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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在12月12日接受拥戴。25日，蔡锷等在云南通电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讨袁。1916年是洪宪元年。当时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书，韦莲司也住在纽约。他们在1月11日见了面，可能讨论到了护国军的讨袁行动。胡适回宿舍以后，写了一封信给韦莲司，解释了他对革命的看法：
我恐怕我今天对妳说的话，会让妳误以为我希望现在就有一个革命来推翻现政府。我的确是同情革命党，但并不赞成此时此刻去革命。我现在的立场是：要政治清明（decency）、上轨道（effciency）没有捷径可走。但这并不表示帝制是其必经的阶段，而不过是说没有一些必备的先决条件，就不可能有上轨道的政治。那些认为中国必须用帝制来巩固求强的人，跟那些认为共和制度可以创造奇迹的人，同样愚不可及。没有我所说的“先决条件”，帝制也好、共和也好，都救不了中国。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我先前对妳说过的，去为培养这些先决条件“造新因”。＇4＇
胡适对韦莲司说的这段话的主旨，后来出现在他在该月底写给国内好友许怡荪的信里：
……适近来劝人，不但勿以帝制撄心，即外患亡国亦不足虑。倘祖国有不能亡之资，则祖国决不至亡。倘其无之，则吾辈今日之纷纷，亦不能阻其不亡。不如打定主意，从根本下手，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庶几犹有虽亡而终存之一日耳。
……适以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明知树人乃最迂远之图。然近来洞见国事与天下事均非捷径所能为功。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倘以三年之艾为迂远而不为，则终亦必亡而已矣……＇5＇
尽管胡适对韦莲司说他并不赞成此时此刻革命，袁世凯的帝制运动对他来说纯粹是一个反动。他在给上引韦莲司的那封信里说：“我谴责我那些帝制运动的朋友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把这个反动的政府，等同于他们所爱的国家，等同于我们大家共同所希冀的‘清明的、上轨道的政府’。”蔡锷的护国军起事以后，胡适很可能觉得这个革命行动是一个必要之恶，而表示支持。我们很幸运地有一封他写给韦莲司父亲的信。他在这封信里，表明了他私心祝福讨袁的成功。同时，这也是他在留美时期对革命以及根本救国之道解释得最痛快淋漓的一封信：
我要特别感谢您关心我国前途所说的一些鼓励的话。当失败摆在眼前的时候，我一定会好好地记住您所说的这些充满智慧的话：“旧的事物不可能在一夕之间就烟消雾散，固有的政治制度也只能一步一步地去改良，很少能立时翻新的，即使用革命的手段也是如此。”这点我一直就相信，现在也还是相信。我不谴责革命，因为我相信革命也是进化里必要的过程。死亡与凋谢，跟新生与成长，同样是有机的演进里必要的过程。
然而，我并不赞成时机未成熟的革命，因为那种革命通常是一种浪费，是无益的。中国有一句俗谚：“瓜熟蒂落。”瓜还没熟就去摘，伤到的是瓜。基于这个理由，我并不看重目前的种种＇讨袁的＇革命行动，虽然我同情这些革命者。我个人宁愿从事的，是“从下往上”的建设工作。我相信要政治清明、上轨道，没有捷径可走。帝制运动者所想要的，并不是清明、上轨道的政治；革命者要清明、上轨道的政治，但他们想用革命走捷径。我私心希望他们成功，但我私下质疑他们的智慧。我个人目前对中国现状的态度是：“会发生的就是会发生。让我们为未来的世代打好基础。让我们去教育民众。”这就是我所说的“从下往上”的建设之法。这自然是一个迂缓的作法，而人们是没有耐性的！然而，我认为不管是革命也好，自然演进也好，这迂缓的过程都是必要的。＇6＇
胡适是一个中英文都辩才无碍的人。他既然心向共和，反对袁世凯，就自然不会放弃任何机会宣陈他的立场和看法。胡适在1914学年度担任《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国内新闻》（Home News）栏的编辑。他很技巧地利用其编辑的职权，在该年10月号的《国内新闻》栏里很含蓄但又一语中的地指出：“任何细读了新约法的人，都会讶异为什么找不到总统选举法以及总统任期的规定。”＇7＇接着，他又打铁趁热，在11月号的《国内新闻》栏里撰写短文，暗指民主的程序不保。他说有关选举法和总统任期的规定，修法机构互相推诿。参政院把它推给约法会议，而约法会议开了两个多月的会，还是没有头绪。＇8＇等到1915年2月号出版的时候，木已成舟，他只须照本宣科就可以揭发那“司马昭之心”了：总统由“总统选举会”产生、任期十年、可以连任或者可以因政情的需要而无限期续任。＇9＇
古德诺在1913年接受袁世凯礼聘为法律顾问的时候，“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把他捧上了天。古德诺重视行政权，正符合“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行政权至上的立场。对袁世凯来说，有个美国名校校长、行政法权威从理论上加持，无异于如虎添翼。一直要到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搬上舞台，“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才开始转而采取批判的立场。然而，即使如此，1916年1月号的《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仍然刊载了拥护帝制的文章。其中，两位拥护帝制者后来都成为“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的会长：一位是哈佛大学的张福运，他是1916学年度“美东中国学生联合会”的会长，1917学年度“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的会长，1923年还当过交通大学校长；另一位是维斯康辛大学的黄凤华，1918学年度“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的会长。只有胡适自始至终，一贯地反对袁世凯以及他的帝制运动。他在1915年11月号《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发表的《中国反动势力的哲学家》（A Philosopher of Chinese Reactionism），很可能就是他在《留学日记》里所说的《古德诺与中国的反动势力》（Goodnow and Chinese Reactionism）。他把这篇文章投给美国当时最有名的进步期刊《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周刊，但他自己知道被刊出的希望不大，所以他在日记里说：“不知能否注销否？”＇10＇结果，《新共和》果然没有采用，于是胡适在稍改篇名以后，转投给《中国留美学生月报》。这是一篇论辩精彩的宏文。胡适说，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是否得到古德诺的支持或背书，根本就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胡适对古德诺所作的一连串的指控，像连珠炮一样，各个击中要害：
古德诺俨然已经成为这个中国反动势力的代言人。如果他要怪任何人，笔者认为他只能怪自己。因为他——以及世界上其他几个宪法的权威——就是利用其权威地位，为这个中国的反动运动提供了政治哲学的人；因为他就是为虎作伥撕毁民国的第一部宪法，把他个人的观点写进现行宪法、以致于缔造成这般政府的人；因为他就是教导中国“政府的改组要重权力而轻自由、要重服从而轻民权、要重效率而轻民主”的人。
胡适对古德诺的批判，一针见血。他说古德诺有两个偏见。他的第一个偏见就是行政部门至上。其所造成的结果，是中国总统的权力比俄国的沙皇或德国的凯撒都要大得多。古德诺的偏见，反映了当代美国对十八世纪美国建国初期所订定的三权分立的制衡原则过当的反动。他的补救之道适合美国，用到中国，适足以为虎作伥；古德诺预言“权力一旦凝聚，自由就会滋生”，用到中国，就是滥权；古德诺说“巩固中央的权力，目的在防止国家的分崩离析”，用到中国，效果则刚好相反。他完全不了解中国要团结只有靠共和。这个反动势力的结果，造成的正好是中国的分崩离析，因为它违背了中国有志之士的理想和希冀。
古德诺的第二个偏见，是“历史观点”（historical point of view）的误用。他说当代中国的政治情况类似于近代以前的英国，因此近代以前的英国制度，就适用于当代的中国。胡适说，不管当代的中国像不像近代以前的英国，古德诺完全忽略了中国“已经受到英美民主国家的熏陶以及其实际经验的启发”。古德诺的“历史观点”的谬误，在于他坚持中国必须走欧洲的老路，那就仿佛是说人类不懂得从历史上学到任何教训一样。这种说法的荒谬，只要举一个现成的例子，就可以不攻自破了。胡适说：“就好像一百年来人类在电学方面的进步，已经让现在的学生不需要重复从前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和卡文迪戌（Henry Cavendish）等人所作的不成熟的实验一样。透过读史书以及文明进步的果实，也同样可以使得中国不需要再重复那些过时陈腐的制度。”
古德诺的“历史观点”的谬误，还有一个可畏的结果，用现在流行的术语来说，就是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论述。而东方主义，不管是西方人去作陈述，还是中国人自我炒作，都是不折不扣的东方主义。古德诺说：“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必须植根于其历史与传统。”中国的反动分子于是把这个传统一直追溯到“唐尧虞舜”。这种自我东方主义的架势是前无古人的。胡适嘲讽地说，“唐尧治世是在公元前二十四世纪，也就是说，在四千两百年前！”中国的反动分子自我陶醉在东方主义里，已经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