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鲇鱼。几个星期之后，他听见莫妮卡把这个故事讲给一群小女孩听，却加上了一个更为夸张的戏剧化结尾：那人用两匹骡子和马车，换了一条鲑鱼，所以现在他再也不能回家了，就露天睡在大雪里，他几乎冻死了，冻掉了两根指头。原来，在他讲这段逸事时，莫妮卡在隔壁屋里无意间听到了。“现在，”那人最后说，“我希望她正在天堂里，优雅自如地把她所创造出来的所有笑话和故事，讲给天使们听，供大家开心。”
这话引来外国人一片笑声，而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吭声，觉得莫名其妙。是啊，葬礼是一个寄托哀思的肃穆场合，那些外国人怎么能说些俏皮话，还捧腹大笑呢？
追忆之后，瑟尔走上了讲坛。他容光焕发，新刮的胡子，头发向后梳得溜光，做了追念莫妮卡的布道，题目是“基督徒在战争时期的职责”。他用中文讲到日本对亚洲一些国家的并吞，讲到日军的残暴。我知道，因为他那些关于日本开发毒品生意的文章，日本人一直在监视他，还要求他交出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所有文件，包括南京陷落之后一个星期内，日本士兵在国际安全区内犯下的杀人、强奸、纵火案件的九百份记录，可他告诉他们，所有文件已经都被爱德华·施佩林带回科隆了。瑟尔谈到欧洲的形势，他说：“面临一场世界大战，我们基督教徒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必须力争和平，反对战争。两年前，南京陷落的时候，在座的有些人正在南京，亲眼看到了战争是个什么样子。如果把人类放入战争的极端环境里，他们可以比野兽还要凶恶，可以不讲任何法则，释放出所有的邪恶。战争是我们人类能产生出的最具毁灭性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全力防止战争。
“可是，如果回顾人类历史，我们不难看到，有些时候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确实有一些战争可以被称为正义战争。比如，如果人们拿起武器，抵抗外国侵略者，我们能责备他们吗？我们应该劝阻他们与民族敌人作战吗？当然不应该。所以，这些国家里的基督教徒应该和其他公民一同作战，履行基督教徒的职责，应当同他们争取民族的解放结合起来。至于那些侵略国家里的基督教徒，他们应当做的是起来反对战争，尽自己最大力量去争取和平。”
听到瑟尔这么说，我可以断定，从现在起日本人是绝不会放过他的，但他一定已经习惯于跟他们交锋了。
瑟尔最后说：“至于那些没有卷进战争的国家里的基督教徒，比如你们当中的美国人，我们必须站在弱小的受害者一方，就像我们已故的莫妮卡姐妹为南京孤儿院里的孩子们所做的那样。这是我们应该采取的唯一道德立场。真正的基督教徒，应该置身于人道和无视一切的暴力之间。”
听众们喜欢他的布道，尤其是中国人。瑟尔的话音刚落，有几个人就鼓起掌来，马上又停住了，意识到这不是鼓掌的场合。
韦牧师做了结束祷告，恳求上帝接受莫妮卡的灵魂，赐予她永生的快乐。接着，人们唱了《求赐太平歌》。
葬礼过后，明妮说希望自己死的时候，也能享有类似的仪式。它充满了温暖和庄严，仿佛我们刚刚聚首于莫妮卡的葬礼，是为了祝福她灵魂升天。那位故去的女人，现在一定安宁了。
第二天早上，娄小姐来到校长办公室——邻里的一些家庭断了粮，孩子们都在饿肚子。我从里屋走出来见她。明妮坐在椅子里，桌上放着没写完的学生奖学金报告，哈欠连连。“对不起，”她说着用巴掌捂住了嘴，“我最近很容易疲倦，时不时就睡着了。眼睛疼得直跳，看东西都是重影。”她最近经常打趣说自己看上去像六十，但感觉像八十。
“你工作太拼命了，”娄小姐说，“你需要休个长假。”
“就是，你欠自己一个长假。”我表示同意。
“夏天我应该休假，不过不太可能，我脱不开身。”明妮说，“我得留在学校里照料好多事情。娄小姐，我们该为那些没饭吃的人家做点儿什么？起码保证他们在除夕之夜吃上一顿像样的年饭。”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还想看看你们学校有没有多余的被子。昨天下午，有个妇女丢了她唯一的一床被子——被溜进她家的窃贼给偷走了。她丈夫失踪了，她又病得太厉害，实在维持不下去了。她把自己的全部积蓄，总共十元钱，都缝进被子里了，这不，钱也没了。”
明妮转向我：“我们还有大米可以分出一些来吗？”
“有的。”我回答。去年秋季，我以二十五元一担的价格买了十一马车大米，这只是现在价格的三分之二，所以我们可以分出一些给穷人，“不过我们去年秋天做好的被子可能全都送人了。”我说。“我得去找找看。”
我们来到主宿舍楼，发现没有多余的被子了。于是明妮就转到自己家里，从自己的床上抽出一条来。“把这个拿去。”她对娄小姐说。
“你自己还有被子吗？”娄小姐问道。
“我有鸭绒被，还有一条厚毯子。”
娄小姐高兴地告辞了，说她明天会推个独轮车来取大米。
四十九
三月中旬，与口通知我们，田中先生没法替我们三人弄到旅行证了，因为负责发放证件的官员，那位田中的同乡，离开了南京。而且，官方不鼓励本地居民，尤其是基督教徒，访问日本。这次旅行的取消，令我大失所望，也让我的脾气变得暴躁了，我对姗娜和茹莲的反感再次加剧起来。如果她们惹烦了我，我会毫不客气地回敬她们几句，出出气。我知道她们背后在说我的坏话，但是我才不在乎呢。明妮说，有时候我是故意找碴跟她们吵架。这话也许不假，但她并不了解关键的原因：我心里窝着火，因为取消行程，把我到日本看孙子的希望打碎了。
茹莲大体上还过得去，但我发现姗娜让人难以忍受。她出身于富裕的家庭，养成了铺张的习惯。每个周末她都去下馆子，回来就炫耀她在城里的餐馆吃过的饭菜。有一天课间休息，我听见她在对一群家庭手工艺学校的妇女，大谈一家叫“大阪亭”的日本餐馆。“信不信由你，”她说，“我第一次吃寿司时，光想吐，那滋味就像嘴里含了条肉虫子，尤其是金枪鱼做的寿司。可是我朋友鼓动我接着吃，很快我就喜欢上寿司了。现在，什么样的寿司我都吃，最喜欢鳝鱼的。”
“老天哪，就是倒找给我钱，我也不吃生鱼。”一个矮个子女人说。
“其实生鱼更有营养。”姗娜答道。
“好邪乎啊。”一个纤柔苗条的女子说。
“你不相信我吗？”
铃声响了，女人们都回教室去了。等大家全走开以后，我对姗娜说：“你不应该在她们面前夸耀什么日本美食。”
她拉长了脸。“是她们先问我的。”
“可你不该给日本饭馆当推销员。”我边说边火气上升。
“您猜怎么着？那饭馆是中国兄弟俩开的。”她的蒜头鼻子翕动着，眼睛却避免直视我的脸。
“那又怎么样？你太过分了。南京城里多少人在饿肚子？你却在吹嘘什么生海鲜！”
“这不干你的事。”
“不许你在大家面前显出一副贱相，这就是我的事！”
“神经病！”她转过身大步走开了，两手插在法兰绒上衣的口袋里。
这类的争吵经常在我俩之间发生——我无法容忍她的挥霍和愚蠢。她一越界，我就痛加回击，不过我通常还是不当着别人的面说她。
接着，一天下午，姗娜来见明妮，说她决定立即辞职。明妮吃了一惊：从来没有见过哪位校长在学期结束前辞职，可是不管她怎么劝，姗娜坚决不改初衷。我在办公室里间听见她说：“我受不了这些了，我家人也要我回去。”她说父亲已经卧床不起了，想要她回上海去。
明妮一筹莫展。姗娜两天后离开了，明妮只好自己来接管家庭手工艺学校的行政这一摊子。唐娜虽然是中学的校长，可是她不懂中文，连女生们在登记表上的名字也看不懂，所以需要别人帮她很多忙。明妮的工作量大增，只好每天加班，经常到凌晨才能睡觉。
这种情况不能再拖下去。要是爱凤能回来就好了，可她的未婚夫还关在天津的监狱里，她不能半路离开，那会使得营救他的各种努力都前功尽弃。丹尼森夫人来找明妮，商量着怎么才能把姗娜再请回来。老太太也很担心，眼看着明妮一个人怎么也处理不过来那么多事务。丹尼森夫人想帮一把，但是管账和房屋整修的事情就让她喘不过气了。我几乎一声也没吭，只是听她们说。经过权衡利弊，两个负责人决定派爱丽丝代表金陵学院去上海，恳求姗娜回来。“我们早应该多培养些领导人才。”丹尼森夫人叹气道。
事实上，金陵学院有不少毕业生在中国各地当中学校长，不过她们谁也不会回到日本占领的南京来工作。丹尼森夫人一走，我就冲着明妮说：“你不应该提那个建议！”
“你在说什么呢？”
“你不应该派爱丽丝到上海去求姗娜回来。你这样做，那个无礼的女人就更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
“我们这里需要她。”
“那好吧，要是这样，等这个学期结束了，我走。”
“行啦，安玲，我知道你不高兴，也很沮丧。这里的每个人都面对压力，都有碰不得的神经，可我们还得一道工作，共渡难关，防止这里沦落成精神病院。”
“我走定了，别说我没提前通知你。”我站起身来，朝门口走去。
明妮没把我的话当真。她明白我是不可能辞职的，因为我们全家都住在校园里，我在别的地方大概没法找到安全的住所。她经常说我是“刀子嘴，豆腐心”，是个只在外表严厉的人。她认为中国最大的障碍不是战争，不是腐败，而是所谓的脸面——每个人都生怕丢脸，谁都不愿意让步，结果，很多能量和时间都浪费在琐事上了，这一点让她痛心疾首。为此她很同情蒋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