请舅父再为男一行，期于必成，期于必达儿之目的而后矣。
六则合婚择日儿所最深恶痛绝者，前此在家曾屡屡为家人申说此义。为人父母者，固不能不依此办法，但儿既极恨此事，大人又何必因此极可杀、极可烹、鸡狗不如之愚人、蠢虫、瞎子之一言，而以极不愿意、极办不到之事，强迫大人所生、所爱之儿子耶？以儿思之，此瞎畜生拣此日子，使儿忤逆吾所最亲爱之母亲，其大不利一；使儿费许多脑力宛转陈词以费去多少光阴，其大不利二；使吾家家人不睦，其大不利三；使母亲伤心，其大不利四；使江氏白忙一场，其不利五；使舅父奔走往来，两面难为情，其不利六；有大不利者六，而犹曰今年大利，吾恨不得火其庐、牛马其人而后甘心也。儿言尽于此矣，大人务必体谅儿子之心，善为调停，万不可待至临时贻无穷之忧。男手颤欲哭，不能再书矣……
尤有一事，男不敢不告于大人者，男自得此消息至今消瘦甚矣。昨日拍有一照，他日寄归，大人当亦伤心，儿何憔悴至此耶！
……儿以昨日作两书，今日又作致江氏书，天气太热，作字太多，致背脊酸痛，今不能多作书矣。今万言为一句曰：“儿万不归也！”
儿子嗣贰椋�9＇
这时，胡适还不满十七岁。
徽州家乡
胡适1891年12月17日（清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生在上海大东门外。他的本名是洪骍，乳名叫嗣贰ㄒ簦好牛蚁缡前不占ㄏ＃�10＇在清朝的时候，绩溪属于徽州府。徽州府位在安徽最南部，其治下有六县，绩溪为其一，是徽州府最北的一县。安徽南部多山，有名的黄山就在这里。这里的河水是向东南流，注入钱塘江。徽州是一个高移民的社会。先说移入，避乱是北方人移民迁徙到徽州的第一个原因。徽州多山，“东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阨”，“其险阻四塞，几类蜀之剑阁矣，而僻在一隅，用武者莫之顾，中世以来兵燹鲜焉”。＇11＇然而，徽州也是一个向外迁徙的高移民社会。由于徽州多山，耕地稀少，一年收成，只够三个月的粮食，因此，粮食得靠外供应。徽州人出外经商的人于是很多。一千年来，徽商闻名全国。他们四出经商，往东去浙江，往东北去江苏，往北则是长江沿岸的城镇。他们到了一个村落，就会开一个小铺子。等小铺子变成一个杂货店以后，这个村落也就成为一个小镇了。所以中国有一句俗话说：“无徽不成镇。”
很多徽商从做小生意起家，刻苦积累，成为大商贾。徽商所从事的买卖，盐是其中之一。几百年来，徽商垄断了盐的贸易。另外一个主要的买卖是当铺。从前当铺所扮演的脚色，相当于现在的银行。“徽州朝奉”指的是当铺的掌柜，但后来成了徽州士绅或徽商的泛称。胡适在一篇《四十自述》的增订残稿里说徽商有“徽骆驼”的绰号，他说那是“嘲笑徽州人的笨做省用，实在是很恭维我们的民族的”。注意，也许是无心或笔误，胡适在这里是用“民族”这个名词来称呼徽州人的。可能就因为如此，胡适把徽州人比作中国的犹太人。＇12＇这个犹太人的比拟，并没有在《四十自述》里出现，更没有在胡适晚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作的《口述自传》里出现。当然，在当年美国社会仍然歧视犹太人的脉络下，胡适不用犹太人来比拟徽州人是可以理解的。在《口述自传》里，胡适用了另外一个说法来描述徽州人遍布中国各城市的现象，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你在旅行的时候，常会看到姓汪、程的，他们一律都是徽州姓。其它像叶、潘、胡、余、俞、姚等姓，也多半是徽州来的。”＇13＇
徽州治下辖有六县，即：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与婺源。其中，胡适的家乡绩溪在经济上是最落后的。绩溪可能是徽州府治下人口最少的一县，不但村庄少，而且名族聚居的村庄数仅为歙县或休宁的18。54％。这与绩溪的地理条件的限制是分不开的，乾隆《绩溪县志》说：“绩邑与歙为接壤，而独受多山之累”，“山压水冲，遍绩有难耕之确土”。绩溪人外出经商也比歙县与休宁为迟。前引的乾隆《绩溪县志·风俗》篇中说：“惟绩鲜挟资之游人。”＇14＇绩溪人多半在家经商，很少出外闯天下。唯一把绩溪人带出乡里去作买卖的，是茶行的生意。胡适家做的就是茶行的生意。
胡适在《四十自述》的增订残稿里说，他出生的绩溪县上庄村叫做上川，“人都叫它做‘上庄’”，在绩溪县城以北五十里。全村都姓胡，“都是我们一族”，属于中国南方常见的单姓村。根据胡适的说法，在太平天国乱前，上庄男女老小有六千人。种地是他们的本业，出外经商则是他们的副业。上庄人显然很有经商的本领，胡适说，在太平天国乱前的极盛时期，上庄一村在上海有“九鼎十三万”的说法，“就是有九个‘鼎’字的大店，十三个‘万’字的大店”。＇15＇胡适家的茶行生意，是由他的高祖开始的，到了胡适这一代已经有了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他高祖创业的地方在上海附近的川沙镇，这个茶行开业的资本只有一百银元。他们的经营方式，就是每年春天在家乡附近的山区收购茶农的茶叶，然后再运到川沙的茶行去卖。在胡适的祖父及其伯祖的努力经营之下，他们在川沙镇上又开了第二家茶行，目的是在防止别人跟他们竞争。1843年，他们又在上海开了一家支店。胡适的祖父显然很会做生意，除了茶行以外，他还开了一家酒肆，叫做大酺楼，胡适说是“徽州酒馆（通称‘徽馆’）的创始者”。＇16＇太平天国之乱，上海的支店被毁，川沙本店也受损。根据胡适父亲胡传的估计，在1880年的时候，川沙、上海两家店值三千银元。这就是胡适一家四房、二十几口衣食的来源。因此，胡适先世的背景是在商业方面。他们家第一个在科举功名上下工夫的，是胡适父亲胡传的大伯。只可惜他在科场上并不顺遂，只拿了秀才，是他们家破天荒的第一个秀才，胡传则是第二个。这好像是上庄的宿命，胡适说：“科举一途好像瞧不起我们的村子，开族以来，村子里只不过□个举人。”＇17＇胡适写这篇改订稿的时候想不出上庄出过几个举人，只好留白了。
在汽车运输、高速公路发达的今天，我们很难想象从前徽州人出外经商是徒步的。就以跟胡适的故乡上庄村接壤的宅坦村为例。宅坦村，古名龙井，自古以来村民外出都要靠步行，翻过崇山峻岭才能抵达歙县和旌德的水码头。然后至新安江去杭州，再转水路至金华、衢州及江西的玉山、铅山，或是沿徽水（青弋江主要支流）北溯至芜湖，再经由长江去南京、苏州、上海和武汉等地。这也是宅坦的徽商外出经商的主要路线。一直要到1933年芜屯公路通车，宅坦人外出方可免去艰难的跋山涉水，不过从村落到绩溪县城还得靠步行。＇18＇宅坦村如此，上庄当亦如是。胡适1904年到上海去念书的时候，就用了七天的时间，多半是走路的。1928年，他接受苏雪林的一篇访问里，就有一段很生动的描述。当时胡适住在上海英租界的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49A号。胡适在这篇访问里，是从请苏雪林吃的徽州面饼谈起的：
仆人送上一杯咖啡调的牛乳和一盘切开的烤面饼，先生说我今天起身迟了，所以到此刻才用早点。我是徽州人，用的也是徽州点心，请你们不要见笑，我还愿意将这东西介绍给你们呢；这烤面饼是面做的，馅子是香桩、萝卜干，不易霉坏的材料，这是我们徽州人的“国宝”。我们徽州人在商业上的成功，都要归功于这“国宝”。
……
先生拈起一片面饼对我们说道：我们徽州是多山的地方，大凡山国的出产都是微薄的，不足供居民生活的需要，于是居民不得不冒险到外边求谋生之道了。我们徽州人的习惯，一家若有两个或三个以上的男孩，把一个留在家里耕种田地。其余的孩子，到了十三岁，便打发出门学生意。出门时不要带多少川资，只用几尺蓝老布做成一个袋，两端缝合，中间开一个口，每袋一端，装进五个这样的“国宝”，就算是孩子长途的粮食了。＇这个蓝布做的褡裢，胡适在那篇《四十自述》的残稿里说叫做“信马”，显然是徽州话。＇19＇＇好在这“国宝”的馅子都是干材料，过上十天八天也是不要紧的。到了宿店的时候，一点火，袋里掏出一个“国宝”，在火上烘烤一会，吃下去就算一顿饭。至于宿费，每夜只需大钱二十一文，由徽州走到杭州，二百文川资，绰有余裕。徽州人穷得不能聊生的时候，有句安慰自己的口号，说是“不要慌，十天到余杭”！＇20＇
胡适认为徽州人因为耕地少养不活人口，而必须冒险出外经商的传统，对徽州人在思想上产生了正面的影响。由于在城镇经商，他们就有机会接触到最新的思想和教育上的潮流。他们又常把孩子带到城镇里去受教育。因此，徽州人的思想视野一般说来是比较宽广的。他接着推论说，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思想界里的几个重要人物都是徽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