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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安魂曲-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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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把我们的请求转告松井将军。”施佩林再次恳求。

“我是这里的指挥官。告诉唐生智,我们要将南京城杀个鸡犬不留!”

施佩林只好赶回来,如实向唐将军转告。这位使者急得把脚脖子都扭伤了,走路只好拄着根棍子。现在,部分守城部队一定已经得到了撤退的命令,开始向城外撤退了,但是很多部队却还蒙在鼓里,还在盲目地作战,全不知两翼已经空虚,注定会被歼灭。

听完拉贝关于停火斡旋失败的陈述,几个人好长一阵沉默。我很想哭,但还是克制住,用手遮住了脸,几乎喘不过气来。

“兵败如山倒啊。”瑟尔对明妮说,用了句中国成语。

“蒋介石应该对这场灾难负责。”她气愤地说。

“对,他应该被送上军事法庭。”瑟尔说。

“问题是,他就是自己法庭上的法官。”拉贝用玩笑的口气加了一句,摆弄着挂在脖子上的望远镜带子。尽管是在调侃,他的声音却很沉重。

瑟尔要动身去一个星期前在外交部设立的临时医院了。市政府已经交给国际红十字会五万元——瑟尔和明妮都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用来建立医院,可是即使有这笔不小的资金,他们也没有足够的人手。瑟尔无法找到医护人员,不停地抱怨中国医生全跑光了。到目前为止,留在城里的只有一个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森。他刚从哈佛医学院毕业不久,眼下在南京大学医院里,忙得不可开交。明妮和我跟着瑟尔一起出门,坐上了我们的吉普。我俩开上了上海路,向城东北驶去。

我们左转上了中山路,这条路通向挹江门,出了挹江门可以到达下关码头。我们刚转上来,就被眼前恐怖的场面惊呆了。整个城市的人都在逃命,人流都朝着江边拥去。我们经过的每一条街上,到处都是我们的士兵脱下扔掉的军服。道路两边排满了正在燃烧的车辆,火炮旁边摞着成箱的炮弹,重机枪还捆在死驴子身上。一群骡子站在那里,身上驮着高射炮的部件和弹药,不知所措地动不了窝。一匹带着马鞍的杂色马,对着天空高声嘶叫,仿佛遭到什么看不见的猛兽的袭击。大批的士兵向北蜂拥而去,大多数人两手空空,但有一些人皮带上还挂着搪瓷饭碗。满地都是钢盔、步枪、手枪、水壶、捷克式轻机枪、背包、军刀、手榴弹、大衣、靴子、迫击炮、火焰喷射器、短把铁锹、镐头等。一支黄铜军号旁边,放着一只生猪的脑袋,它的大鼻子朝天,可两只耳朵都不见了。我们快到国际俱乐部时,路面上塞满了翻倒的车辆、三轮摩托车、牲口拉的马车、电线杆和乱糟糟的电线,车子不可能再往前开了,于是我们决定步行。我们拐向右边,把车开进德国大使馆的院子,征得脾气急躁的乔治·罗森的许可,我们把吉普停在他那里。罗森是政治事务秘书,是留下没走的三个德国外交官之一。和他的同事不一样,罗森是半个犹太人,不能佩戴纳粹党的“卐”字徽记。

明妮和我徒步向北走去,只想看看我们的部队是不是还控制着撤退的路线。大都会饭店出现在眼前,已经被浓烟和火焰包围了。我们经过的那一刻,一队仍然荷枪实弹的士兵朝我们跑过来。一共九个人,都穿着草鞋,在我们面前停了下来,扔掉步枪,两手抱在胸前,请求明妮接受他们的投降,好像她也是个占领者。他们的班长一脸泪花,向明妮恳求道:“大婶,救救我们吧!”

这一举动使明妮慌乱不安,我对她说,“他们一定以为所有外国人都有办法替他们找到避难所。这些当兵的真可怜,被当官的抛弃了。”我说着,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我太伤心了,俯下身去痛哭起来。

明妮拍着我的头,用中文对那几个人说,“我们没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武器。如果你们想留在城里,到安全区去吧,你们在那里可以得到保护。”

那几个人摇着头,仿佛被吓得再也不敢返回那个方向了。他们向后一转,跑掉了,枪也丢掉不要了。明妮拣起一支步枪,还很新,枪托上印着这样四个字:“人民血汗”。这些字来自委员长的教诲,刻在国民党军队的很多武器上。明妮的两道浓眉拧成了结,深深叹息着扔下了枪。

我一边擦眼泪一边告诉她:“在我们国家里,一个农民干一辈子才能买得起一支步枪。想想他们扔掉的那些装备——天大的糟蹋啊。”

“是啊。路易斯说,他看见一些崭新的大炮被丢弃在郊外,一次还没有放过呢。”

我们继续向城门走去。看到四周的一切都被摧毁,真让人难过万分,大半楼房和平房都被烧毁了,有些还在冒着烟。走过英国大使馆之后,远远便可以看见挹江门,可我们已经太累,再往前就走不动了,而且我们意识到,想出城门去看看江边是什么情况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停下了脚步。从这里遥望,城门前堵着沙包,架着机关枪,成串的士兵用绳子、消火水管和云梯,去攀登十五米多高的城墙。逆着烟雾弥漫的落日,可以朦朦胧胧看见城墙顶上,还有两层的楼阁边上,都趴满了人。从人群移动的样子,我们看得出码头一定还在中国部队手里。我们转身返回,朝德国大使馆走去。

暮色降临了,几只蝙蝠掠来掠去,像是鬼头鬼脑的蝴蝶。往回走我们得逆流而行,明妮走在我前边,一边推搡一边喊:“让我们过去!让我们过去!”人们都在不顾一切地急于往外逃,遇到我们挡道碍事,就骂起来。突然响起汽车鸣笛声,身穿便装的卫兵们挥着盒子枪,大声吼叫:“闪开道!闪开道!”

那些来不及让开的人,便被卫兵连推带搡。只见卫兵身后开过来两辆长轿车。“看!唐将军!”明妮对我说,指着坐在第二辆别克后排座位上那个瘦脸男人。将军垂着脑袋,好像正在打盹儿。我们注视着这位南京守军总指挥,这时半块砖头打在他的车上,一个声音大喊道:“王八蛋,我操你祖宗八代!”砖头只在车窗上留下一个白点儿,卫兵什么也没说,瞪了叫骂的那人一眼,就只管往前继续清道去了。几分钟以后,轿车向左转弯,看不见了。天黑后唐将军一定有他自己的办法过江。








十二月十二日,南京的城南和城西,炮声响了整整一夜。凌晨两点,我回到校长办公室的里屋,忙里偷闲打个盹儿。外边不时传来机枪的射击声。我和衣在一把扶手椅子里睡着了。蒙蒙眬眬间,我看见中国士兵们在长江里爬上帆船、小木船、木筏子,日本人的飞机在头顶上朝他们扫射。有的船起火了,有的翻了,成百上千的士兵掉进浑浊的江水。有人在水里扑腾着,有人抱住船板、桅杆,很多人沉了下去,嘶声呼救。

一声爆炸把我惊醒。“大灾大难啊。”我摇着头,自言自语道。我坐起身来,伸出脚去摸索我的鞋。又去摸台灯,马上意识到早就停电了——我们学校有一台发电机,不过还没开始发电。我站起身,向门口摸去,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我磕磕绊绊朝大门走去时,东边天空已经出现绯红的云彩,微微发亮了,校园里静悄悄的。路海迎上我,说有几批中国军人过去了,有些大兵还向正在门房里值班的他们讨要老百姓的衣服。几个人倾其所有,把能给的都给了他们。

大门外沿墙,士兵们丢下了一大堆军服,还有一些步枪、匕首和子弹袋。我们把衣服收集拢来,一把火烧了。至于武器,我叫路海都沉到图书馆大楼后边的水塘里去了。

天亮以后,附近的一大群居民出现在大门口,恳求门卫让他们躲进来。明妮走过去,隔着铁栅栏门告诉大家,他们的住所已经在安全区以内,所以他们都是安全的,应该把地方省给没地方住的难民。大家又发泄了一阵不满之后,愤愤地离开了。有几个表示要给我们干活的男人还骂了起来,因为我们只能雇两个送水工。金陵学院有自己的水井和水龙头,不过,给住在室外的人们提供饮用水,需要有人运送。现在校园里共安置了两千五百多难民,已经饱和。

十二月十三日,日本完全控制了南京城,粥场终于在操场旁边搭建起来了,是一个没有门的棚子,大约二十米长。粥场的粥,三分钱一碗,卖给身上有钱的人,但是对于没钱的人,这里也免费提供粥饭。来粥场领饭的难民,按照各个住宿楼的顺序,一个楼的人领完,下一个楼的再来。即使是这样,到开饭的时间,手拿饭碗和饭盒的人群还是蜂拥而上。我一看到这情景就很生气,忍不住地训斥他们。早饭时间长达三个多小时,十点半才能收摊。在这之后,伙房的人们可以休息两个小时,到下午再开第二餐。校园里一天提供两餐。

早饭时间里,很多妇女便在校园的四个池塘里洗衣服和刷马桶,母亲们不时呼唤着孩子们。一群男孩子到处乱跑,好像急于把这个新地方看个遍,几个小女孩子也跟着他们。早饭以后,校园里安静下来,可是大约正午时,大门口忽然传来一阵喧哗。“鬼子,日本鬼子来了!”一个孩子喊道。我和明妮赶快过去,只见一个日本军官正在抽路海的嘴巴,一个当兵的手里拿着绳子,要把他捆起来。“住手!住手!”明妮大声喊道,冲到他们跟前。“他是我们的雇员。”

矮胖的中尉惊愕地转过脸看她,说了几句我们谁也听不懂的话,然后轻蔑地示意身后那个当兵的,那人把路海放开了。

一队日本兵经过之际,忽听一声叫喊:“救救我啊!”

我们冲过去,认出是给图书馆看门的老胡,他的胳膊被两个日本兵抓着,其中一个胳膊肘上挂着老胡的新哔叽大衣。明妮一把在老胡背后抓住他的背带,迫使那两个日本兵停下脚步。“他是给我们干活的,”她对那个矮粗的军官喊道,“苦力,苦力,你懂不懂?”她的褐色眼睛气得要喷出火来,“你们不能无缘无故就抓人。”

那军官看了看她胸前的红十字标记,仿佛一时摸不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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