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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慎重考虑，明妮对我说，“如果这事是我的一个失误，我会独自承担罪责，用更多的善行来弥补。神知道我们的内心，神无所不知。”
我不明白她最后这句话，便问道：“你是说，你的良心是清白的？”
“这个嘛，我不能那么说。不过现在，我更愿意让这一问题只限于神知我知。”
“如果你有责任，那我也有一份。不要多想了。谁也不会认为，你该对失去那些妇女有责任。我们都知道日本兵那天是无论如何都要抓走她们的。”
不管怎样，我们都觉得那些被抓走的妇女也许能回来的，现在就全面评估这件事的严重性还为时过早。而且，我们可以断定，在那二十一个人中间至少有两三个过去是妓女。不过在内心深处，我们都明白那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未婚、纯洁的。要是有她们的消息就好了。要是我们能有办法把她们找回来就好了。那些年轻的生命被毁了。不管我们怎么为自己开脱，我们多少都是有责任的，因为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是明妮给了日本人许可的。我暗下决心：一旦吴校长有信来，我一定要给她写信，交代清楚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明妮越反省这件事，内心就越被悔恨和痛苦啃啮。我劝她不要再想下去了。眼下有这么多事情要去操心，我们不能让负疚感压得无法工作。
我们决定，在报告上把重点放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头十一天，也就是到十二月二十三日为止，这样明妮就不必提到二十四日发生的事情——等到该写下一份报告时，再从圣诞节那天写起就是了。除了她无法清楚地解释她对抓人事件的责任，她还担心会给丹尼森夫人反对她提供口实。我们知道，唯一有闲心仔细审查明妮报告的，就是那位老妇人了，她似乎总是紧盯着明妮不放。为了给丹尼森夫人一点儿安抚，明妮强调说，这里充当难民营只是临时性的，难民一离开，我们就可以恢复教学。
明妮补充了几起强奸和被及时制止的强奸未遂案例，她在结尾时说：“我们未能如我希望的那样防止所有悲剧的发生，但是，和其他难民营相比，我们的记录是非常好的。”那是真话，但是她并没有为此而宽心。
她写到金陵难民营所取得的几项成绩，其中之一就是教会了难民们排队领取食物。头几个星期里，那些妇女和姑娘们在粥场挤作一团，互相推搡着要抢先领粥。草地被践踏成泥坑，连灌木篱笆都被踩烂了好多处。现在，在领饭时，可以看到大家都可以按次序排队了，多了不起啊。明妮还写道，很多难民抱怨说粥太稀了，显然粥场有偷盗行为，不过我们尚未找到漏洞在哪里。这件事令明妮愤慨，她派路海看紧几个炊事员，但他没能查出原因。明妮誓言要追查到底，亲自去询问了伙房管事的。一脸麻子的管事叫陈兴，支支吾吾地说，他已经力所能及地尽量把粥熬稠了，可是到目前为止，情况并没有改善，难民们继续牢骚不断。
我们学校曾经几次提出由我们自己来经营粥场，可是当地红十字会的人都不让。明妮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考虑赢利。要是能逮住这里边的“老鼠”就好了。
报告终于完成了，可她怎么寄出去呢？明妮说，她去找一个要去上海的传教士朋友，让他把信带到上海寄出去。
十六
元旦过后，日本兵的胡作非为总算减少了，很多难民感觉局势已经平静了些，不需要待在难民营里了。一月中旬，我们这里还有七千难民。一些妇女觉得只有通过明妮出面交涉，才能把她们的男人要回来，所以她们还是继续跟着我们。一月下旬，明妮和大刘去向日本大使馆递交了请愿书，一个叫福田的官员接了下来，说会有人认真考虑的。同时，由当地一些同日本人有关系的士绅和官员组成的所谓“自治市政府”傀儡政权下令，所有难民营在二月九日以前都必须关闭——这倒在某种程度上让明妮放了心，她知道，丹尼森夫人是很不乐意看到学校被长期充当难民营的。
我们开始说服难民中间年龄比较大的妇女，劝她们回家。有些人走了，可是两三天后，她们又回来了。很多人已经没有地方可住，因为家已经不存在了。有位四十岁左右的妇女回去后，被四个日本兵拖走，蹂躏了一整夜，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才放了她。她回到难民营，恳求明妮再也别让她回家了。还有一个六十三岁的妇女，回家后被两个日本兵捉住。她对他们说，自己都够当他们奶奶的岁数了。那也没用，他们把她按倒在地，强奸了她，还狠跺她裹的小脚。第二天，她一瘸一拐地返回金陵学院，浑身发抖，流泪不止。还有些妇女，出于震惊和羞辱，返回我们难民营以后不跟任何人说话。
她们的遭遇让人十分惊恐，我们意识到，不能匆忙关闭难民营。离规定的最后期限只剩一个星期了，可我们也不能按时关闭难民营。现在有一点是我们明确的——不管怎样，我们都不能强迫任何妇女搬走。不管它什么“最后期限”了，我们坚持说很多难民现在无家可归。
最后期限过了，一个难民营也没有关闭。约翰·拉贝对有关当局坚称，把那些妇女送回家去，就等于把她们扔给日本兵去祸害，所以关闭难民营一事被搁置下来。与此同时，“南京自治政府”开始对所有居民和难民进行登记，还宣布，对任何十五岁以上没有身份证者，一律逮捕和关押。民众十分惊恐，在所有难民营内排起长队办理登记手续。有些住在安全区之外的居民甚至头一天就来排队，穿着大衣或裹着毯子，通宵等候登记。很多男人害怕这也许又是圈套，把所谓当过兵的人引诱出来，统统干掉。的确，三个星期以来，日本人从各个登记处抓走了两万多人。说是“宽大”他们，提供报酬优厚的工作，所以那些人都站了出来，希望能挣些钱好养活家人，可是日本人把他们全都关押起来了。其中三千人被罚做苦工，其他人则被押赴刑场。
好几百名男人来到我们学校，想在我们这里登记，因为，如果他们被指为“当过兵”，有些勇敢的妇女，会按照我的吩咐，站出来为他们担保，说他们是自己的丈夫或儿子。这样一来，负责登记的官员就有可能放他们过关，发给他们身份证——那是一张三寸宽五寸长的卡片，从中间对折，盖着猩红的公章，印有“良民证”三个大字。卡片上有持证人的姓名、性别等，还有一张正面照片。刚开始一直是日本人负责登记，可是进行得越来越混乱，而且他们很难——或者说几乎不可能——看得出来谁是当过兵的，所以他们把整个工作交给傀儡政权了。作为与新自治政权“合作”的姿态，安全区委员会敦促所有难民营尽快完成登记工作。除此之外，约翰·拉贝和其他同事都相信，有外国人在场，登记的难民会更加安全一些，他们便号召大家现在就去领良民证。
德国西门子公司决定在二月底关闭它在南京的办事处，所以拉贝要回德国去了。他马上要走的消息在难民营里引起了不小的恐慌。拉贝的别号叫“活菩萨”，广受难民们的崇敬。还有人称他“拉贝市长”，但被他阻止了，“自治政府”正急着要取代安全区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他可不想平白招惹他们的反感。几天来，我和明妮一直在盘算着给他开个欢送晚宴，不过，新鲜鱼肉休想搞到，我们就改成开茶话会了。
二月十七日犹如春天，鸟语花香，万里无云。金陵学院的难民们纷纷把被褥拿出来晒，姑娘们在楼里拖地板，擦门窗，整个难民营显得人声鼎沸，色彩斑驳——洗干净的衣服和尿布摊晾在树丛上，把校园弄得活像个人口众多的村庄。看着这种乱糟糟的景象，我感叹难民营要开到何年何月。如果让丹尼森夫人看到了，她说不定会当场心脏病发作。
我用果脯蜜饯为茶话会做了个差强人意的大馅饼。我们还打开了食品间里的最后一盒巧克力，摆在一盘剥了皮的柑橘和一钵菠萝罐头旁边。拉贝带来两根胖鼓鼓的香肠，我们把它切了，放在一盘熏鸭旁边。除了三个德国商人和八名美国传教士，美国大使馆副大使约翰·埃里森也来了。他在东京和神户当过五年外交官，会讲日语。埃里森曾是美国驻南京大使馆二等秘书，可现在却是美国在这里最高级别的外交官了。今天好奇怪，他身边多了个大块头的日本卫兵护卫着他，弄得他好像被逮捕了似的，可能是因为两个星期前，一名日本兵对他动粗，西方几家报纸报道了那次事件。埃里森六个星期前返回南京，到现在仍为全城的恐怖景象震惊不已，尤其是满大街那些尸体，有的已经被狗啃鸟啄。他无法相信，一贯以“纪律严明”著称的皇军，为什么会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戮。留在南京的德国人——拉贝、罗森、施佩林等几位——经常拿他的惊诧取笑，称他是“埃里森梦游仙境”。
圆桌上放着一钵加了粉丝和花生酱的蔬菜沙拉，所有的来客都很喜欢这道菜。大家大多围桌站着，手里端着盘子拿着叉子聊天。大刘向大家敬“酒”，他举起一杯乌龙茶，笑着宣布：“即使我们中国人啥都不剩了，我们总还是有好茶。”
大家举起杯来，祝愿拉贝回德国后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据我所知，拉贝尽管外表强壮，其实身体并不好。因为他有糖尿病，他口袋里总是装着一瓶胰岛素和一管注射器。由于他经常得在深夜里从床上爬起来，与企图闯进他家或闯进德语学校那个小难民营的日本兵交涉，所以在白天里总是感到困倦，时常打瞌睡。拉贝回国之行将先到上海，从那儿乘船四个多星期到热那亚，再坐火车回柏林。他一点儿也不知道回到家里会是什么情况。他告诉明妮和霍莉，“等我见到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