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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胡适的不抵抗主义发轫于1914年10、11月之间。11月的时候，韦莲司刚好回旖色佳探望父母。有一天，胡适和她在街头散步，话题谈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韦莲司说：“日本之犯中国之中立也，中国政府不之抗拒。自外人观之，似失国体。然果令中国政府以兵力拒之，如比利时所为，其得失损益虽不可逆料，然较之不抗拒之所损失，当更大千百倍，则可断言也。”＇14＇胡适则以讷司密斯的故事相告，并援引他1908年在上海时写的一首七律《秋柳》：“已见萧飕万木摧，尚余垂柳拂人来。凭君漫说柔条弱，也向西风舞一回。”＇15＇然而，即使在这个时候，他的不抵抗主义还只是一个雏形。我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他还没有放弃中国应该具有能赖以自保的国防力量的想法。他在8月5日那则分析欧洲战祸的日记的结论里说：“此役或竟波及亚洲，当其冲者，波斯与吾中国耳。吾国即宣告中立，而无兵力，何足以守之！不观乎比国乎？”＇16＇布鲁塞尔因为投降而得以瓦全的故事，表面上看来，似乎让他觉得作为弱国的中国也可以像柳条一样，在“萧飕万木摧”的情况下，“尚余垂柳拂人来”。
然而，事实证明胡适不抵抗主义的路才走了一半。他虽然重复着讷司密斯的故事，又把《秋柳》一诗的哲理添将进去，然而，我们与其说他想说服韦莲司，不如说他想说服自己。不抵抗主义，他的嘴巴接受了，但他的心还在抗拒着。韦莲司在感恩节之前就回纽约去了。胡适在韦莲司父母家过了感恩节以后，在那个星期六，11月28日，他由朋友开车到纽约州的西腊寇思（Syracuse）。当晚，他对西腊寇思的“国民兵”（NationalGuard）军官演讲，＇17＇题目是：“一个东方人对大战有感”（What An Oriental Sees in the Great War）。他说，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从欧战所得的教训有两个。一个是针对中国。他说日本对德宣战以后，占领了德国在山东的胶州租借地，以及租借地范围之外的胶济铁路。条约既已变成废纸，中国必须作最坏的打算。“未来会如何，只有上帝才知道！然而，不管结局如何，这一点可以确定：中国必须武装起来，不是为了侵略，而是为了维护她自己的生存和权利。”但是，这只是一个治标的办法。欧战的发生，显示了人类的文明出了问题。这是因为丛林的法则（law of the jungle）、强权就是公理这种哲学主宰了国际关系。欧战的第二个教训就是人类必须去求治本之道。人类的文明如果要有前途，就必须推翻丛林法则、强权就是公理的说法。“把我们的文明建立在人人都能享公道、正义与爱的基础上。这就是我所说的人道法则（law of Humanity）。”胡适说这不是什么新的道理，西方的耶稣，中国的墨子都早已说过。其原则就是毋用双重标准。正义、公道只有一个标准；事物无论大小、人无分国籍，对待之法必须一致。＇18＇
胡适这篇演讲，在在证明了他还是一个半吊子的不抵抗主义者。胡适后来也承认，自己在这篇演讲里“犹持两端”、“犹以为国防为不可缓”。＇19＇然而，聪明、博览群书、领悟力强的胡适，很快就领悟到自己的不一致。而那终于让他茅塞顿开的，是他12月12日在《公众》（The Public）周刊上读到的署名S。D。的作者写的一篇文章：《充足的国防》（Adequate Defense）。S。D。是《公众》主编丹吉格（Samuel Danziger）的名字的缩写。这是他为《公众》周刊写的一篇社论。＇20＇他批评某压力团体要在美国国会提出动议调查美国军备状况。他说这其实就是要营造危机感，其目的在影响国会，以便增加美国的国防预算。S。D。说，他们强调不是要扩充军备，而只是要有“充足的国防”。他反驳说战争如果发生，没有任何国防是充足的，除非它比敌人的强；而不充足的国防，有等于没有。问题是恶性循环：
要有“充足的国防”，我们的军备就必须比任何可能集结起来攻打我们的敌国都要强。那还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因为我们的假想敌可能会怀疑我们准备要打他们，就好像我们怀疑他们准备要打我们一样。他们一定会想在军备上超过我们。我们国家那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主战派一定会抓住这点不放，于是激起疑惧之心，鼓吹增加预算。这种竞赛是毁灭性的。要终止这个竞赛，不是一方自愿退出，表白其和平的意向；就是一方乘最可能致胜的时机打败对方。欧洲的经验说明，后者是最可能的选择。备战只会导致战争。唯一可能充足的国防不在于军备，而在于公道地对待所有国家的人民。＇21＇
S。 D。这篇文章没指名的团体，就是该年12月1日在纽约成立的“国家安全联盟”（The National Security League）。＇22＇该联盟获得《纽约时报》的支持，其目的在鼓吹备战，以免一旦战争发生，美国可能会措手不及。胡适读了这篇文章以后，茅塞顿开，他说：“其言深可玩味。”接着，他作了详尽的演申。因此，1914年12月12日这则日记，就成为记录胡适留美阶段政治思想发展轨迹的第二篇重要的文献，因为它记录了他不抵抗主义的底定。他先用S。D。军备竞赛恶性循环的论点，来说明所谓充足的国防对中国是缓不济急的：
即以吾国言之，今人皆知国防之不可缓。然何谓国防乎？海陆军与日本并驾，可以谓之国防乎？未可也。以日乃英之同盟国也。海陆军与日英合力之海陆军相等，足矣乎？未也。以日英又法俄之与国也。故今日而言国防，真非易事。惟浅人无识之徒始昌言增军备之为今日惟一
之急务耳。
胡适又说：
今之欲以增兵备救中国之亡者，其心未尝不可嘉也，独其愚不可及也。试问二十年内，中国能有足以敌日俄英法之海陆军否？必不能也。即令能矣，而日俄英法之必继长增高，无有已时。则吾国之步趋其后亦无有已时，而战祸终不可免也，世界之和平终不可比也。
胡适的结论是：“增军备，非根本之计也；根本之计，在于增进世界各国之人道主义。”那么，中国的前途何在呢？胡适说：
根本之计奈何？兴吾教育、开吾地藏、进吾文明、治吾内政。此对内之道也。对外则力持人道主义，以个人名义兼以国家名义，力斥西方强权主义之非人道、非耶教之道；一面极力提出和平之说，与美国合力鼓吹国际道德。国际道德进化，则世界始可谓真进化，而吾国始真能享和平之福耳。
难者曰：“此迂远之谈，不切实用也。”则将应之曰：“此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若以三年之期为迂远，则惟有坐视其死耳。吾诚以三年之艾为独一无二之起死圣药也。”
此吾所以提倡大同主义也，此吾所以自附于此邦之“和平派”也，此吾所以不惮烦而日夕为人道主义之研究也。吾岂好为迂远之谈哉？吾不得已也。
这是胡适绝对的不抵抗主义时期的立场。这个绝对的不抵抗主义，用胡适在《口述自传》里的话来说，是“激进的不抵抗主义”或者“极端的和平主义”。＇23＇从S。D。那篇文章，胡适领悟到即使对国力、生产力那么强大的美国而言，真正万夫莫敌的“充足的国防”都是一个幻想，更遑论当时没有海军，陆军训练、装备两相落后的中国了！11月底在西腊寇思对“国民兵”军官作演讲的时候，他还有治标、治本的双重主张。现在，他连治标之道都扬弃了。这是因为从他现在所服膺的绝对的不抵抗主义的角度来看，他原来认为是对症下药的治标之道——自卫用的国防——本身也是毒药：“今世界之大患为何？曰：非人道主义是已，强权主义是已。弱肉强食，禽兽之道，非人道也。以禽兽之道为人道，故成今日之世界。‘武装和平’者，所谓‘以暴制暴’之法也。以火治火，火乃益燃；以暴制暴，暴何能已？救世之道无他，以人道易兽道而已矣，以公理易强权而已矣。”
这段话里的关键词是：“武装和平”和“以暴制暴”。“武装和平”这个词，显然是翻译他的校友大卫·乔丹（David Starr Jordan）在《纽约时报》上所用的“Armed Peace”，意思就是用军备来维持和平。大卫·乔丹是康乃尔大学1872级的毕业生，当过史丹福、印第安纳大学的校长，是一个反战的和平主义者。乔丹谴责用军备来维持和平的论调，他说那是遁词。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了：“用枪、用军舰、用耀武扬威的方式来取得的武装和平，终于走到它注定的后果。武器就是用来打战用的。”＇24＇胡适现在体认到“武装和平”的做法就是“以暴制暴”。其结果就是他所说的：“以火治火，火乃益燃。”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由于胡适服膺绝对的不抵抗主义，他完全不能接受任何“以暴制暴”的和平主张。这包括《独立》（The Independent）周刊的主编侯尔特（Hamilton Holt）所活跃于其中的“强制维持和平联盟”（The League to Enforce Peace）。
胡适在《口述自传》里谈到了这个1915年6月在费城成立的“强制维持和平联盟”。这又是胡适晚年改写历史的一个例子。胡适在回忆了安吉尔和杜威对他的影响以后，接着就谈“强制维持和平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和平运动真是众声喧哗、急流迭起、跌宕冲击，参与者退出、转变立场的所在多有。不了解其间复杂万象的人，很容易被胡适的回忆误导，误把“强制维持和平联盟”和安吉尔、杜威、胡适混同在一起。比如说，邵建就误把“强制维持和平联盟”视为和安吉尔、杜威“思想同步”的组织。＇25＇我们先说胡适的回忆。他在说完安吉尔和杜威对他的影响以后，说：
就在安吉尔和杜威的这些思想影响我的时候，也正是一个新的具有建设性的世界主义运动产生的时刻。这个运动的发端是“强制维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